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是文化民族么？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叫《想象的共同体》，这部书是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翻译成汉语之后，许多没读过原著的人看到这个标题就开始望文生义，用其中的“想象”这个词作为解构民族特别是解构汉族的一种手法。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了一篇阅读数和转发量都不算少的文章，复读了某著名的历史神学家已经不知道是几传手的言论，称汉族不是真民族，只是所有接受了秦制大一统帝国统治的人的无机集合；汉人与胡人的区别是大一统帝国中的费拉与高贵自由的部落武士的区别。

在这里我就姑且不对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写作时候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心思做太多的揣测了，就只介绍一些基本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常识吧，也希望这篇“文献综述”似的科普文能对我们汉之声的读者和那篇文章的读者有所启发。

1、 “汉人”是什么？

有一些迫真小鬼有两个理论。第一个宣称“汉人”是指“汉朝人”，即汉朝这个国家的国籍概念，然后恶臭的搞什么“刘渊复汉”之类的笑话。第二个宣称汉人和隋人唐人宋人明人一样，都是一个政权治下编户齐民的概念，汉人只是帝国的编户齐民不是民族身份。要是按他们的这种观点，那汉民族当然不存在喽。可惜这观点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觉得好笑。

“汉人”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一开始指的是汉朝之人，但随着东汉末期到西晋灭亡期间尤其是北方汉、胡对抗趋势越发激烈，到南北朝时期“汉人”一词的内涵已基本完全脱离了“汉朝之人”的本义，并逐渐替代“晋人”（东晋时期“晋人”是北方胡人用以指代汉族人的称呼，如《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记载“时沙门吴进言于（石）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或“中国之人”，而主要用以指称同鲜卑、羌、氐等胡人族群相区别的华夏民族共同体。隋唐时期，除了沿用“华夏”等称谓，以及使用“隋人”、“唐人”、“中国之人”等称呼外，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用“汉”作为族称。《隋书·梁睿传》：南宁州“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旧唐书·温彦博传》：朝臣多主张将突厥降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奴。”《旧唐书·元王寿传》载鸿胪卿元王寿谓突厥颉利可汗言：“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旧唐书·李勣传》：“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旧唐书·西戎传》载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旧唐书·穆宗本纪》中有个颇为有趣的记载：“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赤青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蕃汉之别兽类竟也察觉得到。明清时期，汉族族称不似契丹国、女真金国、大元大蒙古国三个政权那样纷繁复杂。明代主要称“汉人”，间或使用“华人”、“明人”、“中国人”等称谓。满清时期汉族称谓进一步单一化。“汉人”与“满人”相对而称，如爱新觉罗.福临曾说：“满汉人民，皆朕“赤子””（黑色幽默的典型），又如“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而与此同时“华人”、“中国人”则包括满人、苗人等在内的族群，并逐渐成为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不论主导族群的国家居民与外国人相互区别的称谓。

所以说白了，“汉人”这个词，因为汉朝的强大和对华夏族民族意识的巩固作用，很快就不再是国籍概念而变成了民族的名号—甚至比一开始的名字“华夏”更深入人心，这是很好理解的。

2、 汉人是血缘民族而非文化或政治民族

如果说上面两个从名号上打压“汉人”概念的说法是小鬼胡搅蛮缠，那所谓“汉人”（或者“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劳什子文化共同体；或者“政治民族”，“中华帝国的编户齐民”这两个说法可就是某些知识分子乃至老爷的最爱了。当然，这些说法从满清时期就有，后来在官老爷鼓吹下也横行一时，毕竟那时候没有分子生物学，可以由着他们扯淡。

那真相是什么呢？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过往对于汉族祖源的不客观或猜测性质的分析都被一一推翻，以上内容引用自《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第三章）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单倍群分布都极为相似，Y染色体主成分分析也把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都集合成一个紧密的聚类。其次，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无论父系方面还是母系方面都是可观的，在线粒体DNA分布上也存在地理梯度。这说明，今天汉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的祖先在五千年或相近期间都属于一个或几个相似大部族，而系属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胡人群体或南方山越群体归化进汉族中的后裔则少之又少，对汉族祖源不构成较大的影响。毕竟与此同时分子生物学证实，苗瑶与孟高棉人同源，匈奴与匈人同源，如果这些民族如同一些二流文章所述，即苗瑶、匈奴等族群人口的来源系生活在平原或低矮丘陵、河谷中、因恐惧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施加的专制暴政而逃往到山林间或者草原上的汉人，那么这些民族在分子生物学上应该与汉人同源才对，虽然我们不能断言没有汉人因苛政而流亡山林、莽原，但很明显这种流亡对目前各大民族的祖源构成不起决定性影响。

