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是如何恢复传统的中华秩序的？

作者：华夏武士龙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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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确一点，大明对于东北，西藏，幽云十六州，云南，四川，甘肃，这些被宋朝丢失四百年左右的领土，真正被明朝收复，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华夏人又一次翻身做主，功在千秋。

然后，我们先抛开网络公知洋奴的谣言抹黑段子，从整体框架上谈，其实朱元璋朱棣两代恢复的就是中华传统的大中华文明圈。

什么意思呢？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对汉地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进行治理，对边陲游牧之地则以军政一体的卫所进行开疆拓土，正如同汉唐之安西，是通过以驻军管理和移民开垦的方式，逐渐把西域并入中原版图，同时按照军事机构来划分治所，赐封当地人为官员，只要不叛变，就相安无事，一旦叛变，则出兵平定，这属于是最早的自治，汉人的羁靡传统是无可争议的实际控制，而且比元清这种通过屠杀奴役压迫手段的合法性强大一万倍，打造了真正的凝聚力。

同时中央对地方的卫所土司，拥有朝贡(经济)、官员任免(人事)、调兵(军权)，一旦有事，这些游牧民必须服从王朝命令出兵协助，这是财、人、军三权在握的实际控制。

另外，朱元璋通过沐家治理云南，朱棣通过拆分青海和西藏，让甘肃青海逐渐对中原有了向心力，且肃清了旧吐蕃王朝对青海的影响，对这些以游牧为主的地方，当然也是用卫所制和土司来进行管理的，后来朱棣还推行改土归流，把土司的权力剥夺，并建立贵州省加强控制，贵州才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因为朱棣开拓的海洋势力，例如缅甸，越南，马六甲，苏门答腊等后来失去控制，但永乐大帝的功绩是值得铭记的。

下面，着重说被抹黑最严重的西藏，以正视听。

一、

自从吐蕃王国倒台以后，西藏地区就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和僧侣统治下的小国，再由于古代无法解决的高原反应，以及藏区经济效益太弱，一般是没人愿意去那里定居的，所以明朝皇帝采取了羁靡卫所的方式，也是合情合理，同时明朝还依靠西南地区的土司攻击那些不服从的番夷势力，逐渐蚕食汉化不稳定区域，整个明朝统治下，西藏始终稳定。

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五月即发布诏令命令藏区归顺：

"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纷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

不过此时的朱元璋还只是口头宣称，毕竟明军实际控制的只有东南山东一带。但是该年八月明军攻克汗八里，次年春徐达即开始西征，三月在沈儿裕将扩廓帖木儿部打的全军覆没，明军乘势西进，派遣左副将邓愈率部自临洮西进河州，同时“遣人招谕吐蕃诸酋”。六月，明军进克河州，从而打开进入藏区的重要门户。

河州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前元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就在这里。河州城的丢失使得旧有蒙藏官员丧失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就在明军攻克河州一个月之后，

“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左副副将军邓愈军门降”，

不久元朝宗室、世代镇戍藏区的元世祖第七子奥鲁赤的五世孙镇西武靖王卜刺纳也率吐蕃诸部到明军指挥部纳款投降。前者来南京后被赐姓为何，授予了明朝在藏区第一个行政军事机构河州卫的指挥同知一职；后者则被朱元璋敕命将其眷属迁徙到南京，封授为“怀远将军武靖卫指挥同知”，成了地位显赫的吉祥物。

军事行动的成功使得朱元璋大为高兴，西北残余元军势力的覆灭也使得朱元璋得以开始“广行招谕”吐蕃诸部。有这么一些人做出了突出贡献：

许允德，曾两次只身到朵甘思、乌思藏，联系当地的藏族首领，“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就是他促使了何琐南普与卜刺纳也的归降；不仅如此，西藏等地区藏族诸部归顺明朝以及明代乌思藏、朵甘诸卫的设置，也主要是依赖于许允德的招抚。

洪武六年(1373) 二月：

诏置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先是遣员外郎许允德使吐番，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

许允德连续五年一直奔波于汉藏之间，最终积劳成疾在返回途中死于临洮。

克新，集庆大龙翔寺的汉人和尚，洪武三年六月，明太祖:

“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

宗泐，浙江汉僧，俗姓周。他于洪武十年(1377) 奉旨出使西域，除招抚吐蕃部落外，还顺带“搜求(佛教)遗书”。

“ 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衔命而西。出没无人之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之矣。”

这位行程万里一直走到了西藏阿里和印度，一走四年回来之后还把西藏阿里的使节也带过来了——

“僧宗泐还自西域。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

虽然说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洪武八年就设立了，但是当地山高路远这不过是继承元朝旧制设了个空头名号而已，宗泐这次去才真正宣谕了朝廷旨意促使了当地领袖遣使归顺。

智光，山东汉僧，洪武十七年穿越藏尼大道出使尼泊尔，三年后带着乌斯藏、朵甘诸使者回朝；后来又出使了一次洪武二十三年带着帕木竹巴等藏区地方政权僧俗领袖入朝。

还成了唯一一位被封为法王的汉僧。

朱元璋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招谕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十余年间包括原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萨迦派的代表人物、原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原灌顶国师帕木竹巴政权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侄子章阳沙加监藏等藏区僧俗领袖纷纷来朝，接受朝廷的封号、官秩、印诰等，而明王朝也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整个藏区的行政建制。

