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四卷1-12）】杨秀清为什么要全面推翻洪秀全的宗教立国政策

十二、甲寅变政

1854年，基本就在湘军的节节胜利和太平军的不断溃败之中度过了。太平军北伐也在这一年宣告失败。北伐主力已被击溃，残部在南撤途中被清军包围，南京方面派出的援军也被击退。而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依旧稳固，扬州城得而复失，镇江防御愈发困难。

这应该是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年。

这种糟糕的局面，不仅是湘军突然崛起造成的，也是太平天国内部意识形态混乱的结果。

太平军金田起义的队伍只有一万多人，这是核心骨干，对拜上帝教的教义信仰最坚定。起义以后，大量的天地会成员、船工、矿工、手工业者、流民、农民等诸多新的力量不断加入，军队数量迅速膨胀到了十多万。这些新兵绝大多数都是太平军在永安发布《奉天讨胡檄》以后加入的，他们并不信教，而是冲着“反满反官”这面革命旗帜来的。这面革命的旗帜，核心就是两大政治目标，一是要恢复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以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等先进文明形态代替文字狱和人身控制的野蛮落后文明形态；二是消灭腐朽的官僚精英集团统治，重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政权，促进社会公平。

想不到定都南京以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却跟这两大政治目标背道而驰：以一神教的思想文化专制来试图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以神权社会形态压制人民经商结社等各种自由，甚至破坏家庭，又大搞神权和封建特权等级制度、滥用民力修建奢华的王府。如此种种，令参加革命的人们大失所望。水营哗变虽然被杨秀清平息了下去，但整个军心民心动摇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反映到战场上来，就是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将士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内奸频出。

1854年2月，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桩间谍大案。一个叫张继庚的清朝官员，在南京城破以后秘密潜伏下来，伪装成普通百姓，联络城内各种不满人士，试图与城外清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城门。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张继庚被捕。但被捕之时，他已经秘密联络了城内三千多人愿意提供协作。当时南京城内不过二十多万人，竟然有超过百分之一的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太平天国的统治，可见人心离散情况之严重。张继庚被捕后，自知必死，又将他知道的许多广西、湖南来的太平军老将士污蔑为内应。杨秀清盛怒之下，将张继庚供出来的数十人杀掉，后来发现被杀的竟然大多是老兄弟，到了南京以后加入的新人反倒是没多少，这才意识到中了张继庚的圈套。匆匆将张继庚杀掉结案。

刚开始，杨秀清对人心离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为主要是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纪律观念淡薄所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最重要的原因。他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军事统帅，遇到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采用更为严厉的刑罚来保证纪律。张继庚案中被冤杀的几十人便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丢失武昌之后，负责守卫的石凤翔、黄再兴，都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杨秀清下令处斩。从当时的军事局面来看，湘潭之败以后，太平军并不具备固守武昌的实力。石凤翔和黄再兴都是金田起义的老将，直接杀掉是有点过分的。

1853年3月，冬官丞相陈宗扬违反男女分居的纪律，和自己妻子同房，被东王府的侍女发现以后，还试图勾引诱奸这个侍女，被侍女揭发。杨秀清将陈宗扬夫妇同时处斩。另有镇国候卢贤拔也违令与妻子同房，但他认罪态度比陈宗扬好，也没有诱奸侍女之类的其它问题，被罚仗责五十大板。

1853年初到1854年初这段时间，杨秀清在洪秀全的“宗教梦想”与手下众将士的“革命诉求”之间，基本是在试图两头协调。他既是最高军事统帅，还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是“圣灵风”和“赎病师”[1]，这些神话地位有利于他树立权威和更好的行使权力。如何在不打破洪秀全编造的天国神话的前提下，满足太平天国将士们的合理诉求？这是一件很难但又必须要做的事。

1854年初，东王府在杨秀清的指示下搞出来了一本《天情道理书》。这是一本典型的“和稀泥”作品，一方面说东王理解大家长期夫妻分居确实难受；一方面又说男营女营分开很有必要，再辛苦“坚耐”一段时间，等我们打下北京就可以夫妻团圆。一方面说东王很知道大家修建王府的辛苦、深切体谅，一方面又说这是“天事”，还是得继续干。

但是，到了1854下半年的某个时间，杨秀清应该终于想明白了，“和稀泥”这个事没法再继续搞下去：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溃败，错误的经济政策也严重损害了军队后勤供应。显然，将士们和老百姓并不相信他的那些苦口婆心的虚假安慰——他们需要的是实际的、立场鲜明的改革。不然，人心溃散、将士逃亡的情况只会越演越烈。

我们不太清楚杨秀清转变想法的具体时间节点和导火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湘军在西征战场不断击败太平军之后，杨秀清一定会对曾国藩这个人和他的言行产生强烈兴趣。

