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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说唱音乐中一窥青年政治价值的代际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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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代际政治异军突起,新一代青年如何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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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能借这一篇聊聊青年政治价值的代际嬗变了。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西方国家(如被戏称为“革命老区”的法国)就能发现,这些国家长久以来就有着周期性骚乱的传统,而这仅是一个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常规化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种形式。与之相反,东方世界对“骚乱”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我们一提骚乱总会想起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似乎总是与“起义”等词汇相连。因此东方世界的历代统治者都对“乱世”恐惧有加,“治乱世”、“用重典”、“乱世出枭雄”等观念也深入人心。

然而,一个运转自如的成熟代议制民主国家体制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Max Weber在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高度理性化的官僚机器称为牢笼。牢笼一方面有保护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限制活动的功能。后者也是MW想着重强调的。这种科层化、官僚化的国家机器往往在自我指涉地运作,具有高度封闭性。其中工作的人经过标准化的各种考试与培训,大多具有类似的经历与知识背景,甚至思维方式也逐渐趋同。这种体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封闭系统化(如Luhmann所说,每一个场域都成为一个个自我运转的封闭系统)——公务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工作磨练才能缓慢爬升,如果没有退休的人,大家就只能安稳地在同一岗位上一直工作下去;政客和议员们总是那些熟面孔可供选择,他们所积累的政治资源也很难被别人轻松拿走;司法系统则更加封闭,法官、律师等只有经过严格训练且具有强大专业技能的人才能担任。

即便是在民主国家,长此循环发展,大多数普通民众随着年龄增长自然开始对政治越发漠不关心。人们生活的公共属性一定程度上被冰冷的国家机器所掌控,他们不喜欢这种冷漠,但却无能为力。

直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登上舞台。

Mark Kurlansky在《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中写道——

“这一代西方青年和中国青年大都成长在一个经济持续增长,消费主义盛行,政治上追求稳定,外部也很少有战争阴霾的环境中,这时常提醒我想起1968。1968年的那一代人生于二战后,西欧、东欧、美国,某种程度上的中国,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迎来了复苏的年代,他们的父辈拥有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所以小心翼翼维持社会稳定。
而这一代人不像父辈那样受到创伤记忆的掣肘,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自我意识高涨,但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僵化而沉闷,以牺牲自由解放为代价的社会体系中。所以,1968年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年份,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燃起了反叛精神,人们反叛的对象迥然不同,共同点只剩下了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

关于政治价值观的生成,目前有两种主流的解释框架。

一种是生命周期理论,简而言之即年轻人总是激进,年纪大了自然会保守,正如那句不知道谁说的政治名言:“三十岁之前不左,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还左,是没有脑子。”

另一种解释则是代际更替理论,即一个人的价值观在成年之前基本定型,成年后的价值观或许有保守化的趋势,但总体不会偏离太远。基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社会整体的文化变迁也通过代际更替实现,价值观的现代化得以发生,且频繁出现跃迁式的发展。

就个人经历来说,我更认同第二种解释。

年轻人是一个非常独特且活力的群体,对他们来说一切墨守成规都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人对老一辈的反叛是人类社会的固有属性和必然规律之一。不幸的是,世界上一切成熟的政治运行模式又都是“老年政治”,官僚体制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年轻人与老一辈从来不是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参与政治。老一辈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他们制定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教育和“保护”年轻人。年轻人则认为自己的心智等各方面已经成熟,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塑世界,但却苦于没有机会。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的人才能获得选举权(比法定结婚年龄16岁还要晚两年)。这也意味着18岁以下英国人的观念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体制内的程序被政治法律所接纳。而如果想要让一群平均年龄远远大于18岁的议员修改法律来降低年龄门槛,从代表利益的角度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不光是这一例子,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有效运转的政体中,年轻人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哪怕获得了选举权或进入了体制,也不得不经过多年“锤炼”才能被老一辈选中从而掌握一定权力。在社会结构相对固化且流动性较差的社会中,此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一类人一旦掌握某些权力资源,就会运用制定规则的权力来提高准入的门槛,以防止更多人分享或稀释他们的权力资源(可参考瓷国考公政策的演变)。即便是民主国家的政客,基本也只会在年轻人握有选票时才制定符合他们意愿的决策。

在信息获取相对平等的当代,年轻人可以说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头一次真正突破了老一辈对信息的垄断。信息即是权力,在这方面掌握的权力直追甚至超越老一辈的年轻人自然不再甘心让渡政治领域的实惠权力,代际政治运动也就在这一背景下更加热烈地爆发了。

不过,信息在带来优势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弊端。如果说抗议活动比过去几十年来得更迅速、更广泛,那么它们的后续发展也变得更加脆弱。相比之下,曾经草根运动特色的那种不辞辛劳的动员过程却是缓慢耐久的。在社交媒体上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可以发展得更快,但也会以同样快的速度崩溃。

更何况,如今专制政府也学会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宣传、召集支持者或者干脆制造混乱。即使是在抗议活动频发、斗争经验丰富的地方,要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一场全面的反对运动也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印度洋葱价格飙升导致农民堵塞高速公路,并引发了短暂的抗议活动。但由于无人引导,人们的失望情绪并未升级为大规模示威——印度的反对派一片混乱;种姓和宗教的分歧主导着政治;印度教民族主义总理Narendra Modi的政府不断提出邻国巴基斯坦的威胁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

综上所述,代际政治存在也将一直作为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存在下去。当代年轻人在享有比过去更优越的条件的同时,也更有责任利用这种史无前例的机会开辟真正可持续的革新局面,而不是止步于无的放矢的情绪宣泄和转瞬即逝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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