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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权

2018.7.22

《豆瓣短评里的道德景观与现实焦虑》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683224097/&dt_dapp=1

改开40年来国家逐渐从公民的私人生活中退场,婚姻制度的松动留下了巨大的道德真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焦虑。

“正是因为这种对婚姻、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普遍焦虑——这种焦虑与财产和经济权密不可分——道德意识才被召唤了回来,道德成为了捍卫安全感唯一的武器。”

这篇文章最后仅把“三观”集中落脚在两性关系方面,缺乏对更广阔区域的探索与解读,但仍算挖掘很深刻了。

另外,密歇根大学妇女运动史学者王政日前接受《澎湃·思想市场》采访时给出了一组数据,她指出:

“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例是80比100,当时美国是56比100,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性别比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如果以私有财产来计算的话,差距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

让我再吹一波80年代吧。


2019.2.4

要认真阅读三遍才对得起这样沉甸甸的肺腑之言。

女权的终极诉求是男女权利基本实现五五开,而现状是七三开(至多六四),这意味着女权必然是希望(必要时强迫)整个男性让渡部分已有权利的运动。

也就是说它虽然目的是和谐,但过程一定具有对抗性。

屁股决定脑袋,既得利益者/集体会跳脚再正常不过,你不可能妄想他们主动自愿把头伸出来让你革,至少目前大部分人类还没达到“为其他群体利益/共同利益思考”这境界呢。

所以虽然我也希望图中的男性能越来越多,但比起这个,还是寄希望于自己抗争可靠多了。

最好情况是跟肉食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历史无数次证明这几乎是痴人说梦,人无法超越自己屁股所坐的地方进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武器——to make ourselves heard,carefully.

真正的女权一定是对受益于现行制度的部分男性和女性不利的,但最终必然让两性整体活得更加轻松自由。

所以问题就是,作为个体的我们选择屁股决定脑袋,还是反之?


2019.4.27

《女人画出的女人,和男性凝视中的女人哪里不同?》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693855749/&dt_dapp=1


2019.7.17

关于山大学伴的讨论,在山大女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帖子出现后再次落入了庸俗的女权与男权对立之中。正如最近公共领域的其他观点交锋一样,过早地被模糊了重点,在细枝末节中失去了力量。

这件事根本无关国籍、种族、性别、交往性质,而在于一方在一段关系中自愿变得卑微,我反对的本质正是任何不平等关系。

你当然有权自由挑选交往(所有形式的私人交往)对象,但如果你需要被层层筛选过后才能如愿,这首先已经说明你被降级成了供对方或对方的代理人挑选的“资源”。那么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无权对“自愿成为资源的行为和行为主体”表达反对意见吗?

很多声音表示,只要是你情我愿,他人就不应干涉,但事实是,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用“你情我愿”来搪塞的——我们如何对待现实生活中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的而自愿放弃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的人?如果真的遵守“你情我愿”原则,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救援自杀者,不应该试图唤醒自愿用人格交换财富地位的奴才,女权主义者也不应该干涉自愿屈从于父权社会并主动享受性别红利的女性。

这显然和我们的本能不符,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当代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式处事之道,乍一看洒脱,其实却否定了同理心的存在,而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社会规范实质上都建立在同理心的基础上。如果抽掉同理心,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

最后再次重申,我对山大学伴事件持批判态度,但理由和其他碰巧处于同一立场的人并不必然相同,拒绝论迹不论心的解读。


2019.7.23

总结一下当代男性如何千方百计阻止女性成为女权主义者或女权运动的支持者。

1)先介绍一种最近兴起的新策略,不再以否定的形式反对,而是以“关爱”的姿态告诉女性:“平等有什么好的?你们要承担更多责任和压力,很累的,我不舍得你们那么累。”

我的回答:“既然男性累了那么久,是时候让女性累一下了,我们不介意的。”

2)老生常谈的“生育天职论”,我不知道连自己日子都过不好的人去关心人类命运有什么意义,可能他们觉得最近av不好看了吧。

我的回答:“如果国家/人类的未来是建立在女性牺牲之上的,那灭亡才是天降正义。”

3)“违背自然规律论”和“影响社会和谐论”,虽然这些人被问及何为自然规律及社会和谐的时候永远只能背几句文言文,用封建时代理论讨论21世纪问题,大概也算瓷国特色之一了。

我的回答:“其实人类是死是活是异性恋是同性恋,大自然真的不care。”

4)这一种论调更隐蔽和鸡贼,他们最爱阐发的灵魂拷问是:“女权运动有什么用/能带来什么改变?”比如“印度男人因为女权游行就不强奸了吗?”