二、

甘青川滇等藏区是内地从西北、西南地区出入西藏的门户和通道，特别是甘青藏区，是明朝阻止北元蒙古人侵的前哨，担负有防止北元与藏区勾结，“隔绝蒙番”的重大任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明初在这一地区的施政措施主要包括设置卫所、茶马司、僧纲司和建立屯田制。

明初在甘青等藏区实施的系列政治、经济和宗教措施，对于稳定这一地区产生了良好的作用。终明一代，甘青川滇等藏区基本上保持了平稳的社会环境。

甘青一带毗邻中原，当地许多人通晓中原规则，故而出现了韩加里麻、何锁南普、巩哥锁南、侯显等一大批负责沟通的明朝体制内人才。其中巩哥锁南本是个小人物，可他在出使途中被杀却成了明初西陲的大事——朱元璋有感西番道路不靖，便

“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大都督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蕃”，

结局就是

“征西将军邓愈兵至吐蕃，攻败川藏之众，追至昆仑山，斩首甚众，获马牛羊十余万，遂遣凉州等卫将士分戍碾北等处而还”；

侯显这位藏族太监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1407迎噶玛噶举派五世活佛进京；1413出使尼泊尔；1413驾舟师出使尼泊尔孟加拉不丹锡金印度诸国；1420又代表大萌跑到印度去给当地小国沼纳朴儿和榜葛剌调停战争，成为千古佳话；宣德初年还出使乌思藏等处给各路法王和尼泊尔国王赏赐丝绸。

三、

明朝在西藏乃至在整个藏区的行政管理是通过两个系统来进行的，一是推行与其他边疆地区类似的都指挥使司和卫所制度；二是册封藏传佛教各主要教派首领为王、大法王，继续维持其已有的权势和地位，管理或参与管理所属区域的僧俗事务。后者实际上比前者更为重要。

从卫所建制来说，明朝中央于洪武六年(1373) 正式在乌思藏、朵甘地区设置卫指挥使司，归属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不久又将乌思藏提升为行都指挥使司，从级别上看与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应是同级，但名义上乌思藏行都司仍归西安行都司管辖。

关于乌思藏及朵甘两个行都指挥使司的隶属情况也经常发生变化。例如洪武十年(1377) 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撤销，乌思藏、朵甘又由陕西都指挥使司代管。永乐元年(1403)， 朝廷增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后，乌思藏、朵甘又归陕西行都司管辖。

洪武八年(1375)，“诏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是唯一见于记载的明代在今西藏阿里地区的行政建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可能隶属于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也可能是与乌思藏、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属于平级的行政机构。俄力思，即藏文“阿里三围”的明代译音，元时译作“纳里速古鲁孙”。元时即在这一地区设置“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明朝沿用元朝旧制，仍设置军民元帅府，管辖整个阿里(包括今西藏阿里地区及境外拉达克)。

在乌思藏行指挥使司之下，还设有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基层机构。这些基层机构的设置时间不等，地望名称也不尽详细。最早设置时间应在洪武六年(1373)， 按《明实录》中所记：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

关于乌思藏和朵甘的位置，可以直接拿一副民国老地图：青海省加西康省刨掉大凉山基本就是朵甘，乌思藏则就是西藏地方。俄力思在阿里、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一带。

明朝从建国之初即摒弃了元朝支持一派、压制其他教派的做法，对各教派采取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永乐帝即位后，在治藏政策方面则采取了更加大刀阔斧的做法，即优礼和封赏藏传佛教高僧。正如《明史》所言:

“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

其中册封的核心是所谓“八大教王”，即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与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五大教王。前者是某一教派的宗教领袖，后者是地方首领。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朱棣派遣侯显请得银协巴进京觐见，册封其为“大宝法王”并请他在南京与五台山一带做佛事。这次高规格的接见轰动了朝野，崇信藏地活佛高僧也成时尚，在许多明清笔记中诸如《四友斋丛说》《万历野获编》《浪迹续谈》中都可见到相关记载。更有民间演义传说将噶玛巴等藏地活佛化作护法大师编入杂剧、小说，广为流传。

朱棣诏请噶玛巴来京封授大宝法王一事，虽是有意模仿忽必烈封授八思巴的故事，但不用“帝师”一名，创立“法王”为封授藏僧的最高封号之制更符合当时藏汉两地的客观需要，可称之为明智之举。诚如清人所言:

“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中原和藏区往来，最重要的就算茶马贸易。常有贡使请求带茶：

“上位前：乌思藏阐化王差来使臣远丹坚参奏：臣等三百人赴京进贡，蒙天皇帝给子赏赐，臣等感戴不尽。今望朝廷可怜见，乞准臣买茶带回，熬茶祝延圣寿便益。”

除了这种朝贡贸易，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垄断下的茶马贸易，相应的有设置茶马司、制定茶课制度、严禁私茶出境等。明朝廷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所获得的马匹，大都分配在延安、宁夏、甘肃等西北重镇，对于明代西北边防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对于明代的军事、经济、商业运输等也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茶马司设置在地近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边境地带，这种定期的茶马贸易带动了这些地区其他类型的经济交流，使茶马司所在地区成为内地与西藏和其他藏区经济交流的商品集散地，成为汉藏贸易的中心。

驿站保证互通有无，可以自由进入，西藏就是中国无可置疑的一部分。

所以，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反华势力对明朝对西藏实际控制的抹黑，是站不住脚的，是典型的用西方思维套中国思维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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