<Eichmann in Jerusalem>读书笔记：1

Hannah Arendt是我很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我最初接触她，是本科时有位同学的毕业论文研究Arendt的另一篇著作<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后来我才把这位犹太裔美国女哲学家和大众相对熟知的【平庸之恶】概念联系了起来。

想读<Eichmann in Jerusalem>由来已久。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但从小接触的教科书、影视剧里对犹太人遭遇德军暴行的刻画比比皆是，柏林、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主题纪念馆也给我很大冲击。我的反应混杂着愤怒、恐惧和不解: 纳粹强大、嗜血、拥有忠诚冷血的党卫军先锋队做鹰犬，但是在整个国家、整个大陆的范围内，肉体消灭一个民族，变态的仇恨和杀戮的欲望背后，是否还有我不知道的因素。当代历史中，不少极权统治下，少数民族被压迫、驱逐乃至屠杀的惨剧，在二战结束后也仍在世界不同角落上演。在全世界都在向右转的21世纪10年代末，了解纳粹法西斯的历史格外有意义。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讲述的是1961年，潜逃在阿根廷的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情报机关绑架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审到被绞死的一系列事件。Eichmann是纳粹党卫队的“犹太问题专家”，其人生平我不赘述（见维基百科）。Arendt当时联系了纽约客杂志，请缨前往耶路撒冷报道这次审判，并将她在法庭旁听的六周经历，结合出庭前Eichmann的笔录，法官、控方、辩方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分析梳理，连载在了纽约客杂志上，后来编纂成书。

Arendt当时已经是声望颇高的学者作家，但是此书一出，招来诸多非议。Arendt公开质疑以色列政府公审的方式与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公诉人-以色列总检察官Hausner获得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Ben Gurion授意，将本是关乎人性的审判，转为“描述犹太人大屠杀的整体情况”，上演了一场以色列的“国家构建”演出 ，审判了“反犹主义”这一宽泛的概念— “It is not an individual that is in the dock at this historic trial, and not the Nazi regime alone, but anti-Semitism throughout history.” Hausner请来大屠杀幸存者证人，连篇累牍控诉纳粹的暴行，在国际媒体中制造犹太受害者和纳粹施暴者间明显的界限。Arendt作为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对自己民族的惨痛遭遇自然是十分同情，但她敏锐的指出，控方大多数证人的故事（例如东线集中营里的杀戮），和屠杀清洗犹太人的高层决定一样，其实并非Eichmann的直接责任。Ben Gurion打的算盘，是用“整体情况”叙事，把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苦难，作为团结海外犹太人、教育战后年轻人的宣传工具。在以色列建国以前，犹太人分散而无助，在纳粹的铁骑下， “Jews had degenerated until they went to their death like sheep”；而十七年后，以色列的存在，让犹太人终于有了勇敢声张正义的底气和能力。然而，Arednt指出，海外的犹太人不需要这样一场审判来提醒自己十几年前侥幸幸存下来的大屠杀，在集中营里起义的犹太烈士们也证了这个民族不需要以色列立国才能寻回自己的勇气。

为了避免过多损害这“整体情况”的叙事，加强纳粹施暴与犹太人受害这一二元分界以换取政治资本，以色列更检方淡化了与犹太社区领袖在大屠杀里不光彩的角色。例如，Theresienstadt Ghetto（泰雷津集中营）被送往毒气室的名单是由当地犹太理事会自行决定的。这一史料被检方遗漏了：在Arendt看来，原因不外乎是检察官担心这样的证据会削弱自己的政治使命。(“The prosecution’s case would have been weakened if it had been forced to admit that the naming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sent to their doom had been,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job of the Jewish administration.”) Arendt从书籍和证人证词里，多次提到了处于道德灰色地带的犹太人：和纳粹合作成立Judenrat（ 犹太居民委员会）的犹太领袖、在Theresienstadt Ghetto（维持治安的ghetto Police，甚至是集中营焚尸炉工作的犹太工人。不管是出于对局势判断的天真、对纳粹手段的无知，还是在灭族威胁下不得已的下策，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犹太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犹太人被辨认、清点、运输和屠杀的命运，参与了自己的毁灭。在反犹主义横行的二十世纪欧洲，犹太领袖本应指引、庇护自己的同胞，但事实上，他们的权威反被纳粹利用。在书中，Arendt写道，

“ To a Jew this role of the Jewish leader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i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 In the matter of cooperation, there w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ighly assimilated Jewish communit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and the Yiddish-speaking masses of the East. In Amsterdam as in Warsaw, in Berlin as in Budapest, Jewish officials could be trusted to compile the lists of persons and of their property, to secure money from the deportees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ir deportation and extermination, to keep track of vacated apartments, to supply police forces to help seize Jews and get them on trains, until, as a last gesture, they handed over the asse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good order for final confiscation…[They] were voluntarily ‘bearer of secrets’ either in order to assure quiet and prevent panic…or out of ‘humane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at ‘living in the expectation of death by gassing would only be harder’.”

除了国内锡安民族主义政治的动机外，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高规格审判Eichmann同样有外交考量。以色列是一个从成立起就有着强烈生存危机的国家。1962年是第二、第三次中东战争间的和平时期，但以色列同样在通过别的方式与阿拉伯邻居们剑拔弩张。Ben Gurion想通过审判Eichmann揭露阿拉伯世界包庇、勾结纳粹，但即使没有这场审判，彼时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敌视、对犹太人敌人的支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审判的证词并没能证明Eichmann和耶路撒冷当地伊斯兰领袖之间的瓜葛。

Arendt也在书中提到了以色列和联邦德国政府间暧昧的态度。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以色列当时却在向联邦德国贷款；以色列也不想因为这次“非法”审判（Eichmann是被非法绑架去的以色列而不是通过阿根廷政府引渡）让两国关系恶化。Eichmann的审判形成了空前的国际舆论压力，在德国国内造成了一波对潜逃、潜藏的前纳粹分子的清洗。这些曾经的刽子手或得已脱罪、或隐姓埋名，有些甚至在战后的新政权里谋得了一官半职。Ben Gurion对这场审判采取的“不问罪责，只讲故事”的态度，本能将所有与Eichmann和党卫队有瓜葛的德国军、政、民间机构通通公诸于众，但是检方同样出于政治和外交敏感性，并没有传唤那些在西德政府高层就职的前纳粹党证人（西德总理的幕僚长， Dr. Hans Globke，曾为纽伦堡法案出谋划策，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法律智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