我的回答:“那么印度男人(actually全世界男人)因为没有女权游行就不强奸了吗?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选哪个还不是简单决策。”

另外,既然正好提到强奸,那我也有一些话想说。

被Teresa砍掉一只手的强盗为了复仇,重新找到Teresa要强奸她。Teresa问:“这样的肉体(根据设定,Teresa这样的女战士的身体因与妖魔的血肉混合,丑陋恐怖不堪入目)你也有兴趣?”强盗答:“这不是为了兴趣!这是为了让你后悔!让你痛苦!让你为砍掉我一只手而付出代价!”

这个情节非常形象地反映出,强奸的本质是暴力和羞辱,而非获得性快感。这是专门为女性设置的侮辱和惩戒手段。毕竟,你无法想象一名女性,不为性欲通过强奸一名男性而惩戒/报复他(至少不会是前十个想到的手段)。

同理,生活中很多无意识规则其实本身已经被既定性别政治体系所渗透,我们却因为其身处盲区而无法鉴别,这才是最可怕的。比如哪怕女性羞辱女性,“没男人喜欢你”也是常用句型,男性之间的羞辱却更多集中在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方面,是否具有性吸引力仍在其次。这话题要发散开来能说好久,按下不表,可参见《残忍的女性相煎》(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717389377/&dt_dapp=1)。


《“他们看上去的关爱,却使女性变得更加虚弱” | KY随笔:作为女性,你是否相信自己的声音?

https://mp.weixin.qq.com/s/jBKE9_5yGh5KHRbkId7_Xg

想重点聊聊文中提到的“海因茨偷药”例子,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因女孩不按照自己的预设回答问题就轻易下结论“女孩应对规则的心理发展水平不如男孩”的男性学者固然傲慢,Gilligan(下简称G)的重新解读我却也不赞同。

在没有看到双方解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和他们都相反——“拒绝按照预设回答问题”不正是体现了敢于蔑视权威反叛规则?不正是体现了有能力跳出思维定式进行独立思考?

如果我像本案例中的男性学者一样傲慢,大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女孩在应对规则时比男孩更具有勇气和创造力。”

但我显然不会这么做。我想表达的重点在于,哪怕针对同一种确切现象,每个人的解读也都会不同,这就是量化科学的陷阱。科学如今代替宗教成为了新权威,且是一种更看似合理更难以推翻的权威,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量化科学在量化的过程中已难免遭到偏见和立场的污染,不再算得上纯粹客观(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有更详细论述,稍后在评论中贴链接)。

因此G将此解读为“女性更关注关怀、责任、维护关系”也同样是主观认知,并不值得被奉为圭臬。

这里也就引出了G的观点广遭诟病的一方面——她仍然对“男女气质”做出了区分,间接承认了这种很可能是后天习得的非生理差异。“至于这种差异是生来还是习得的,她认为这并不是她要讨论的重点。”其实是非常消极现实主义的态度,即某种东西既然已经存在,我就不去思考它为什么存在,只去思考如何cope with it。