从1854年下半年开始，杨秀清终于下定决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全面纠正洪秀全的宗教建国政策。

1854年6月，杨秀清领衔，韦昌辉和石达开副署，上奏洪秀全，要求

“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也就是在除南京外的太平天国统辖地区，都要张榜公布，农民可以照旧交粮，工商业可以照旧纳税——南京城受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封锁，物资极度困难，仍然继续采取配给制。这就等于是公开否定《待百姓条例》中一切土地和工商业都要收归“天王所有”的说法。这不仅是推行制度改革，也是对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的一次舆论回击。

1854年7月4日，杨秀清借口“天父下凡”，下令禁止基督教《圣经》出版。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拜上帝教就是在基督教《圣经》的基础上创立的。洪秀全在1853年规定太平天国境内只有三本书可以合法出版：《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和“神仙小家庭成员”的诸王言论集。杨秀清这回就以天父的名义，说西洋《圣经》记录的天父天兄事迹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先不要出了。这也是对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的一个回应。以此昭告天下，太平天国并没有把西洋的天主教《圣经》当成绝对正确的神圣经典。

1854年9月24日，杨秀清“天父下凡”，正式废除禁欲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没有娶妻的可以娶妻，解散女馆。

九月的这次下凡，与杨秀清的认识变化关系比较直接，值得细说一下。上个月，也就是八月，东王府幕僚、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奉杨秀清之命，与东官正丞相罗大纲一起带兵去攻打江苏高淳东坝，吃了败仗，被下狱论罪，但很快放了出来继续在东王府工作。没过多久，杨秀清又派他到安徽芜湖公干，竟然没有按时往返，耽误了时间。尤其恶劣的是，曾水源的弟弟竟然在途中逃走了。这是当时太平军将士不断逃亡的又一个案例。杨秀清极为愤怒，怀疑是曾水源指使的，再次将其下狱严审。这事情闹得比较大，以至于坊间传闻曾水源被五马分尸而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曾水源过了一段时间又官复原职。

官复原职的原因，是杨秀清与东王府其他幕僚讨论此事，说：之前有很多将士逃走，大多都是新兄弟，怎么现在很多金田的老兄弟也这样了？

有一个大胆的幕僚就说，之前在广西，说到了“小天堂”就让大家夫妻团聚，但定都南京以后，又说要等到攻下北京，很多人觉得受到了欺骗，因此心怀不满，才会有这样情况发生。

听了这番话，杨秀清意识到长期执行禁欲令的严重危害，释放了曾水源，并下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此后又解散了女馆。这个命令执行的不错。1856年4月，外国传教士肯能到南京考察，并在那里居住了好几个月。他在《南京与镇江：原始的叙述》中说：

“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

——对洪秀全大修诸王王府的行为，没有记录显示杨秀清有正式下令停止，王府最后也都建了起来，但压缩工程量、减少人民负担之类的行动应该是有的。肯能的叙述中也记录了他对东王府的观察，他说：

“我们随着一群人进了宫殿（东王府），发现房间的装饰并不奢侈。”

1853年底的一次“天父下凡”资料也可以作为侧面证据。这一次，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劝诫洪秀全：

“比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扎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天父下凡诏书二》）

在这次对话中，洪秀全也向杨秀清主动提出，说自己龙袍很多，以后不要再做了，以节约物力。这个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应该也是之前杨秀清劝诫甚至警告洪秀全不要奢侈浪费的结果。

至此，杨秀清“三箭连发”，叫停焚书禁儒、停印西洋圣经；照旧交粮纳税；允许夫妻团聚，从思想文化、经济制度、家庭伦理三个方面全面推翻了洪秀全宗教建国路线的主要政策。1854年是天平天国甲寅四年，这一轮的全面纠偏，被称为 “甲寅变政”。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色彩就变得很淡了，人民革命路线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曾国藩《讨粤匪檄》中攻击太平天国的主要得理之处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中国之书不焚了、西洋圣经不出了、农民田地自有了、商业贸易自由了。太平军的精神面貌和群众基础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凝聚力和战斗力开始增强。

1854年12月，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湘军和石达开亲自指挥的太平军在九江、湖口决战，双方力量也跟着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

这一仗的结果，湘军大败。曾国藩指挥作战的旗舰也被焚毁，他第二次跳河自杀，又被手下救了起来。太平军趁胜反攻，沿江而上再次占领田家镇、黄州，第三次夺取武昌。

[1]杨秀清将自己多次生病的情况解释为“上帝命杨秀清以自身的病痛来为世人赎罪”，洪秀全就给了他“圣灵风”和“赎病师”两个头衔，宣称杨秀清的身体也是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