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

中美故事。不党,不卖,不盲;独立,中立,直立。乔木,旅美学者。

我,中国新闻奖评委,对廖君事件的评论

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记者廖君女士红了。很多昔日的新闻界同行、普通网民在评论,有批评的,也有为她叫屈的。一些人还问我对她的报道、她被表彰的看法。

我是春节前回中国探亲,遇上疫情爆发,航班要取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2月4日回到美国家中。原以为能安全一点,不想3月美国也爆发,而且迅速蔓延。仅我住的大华府地区的弗吉尼亚州,离家10英里(16公里)范围,就有5例;30英里有54例,60英里73例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踏实在陕西榆林老家陪着父母,着什么急回来上班、陪妻女?早知如此,李文亮也不会被训诫,并被廖君报道了。 

中国的事,我很少说了。丘吉尔说过:“不要在国外批评你的国家,但在国内不要停止批评。”旅居国外,还是希望祖国一切安好。现在说说廖君,也是希望她未来的路走好。 

去国三年,自认还是有点资格评说记者和媒体。我做过15年的国际新闻教授和主任,也做过中国新闻奖(评作品)、长江-韬奋奖(评记者、编辑)的评委,和新华社的几位社长和其中的一位夫人,也熟悉。有许多学生和同学、朋友在新华社,有一位还是某人口大省分社的社长,春节前一起喝酒,交流过新闻工作。 

廖君的事,源于受表彰,引起人们对她的报道的不满。 

她是新华社湖北分社都市部主任,高级记者。最近的中央媒体专版赞扬她:“向你致敬!逆行而上的女记者”。3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见面会,廖君是被推介的7位“巾帼奋斗者”之一。 

她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那她怎么讲述的呢? 

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 

69天590篇,平均每天8.5篇,可能吗? 

写作是个复杂的脑力劳动,写新闻稿更要找选题、去现场、采访、核实、写作、修改、发送,很费时间和精力。虽然被人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时候,可以亮出尚方宝剑、国社招牌,但总归不是像打开阀门注水那么简单。 

但人家就能完成。想想也有可能,原因有三: 

一、她是部门主任,手下有不少记者。同事的稿她修改、把关,最后领衔署上她的名。出了事,她担责;受表彰,她代表。这也是大学领导、导师指导博士的套路。 

二、中国的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多是正能量。有很多单位、地方希望能被报道表扬。记者去了好吃好喝招待,车马费和新闻通稿一拿,回去署上自己的名发布就成。很多地方还专门有通讯员给媒体供稿,能把本地的好人好事宣传一下,署上廖君的名字,不敢怒不敢言,求之不得。 

三、新华社的稿子有长篇通讯、特稿专访,也有简讯快讯、刚刚收到的消息,可长可短。比如说每小时发布一下武汉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八小时就是八篇,网民叫刷屏,记者叫廖君。 

如果她写的都是内参也好,反正大众看不到,可是500多篇是署名的公开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被人搜出,引起争议。比如廖君是第一署名的: 

《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当然,第一条是医院和专家的意见;第二条是她转述公安机关的处理。可是,如果记者只是个搬运工的话,是个网民就能干,要我们这些新闻学教授和专业媒体干什么?开个自媒体账号就行,搞个网红直播更好。 

记者要有社会责任、做人良心;要有大胆质疑,小心求证;要有情怀,有取舍,即使是做不到真话不全说,也要假话全不说,特别是人命关天的事。 

第一条显然说了假话,武汉疫情正是人传人,而不是华尔街的人传牛,股市崩塌。作为记者你求证了吗?采访过不同的观点吗?老师教你的平衡报道、多个信源,你做到了吗? 

第二条报道只是公安部门的一面之词,他们说是“不实信息”,你就信?这事该问医生还是问警察?你采访过当事人吗? 

特别是第二条被处理的八名医生中,就有因公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一个被训诫,含冤离世;一个落井下石,大受表彰。 

就算当时身不由己,过后有愧疚吗?有跟进,有弥补吗?

《人物》的记者默默采访、写出“发哨子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在准备先进事迹报告吧? 

再说那90篇内参,作为党的喉舌、领导的决策依据,在中国能够理解。但是中国媒体不也有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反映群众疾苦的要求吗? 

中宣部一直在开展“走转改”运动(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廖大记者你写了那么多奏折式内参,走过基层吗?500多篇千篇一律的稿,转过文风吗?报喜不报忧,改过作风吗? 

接下来也许廖君应该做两件事,挽救其职业信誉。一是道歉,二是不断求证。 

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新华社资深记者、我的忘年交李竹润(笔名黎信)先生,当年我做新闻主任的时候,曾聘他做教授,听他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道歉。他在80年代的时候,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为了配合形势,扩大雷锋的影响,发稿说西点军校挂雷锋像、学雷锋。后来确认这不是事实,他在网络公开道歉。 

第二件是他对业务的钻研、认真。 

1984年国庆35周年邓小平大阅兵,出现四句话:“同志们好!首长好! /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这几句话后来成为阅兵的标配,沿用至今。 

李竹润说,当年对外报道发英文稿时,他作为把关人,发现值班编辑把“同志们辛苦了”翻译成You are tired (你们太累了)。 

他当时给改为Good job(干得好)。这是个地道的英语表达,意思虽有了,但并不全面,特别是和后面的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不太搭配。由于赶着发稿,就那么处理了。但是并不满意,一直在思考。  

外国的阅兵并没有类似的问候、应答。但中国的既然有,就应该翻译出来。后来他终于想到更好的、符合当时场景、英语表达和搭配的翻译: 

Hello,comrades! 

Hello,commander!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We serve the people!

(支持原创:paypal.me/qi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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