说的更直白点：汉人父系基因高度一致+和汉人周边民族基因差异明显，那“汉人是文化民族政治民族”这一套就不攻自破了。奇了怪了，啥文化和政治制度可以改造基因，让人“入夏则夏，出夏则夷”呢？我替知识分子想了一个解释“汉人信奉父权，所以少民接受了汉文化以后女人会主动被汉人草，男人会主动绝种，所以导致汉民族是文化民族但基因上高度一致。你信不信？”

3、 政治选择形成民族是四手理论

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政治选择形成民族”，即对上文第二章所列举的科学研究事实进行了学理上的驳斥。啥叫政治选择形成民族呢？就是简单来说一句话“愿意被专制帝国在平原上统治的农耕人就是汉，不愿意的人跑进山里就是蛮。”这就是“政治选择形成民族”理论。

且不论支持者怎么看待这种文字的描述居然比分子生物学还权威是一种何等的荒唐，就“政治选择形成民族”这一学术理论研究的脉络而言，大概一开始是出自于英国结构学派人类文化学家爱德蒙利奇的研究。而需要注意的是爱德蒙利奇的研究多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时还没有发展出较为发达的分子生物技术，对于族群源流的研究常常是通过测量骨骼、研究体态（骨骼和体态样貌往往会受到居住着所处环境的影响，例如祖源系南亚矮黑人的日本阿伊努人实则在面貌上趋近于东亚黄种人）等存在误差的调查方式，外加他为研究而涉足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缅甸地区）时局动荡，族群与意识形态对抗剧烈，尤其是缅甸地区处于族群和意识形态战乱中，有大量不同族群人口杂居甚至因为意识形态而投入其他族群阵营中，不难想见爱德蒙利奇的研究因当时诸多技术乃至于研究环境的局限性，最终得出了“政治选择形成民族”这一存在相当局限性的结论。当然后来这一结论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相关研究案例的增加而得到更正或者区别讨论，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第八章细化了利奇的观念，但他此书中描述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代表东南亚这一族群复杂、地理单位凌乱而破碎的特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情况，很难将之用以总结全世界各地族群生活情况、特别是汉族地区的情况。不过不少汉语自媒体并不考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他们单纯知道这些，想必是通过某位“知名”历史神学家（姨）和历史发明家的视频或文字，实际上自己没读过书，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四手观点。即爱德蒙利奇—斯科特—刘—自己。

想来也是，东南亚很多民族总人口也就几十万几百万，聚居地也就那么大一点，缅甸几十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盘，你“上山a族，下山b族”还有可能。汉人这么多，诸如四川西部汉羌交界地，可能出现“汉羌界限模糊，政治因素下迁徙决定了个人身份”的情况。那广袤中原腹地的汉人一样么？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前几天讲的段子“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萨瓦地区人可以根据意大利或者法国统治选择民族身份，所以意大利人不存在，所以法国只要统治了意大利，就能把意大利人同化成法兰西人”。熟悉近代欧洲历史的必然莞尔一笑。

4、 与中古以前的东亚社会相比，内亚社会明显更加极权 。所谓“内亚自由、东亚费拉”的论点从历史学角度看不成立

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游牧制度，排斥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游牧的部落统治阶级，基于对草场的武力垄断。游牧的财产积累源于牲畜的生殖，这种生殖数量不是一个五口之家能够管控的，首先需要驯化，所以游牧的大量时间和成本，会用于令行禁止的军事操练，培养全民的狩猎纪律；其次，没有土地生产，所以这是“利出一孔”（哈！）的生存模式，所有部众都被迫依附于强有力的少部分狩猎集团，以换取整体的移动生存。

换句话说，游牧军人在中世纪的“优势”一在于低成本全民皆兵，而在于团结和向心力，后者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依附于自己的部族领袖，失去保护以后立死无生。这也叫“自由”，那计划经济的苏联大概最自由。

相比而言，一个五口之家，作为自耕农，他就有了私人财产，就能够保护社区和财产和劳动力的独立性，也能积累和管控生产剩余以用于商贸，从而与其他自耕农形成契约社会，同时发展狩猎等技术进行社区自卫，推而广之，形成乡约自治。当然，这不是说他能“自给自足”（自给自足论是一个荒谬的笑话），而是他有了个人财产，又为了生产必须不断和他人进行交易和贸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与市场就建立了出来。