关于这一点我稍微扯远点,就是前几天我推特主页在讨论的“劝女性少走夜路是善意提醒还是变向压迫”问题。

我的观点引述如下——
双方都有道理,只不过一方代表现实主义,一方代表理想主义罢了。
持图中观点者的关注点在于“自身损失”——屎出现在路上当然是错的,自由走路也确实是权利,但走在路上踩到屎是你的损失,不是屎的损失。
现实主义者希望寻求立即、有效但绥靖的解决办法,理想主义者诉诸长远但又忽视了当下的问题(这句话是核心)。
很多事情如果去掉性别因素,完全可以简单得多。
巴黎刚遭恐袭那会儿也是这么两派观点,一方选择待在家避风头,另一方则坚持照常出门,表示:“恐怖分子希望让我们害怕,我们不应该如他们的意。”
其实只是两种权衡利弊的方式,没有那么多其他考量。
本质上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博弈。执着于应然却看不到实然很可能活不过今晚(放弃长度选择质量),但反过来只着手实然却拒绝探寻应然也不过如履薄冰多活些时日罢了(放弃质量选择长度),都非上策。

再拉回到这篇文章。虽然不认同G的很多观点,但有段话我深以为然——

“事实就是这样的,女性的声音被保留在了那些她们认为是最最安全和最最私人的关系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方式污名化她们的声音,比如不理性、比如没见识等等。

而最后,女性又因为在政治和公共领域缺席了声音,被继续污名化——果然女性只关心最私人的事情,并且以此为理由,人们更加不严肃地对待女性的声音。”

人类社会中的性别地位角斗也包括着(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话语权的争夺,如果用女性的声音无法被认真聆听,那么不要害怕成为泼妇,不要害怕使用武力。

如果我有女儿,我会告诉她:“不要害怕被称为泼妇和荡妇,在这个畸形的社会里,贬义词往往承担着更真诚的褒义功能。”


2019.9.20

看完魏圆圆案能把我气死。

令人心凉又醒脑的是,我关注列表里那些曾经志同道合一起讨论少数派人权的男性KOL集体噤声。可见唯有身处涉及自身利益的大事面前,才能明白女性永远只得靠自己奋战。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对此我确信无疑。

一方面,男性借由婚姻法跨越了自己的生理局限,靠人间的法律战胜了自然的选择,从女性手中抢夺了生育权和生育力,从而获得确保拥有自己血脉的继承人。鉴于男权社会是不遗余力保护男性生育权和生育力的,所以女性有生育能力,但只有在奉献给某男性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能力。

另一方面,男权社会现在已经改变策略,开始使用更隐蔽的糖衣陷阱了。他们打着关爱女性的幌子,制造出看似对女性有利,实则是杀猪盘的恶毒规则(如月经假等)。这本质上是提高女性在企业眼中的雇用成本,削弱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达到将女性软禁在家庭里的最终目标。因此为月经假欢欣雀跃的女性麻烦醒醒!单方面给女性放假永远是心怀鬼胎的诡计,因为这意味着进一步人为拉开男女生理差距,必然结果就是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更偏向于在同等情况下选择男性。真正对女性关怀的政策请参考北欧五国,女性休产假男性需陪假,至少在就业方面消除了企业的顾虑。

可见平等的国家善用良策尽力弥补先天不足,不平等的国家擅用恶法有意扩大群体差异。


2020.1.13

神仙新剧《Mrs. America》4.15上线hulu!

KB这次饰演上世纪70年代极具争议的保守派女律师Phyllis Schlafly,她虽然身为女性却是坚定的反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她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追求“平权”对大部分女性来说是一种倒退,女性会因此失去“保护”,但另一方面她又积极主动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终她几乎凭一己之力成功反对倡导男女平等的《平等权利修正案》通过,导致该修正案至今仍未获得批准。

其实剖析来看,PS的主张并不新颖,不过就是60s-70s第二波女权运动里分出来的流派,所谓自由派女权主义罢了(我曾经也是,另外再提)。对标到国内即王小波所说的“做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19.4.27写的文章里详细阐述了自己观点发生转变的过程及原因,在2019.12.20进一步提出了内心的疑惑与矛盾,同时在2019.9.15发表的对理客中的嘲讽中找到了部分答案,以上文字可自行搜索。

铺垫完了直接跳到致力于捋清家庭主妇悖论的家庭正义论上(参见《正义、社会性别与家庭》)。家庭正义论修正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延伸扩展至家庭领域。它的主旨是希望建立一个符合正义原则的家庭。在苏珊·穆勒·奥金的论述中,家庭内无酬劳动的不均衡分配是性别不正义的起点。她认为获得一个正义社会的前提,是需要构建正义的家庭——“因为我们首先在家庭中获得自我认同,学会如何与人相处,这是道德形成的根基。”

