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新文化运动一个歧路：改造国民性

启蒙真谛

严复“国民性改造”路径受传教士启发，不过严复并不认为改造国民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丑陋”，或劣根性，中国人需要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一个与农业文明全然不同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国民、公民，而不再是奴隶、仆役。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辟韩》）

显然，严复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主义”，其价值诉求就是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重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社会。（《原强》）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启蒙路径将“秦制”作为攻击目标，严复“新民德”以西方近代价值引导中国，他们的讨论虽然触及传教士提及的中国人负面形象，然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到了康有为，情形则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

“（康）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公德意识，以先觉觉后觉，成为康有为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

接续乃师，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主要在于国民性：

“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伣伣，忍尤攘诟，缅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记》曰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者，诟之而不闻，拽之而不动，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惭，刲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觉。此其术也，自老氏言之，谓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谓之无耻。”于是，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官惟无耻、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惟无耻、民惟无耻，“吾中国四万万人者，惟不知无耻之为可耻以有今日”，因此中国只有痛下决心，彻底改造国民性，“愿吾侪自耻其耻，无责人之耻，贤者耻大，不贤耻小，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知耻学会叙》）

梁启超所谓“新民说”，就是期待中国人洗心革面，从头开始，“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之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新民说》）

康有为、梁启超以先觉者姿态指责国民麻木不仁、缺少公德，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国家前途。他们忘了从孔子到顾炎武的教诲：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政治家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博弈政治，而是博取民众同情，借力民众，进而指责民众愚昧，又有多少道理呢？

沿着康梁思维路径继续演化，遂有陈独秀对成年人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近乎完全放弃了与同龄人周旋：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敬告青年》）

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恭维，意味着他对中国政治整体失望。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系列失败后，深切体会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不觉悟，不觉醒，普遍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因此，他期待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期待将民众从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构全新价值观。新价值观标准，就是他在《敬告青年》中强调的六条：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革命一再失败不仅影响了陈独秀，而且使孙中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乃至毛泽东等人思想都在变。孙中山原本对中国人国民程度有过相当高的估计，但在二次革命后也激烈抨击中国人奴性、保守、自我封闭。李大钊将中国人劣根性放到“东洋民族性” 框架中进行讨论，以为麻木、自私、愚昧、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除了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影响，主要还是以为东方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与近代西方不同。（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此，五四思想家渐渐将对专制主义制度批判转换为对底层民众的嘲讽，这一点尤以鲁迅最突出。

鲁迅强调他之所以将制度批判转换为国民性批判，是因为革命失败：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实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还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于是，鲁迅为后世留下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中国人形象，艺术展示国民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奴性卑怯等性格。至此，因西方因素进入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终于从对专制主义批判，完全转向国民性批判。

由国民性改造、批判，进而引出毛泽东“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判断，将民众视为教育对象，于是领袖成了神仙，成为社会发展引领者。其实，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素来强调的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政治家的行为依据，足以决定政治统治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是民众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民性改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将制度性批判转换为批判民众，从而为二十世纪持续不断的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