一些人在阅读史料文献时，或许是由于阅读范围有限，又或许是出于某些不得而知的心理，看到了内亚游牧民族早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忽里勒台”或者“八王议政”制度，便得出结论：内亚游牧民族自古就比汉族更有分权共和精神，更珍惜自由，更高贵。

这话的离谱程度无异于把苏联政治局的集体统治寡头“共和“政府当成是“民主”。但也不妨展开说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军事民主——贵族共和——大一统帝国（或者说民族统一后的绝对君主制政府）”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会共同经历的发展流程，而现代民主政府，无论是英国自斯图亚特王朝到日后的立宪，还是波旁王朝到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国，无一不是从封建君主制演化成，然后从绝对君主制演变成民主共和制。我至今没发现哪个政府是从封建君主制直接演变成民主共和制的（去掉共和的尼德兰，英法普奥意西均是如此，即使是明治维新的日本，德川幕府也是明治维新以前最集权的日本政府，最贴近绝对君主制的封建君主制—假如大名们被剥夺了实权以后也算“封建”的话）。不过在观察汉族的历史的时候，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在今天往往并不容易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汉族的历史太漫长了，而我们今天的人距离上古的军事民主贵族共和时代太遥远了，以至于只有当我们翻开佶屈聱牙的《尚书》《春秋》这一类文献的时候，才能看到华夏上古时代的“四岳十二牧”制度，周朝的“大蒐礼”制度等等。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据此做出判断呢，用四岳十二牧、大蒐礼去和元清帝国的制度做对比，得出结论：汉民族自古就比内亚民族更有分权共和精神，更珍惜自由，更高贵呢？当然不是！西周封建就好像卡佩王朝在11世纪的情况一样，属于一个民族在掌握绝对君主制以前的幼年时期，而绝对君主制“专制”属于青年时期，要进入民主共和的“壮年”，就必须从青年时代过渡，而不能从幼年一步登天，各民族都是如此。不知道各民族都必须从专制到共和，以为人家是封建到共和，然后去把专制君主制当洪水猛兽，说汉人王朝是“独特”的劣根性，岂不是无知可笑么？我之前笑话过某些汉人知识分子宣称欧洲人中世纪黑死病死人多，人少地多财富积累所以使用机器，进入了工业革命，不知道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代欧洲农业大大进步人口翻了五六倍，人口增长才是工业革命动力。犹如把一个人高考不好的原因归结于小学太笨，而不是高中不学习。现在想想，不是知识分子逻辑有问题，实在是他们真不了解人家民族的历史罢了。他们哪里知道别的民族的历史什么样呢？

另一方面，内亚民族历史早期的贵族共和制度，并不能掩盖其社会整体的极端残酷性。比如明朝后期有位朝鲜客商李民奂曾经到建州女真部落去做生意，他便发现女真人“绝无呈讼办理争讼曲直之事”，凡是被认定为有罪者，“或杀或囚或夺其妻妾、奴婢、家财，然后贯耳，以鸣镝射肋下。”（《建州见闻录》）连“呈讼办理争讼曲直”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实在不好讲内亚民族社会这种蛮族的荒蛮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了。都21世纪了，还讲“高贵的野蛮人”这套实在是可笑。

5、 八旗社会具有高度的族群性

对满清的统治支柱八旗组织族群性的研究汗牛充栋，许多著作都从不同的途径与侧重点来进一步讨论这个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罗友枝的《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柯娇燕的《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族性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以及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对晚清旗这一制度做出出色研究的是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亦可参见柯娇燕的开拓性研究《孤军：三代满族人与清帝国的终结》（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八旗内的首要区分——满洲、蒙古、汉军——事实上这就是族群性的区分，满洲八旗成员大都来源于满清政权1644年入关前的各部女真（包括黑龙江流域实则一些甚至与建州、海西女真毫无族群关系的野人女真、索伦等部），只有极少数是蒙古人、汉族人抬旗，蒙古八旗来源于投入入关前满清帐下为之效力的蒙古人，洪台吉曾表示，满洲与蒙古习俗相似，较为亲近，可以使之为助力，而汉军旗成员的来源也非常清晰，大都是辽东地区被掳掠的汉人和满清入关前后投靠满清的汉族军队成员，在18世纪中叶，汉军旗的成员曾被大规模驱逐出八旗组织重新变成普通的汉族平民，虽然后续没有被驱逐出八旗组织的汉军旗成员普遍存在行为习惯满洲化的情况，但汉军旗成员的身份认同依旧是与八旗内的满人、蒙古人存在一定的差别。我们可以说，一般而言，这些种类各自代表着诸群体形式化了的感知（perception），这些群体由于有着（假定的）共同的血缘和文化，而被认为拥有一种一致性，并有着某种（假定的）共同的标准特性。