一言以蔽之,只要家庭内部的权力存在不对等,只要家庭内部以真爱之名行剥削之实的分配不正义不得到正视和改善,家庭就谈不上正义。而家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机构,无论是人口再生产还是文化、观念、习俗再生产,其形态都会影响社会。正义社会有赖于正义家庭,而正义的家庭必须从平等分配家务开始。

那么很显然的一点是,当今瓷国的大部分家庭显然无法达到罗尔斯眼中的“正义”——一方面,对大多数男性来说,家庭是他的支持系统,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家庭是她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对比发达国家,瓷国婚姻法缺乏对家庭妇女的补贴和必要保障,作为参考附上几个我了解的例子:日本👉🏻https://mp.weixin.qq.com/s/6ZHltONfq6I9WrFvK1cCyA;美国👉🏻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group/topic/154057454&dt_dapp=1;德国以家庭为单位报税其中一种组合是赚钱多的一方选用低税额,低收入或不工作的一方(不幸的是这一方通常是女性)选用高税额,其实目的也是软性逼迫低收入的那一方回归家庭,但法律往往偏向婚姻中的弱势方👉🏻https://mp.weixin.qq.com/s/X7jQpvZ3lZyLqsKpE2P0PQ和https://mp.weixin.qq.com/s/BWouNsDsHQ1d9LVn2pT8OA)。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妇女遵循自主意愿(不提到底是真正的“自主”还是自以为的“自主”,毕竟人类的思维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氛围的塑造)投身于家庭,几乎等同于袖手旁观羊入虎口。不仅如此,考虑到人类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一旦社会中大量出现家庭妇女,其造成的peer pressure也会对女权运动造成重大阻碍。而再温情的叙事也掩盖不了这一本质。

讲完了我反对自由派女权主张的理由,再给个甜枣吧。其实我完全能理解自由派女权的担忧(参见我在2018.4.7写的文章),这种担忧说白了就是:“我承认要更多权利意味着承担更多义务并自觉放弃社会给弱势群体的红利,但我不知道主动交出这些红利的同时是否能获得我争取的相应权利作为等价交换。如果这种交易有延迟(甚至是抵赖),那么我不就得不偿失,反而让自己的处境更艰难了吗?”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质疑,但事实上亦是囚徒困境的变体,而囚徒困境又源于双方在权利不对等情况下自然产生的互不信任。银货两讫这种交易方式只能在双方面对面的时候达成,一旦变成远距离线上交易,就寸步难行。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只要心智健全就不会愿意首先交钱或交货,因为主动一方必然是承担风险的一方。因此作为中转平台的支付宝才会被发明出来,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得到双方信任的、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

可见囚徒困境有出路,人类之间的不信任也并非无法解决,从这个例子来看,就能更好明白“因为不信任买家而干脆不出售任何商品”的荒谬之处了。

同理,因为不确定改革两性政治地位带来的风险就选择保持现状自欺欺人,实属一叶障目。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缓冲期通过保障措施实现安全过渡,可以做的事太多,这里不赘述了。

另外附上——

美国劳工统计局对家庭内收入差异问题的调查结果👉🏻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status/2483036191/&dt_dapp=1

中国家庭内部家务劳动的不平等👉🏻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91867?dt_dapp=1

Ps. 这篇文章讲的似乎只是相关而非因果关系。事实上目前国内的育儿负担也不均衡,而均衡负担家庭中的女性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中释放可靠信号将自己与侧重家庭的女性区分开,使得雇主只能实行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同时法律不承认女性签署若干年内不生育的协议,剥夺了她们发出类似信号的最后机会。

如果法律再有效禁止任何隐性的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那么道德风险会使得家庭激励更多让女性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更不重视工作,搭事业女性及其家庭的便车。最后结果会是资方型与平等型家庭补贴传统型家庭(尤其是其中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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