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近代史的真相，与谎言如何成为主流的？（中）

要谈论两岸教科书史观的一致性，就不得不谈“民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上一篇我说的是革命党和保皇党的由来，这一篇则讲保皇党怎么在民国成为主流的和他们观点的来历。

先说一下保皇党历史观怎么来的。

保皇党历史观的开端是林则徐和魏源这批人，他们看到了洋人的厉害，主张学习洋人的“长处”。这个长处大概就是坚船利炮，类似于满人当初学习明军的阵法和火炮一样。后来这批人就演变成了所谓的“洋务派”。他们的对立面就是连洋人武器都排斥的所谓“顽固派”。洋务派无论是为了推行改革的话术，抑或着真恐惧学习一些正常民族国家的制度会导致满清垮台，一直在宣扬要技术不要制度。

满清治下的儒生虽然被满清高度污染，但在林魏的年代还没被彻底扭曲。所以林魏之后儒生出洋充当大使，特别热衷歌颂西方的制度，比如徐继畲，也就是“按华盛顿，异人也，…..”这人就是个典型。他们对正常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三代之治”复刻。从这个角度来说，洋务派到这个时候甚至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一般主流观点。对知识分子来说，满清剃发易服的历史自然不可能轻易遗忘，满清有严重的合法性问题。他们是满清皇帝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却不能和英美同行一样夺权。太平天国因为对儒家的敌视而让知识分子暂时站在满清一边，会党又暂时似乎让他们看不到胜利的迹象，所以他们只能艳羡英美的士绅民主的同时对满清皇帝跪拜。

保皇党从洋务派升级到改革派，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洋务派就取得了知识分子的主流地位。

改革派的核心论调不是“制度改革”，而是诉诸于爱国主义。用国家主义取代汉人的民族意识，用“爱中国”=“爱大清”=爱满清=爱儒家=爱满清儒家来动员知识分子，消解了知识分子对于合法性的担忧。

康有为和梁启超还代表满清皇帝开出了大把空头支票，让士绅们以为他们能“自治”和建立英国式立宪民主，让他们认为满人皇帝从此就和英国的德意志君主一样，让旗人集团消失于历史舞台。因此士绅们完全站在了改革派一边。

就如同孙中山回忆的那样，康梁的存在直接让广东士绅从支持革命转向立宪。日后辛亥革命成功，多亏了士绅们被皇族内阁中满人集团的存在震惊，发现英国模式走不通。导致他们在会党渗透新军起义成功后不得不响应革命。

但无论如何，改革派实际上从康梁那时候就在知识分子里扎根了。改革派和革命党的理论对比我做过无数次了，不再赘述。

核心差别就是康梁严复之流认为今天中国的困局是因为汉人不够“现代化”，有劣根性。满汉一家都属于所谓“中华民族”，汉人对这个民族不够热爱不够“爱国”。满人皇帝都是“汉人专制遗毒”受害者。这套理论把责任推给汉人，很容易替满人甩锅。

当时汉人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满清官宦后代，说难听点就是汉奸后人，这是一。

知识分子界大批满人，知识分子自己关系网中，老师，学生，同事，姻亲也是大批满人，撕破脸的革命理论让知识分子难以接受，这是二。

满清儒家那套“忠君”逻辑配上康梁国家主义宣传，还有对西方列强的仇视，让汉人知识分子把民族忠诚转移到满人头上，这是3。

所以不要奇怪为什么这套改革派逻辑深入人心了。

满清垮台后，北洋上台。北洋政府本质上就是个普京式的政权，但比普京俄罗斯更糟。北洋政府在辛亥革命党人那里毫无合法性可言，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合法性推到满清继承，把满清说成是什么“专制遗毒”但又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己是满清的“接班人和继承者”，同时又是建立共和开创新时代的英雄。又大肆宣扬最后的一张牌—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用这个方式来给自己背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汉民族主义背书。大批满清遗老和他们的朋友纷纷混迹北洋政府部门和大学。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操纵下，北京知识分子变成了他们这套理论的忠实鼓吹者和支持者。这是4。

上海处于列强控制下，那里的知识分子出于反列强考虑也拥抱了这种立场。这是5。

而原本就在知识分子中居于少数的革命党人，此时则随着孙中山一起变成了极少数。

6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老生常谈。激进分子一直和改革派关系密切，无论是严复提倡国民性改造，还是康有为《大同书》都是如此。通过把问题甩给汉人自己不够“激进”，汉人自己制度“落后”，来给满清甩锅。到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很多人出于失望，也转向了激进主义。

这一段时间的集大成就是北洋政府的历史教科书。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理论，比如“1840论”（1840现代国家论是满汉一体的基础），元清中国论，民团论，“专制毒素论”，“启蒙论”，“救国论”北洋的历史教科书一个不少。唯一少的可能就是作为背书的“小农经济”论。

我很早以前就发现，与其说今日我们的历史观来自于马克思，倒不如说来自于清末知识分子。因为最迟到北洋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清末历史教科书中），这套理论已经基本成型了。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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