哪怕是八旗组织内蒙古人与汉人都不是完全地与满洲旗融为一体；即使当他们正式地被包括进一个八旗组织内，他们进入到各个互相独立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的组织仍始终保存着，绝大多数汉军旗甚至蒙古八旗组织成员都不能加入满洲八旗内，除极少数的例外（通常得依靠与女真世系的世谱联系的发现或建立或者与满洲皇族或贵戚通婚而抬旗），汉军旗成员从未被视为是真正的满人或蒙古人。

简单来说，就是某些人宣称“满清只分旗民，不分满汉”的。先回答一下为啥出旗为民优先汉人，汉军旗一直优先防范再说。

6、 汉人不是文化民族

强调汉人是文化民族，这一话术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政治宣传，政治宣传的“现代”来源，是因为满清保皇党要给满清辩护，北洋和继承者要继承那套“多民族普世帝国，满清看守政府”法统。但要是说“古代”起源，这种宣传的起源于古代为异族王朝效力的汉族游士，他们常常宣称只要异族王朝用汉族帝国的制度、礼仪，那么这个异族王朝就是“中华正统”，随着近代国族主义的发展与当权者的统治需要，发源于为异族政权辩护的理论逐渐开始加以用来“解释”汉族本身，进而发展成了可耻的政治谣言。

《春秋》别称《春秋经》。“春秋三传”即《榖梁传》《公羊传》《左氏传》。“传”是对“经”的解释和补充。对“传”的解释和补充叫作“注”，对“注”的解释和补充叫作“疏”。注、疏可称为“正义”，如《春秋左传正义》《春秋榖梁传注疏》等。

章太炎引经据典，以《春秋》中一个常识作为论据之一——《春秋》夷狄不称人，即《春秋》中对戎狄之君一律以戎、狄称呼，而不会称呼为戎人、狄人。这正体现了最重要的“春秋大义”——华夷之辨。而这种称呼方式与对华夏族诸侯的称呼迥异，即使华夏族诸侯用夷礼、在行为上背离华夏文化，也不适用于这套对戎狄的称呼标准，由此不难发现从最正统的华夏文化观点来看，文化根本不能用来区分华夏、戎狄，华夏与戎狄的分别也不是文化的分别，关键还是在于原本是什么人、属于什么族群，否则文化一致也没用，也正因如此历史上曾经“我蛮夷也”的楚国是华夏家庭内的成员，而戎狄建立的中山国则并不是。

换句话说就是，华夏诸侯“姨”了会被大家开除华籍，但蛮族“夏”了以后还是蛮。人可以堕落为犬羊社会性死亡，但犬羊又不能“修炼成人类”—现实不是修仙小说。现代民族主义者和古代民族主义者的区别在于，现代民族主义者承认各民族都是人类，人类必然会带有民族主义的人性，所以得出了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古人没这水平，他们根本不认为外族是人。

七，要想少受骗，就要自己多读书，少看各种“大V”

目前分子生物学已经充分证明汉族是一个祖源单一的大民族，汉族内部成员来源于异族归化的占比很低，汉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扩散对于汉族人口的扩张与增加没有起到什么帮助，汉族是一个靠文化认同组建的民族之论可以休矣。

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东西，叫做“比较史学”，也有一种东西，叫“比附史学”。比较史学是目前历史学研究当中的一种常用的思维方式，比如将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放在一起做比较，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而比附史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他就是我们古人所谓的“借古讽今”，用古代的事情来旁敲侧击的批判今天的事情。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热衷于搞比附史学，出于对环境方面的考量，我非常理解他们这种心情，但是我个人并不很赞同他们的做法，因为他们写出这些文章的结果，第一是误人子弟，第二呢则是在事实上造成了“荆轲刺孔子，子路颂秦王”的局面，让很多自诩“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转而去攻击那些背黑锅的“民族性”之类的东西。

我个人的态度是，我尊重你玩影射的权利—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玩，知乎也有人天天在讲“德国故事”，这是为了保护。但玩影射，你必须两者确实是一回事，比如我大清确实就是个奥斯曼莫卧儿之类的殖民帝国。但你要是比附都搞错了，比如把明清说成“一体”的，把我大清的问题说成是“几千年秦制”，那恁这样，就着实可笑嘞。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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