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 —— 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业之一

理性和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业之一就是世界主义。通往地狱之路，有时是由世界主义铺成的。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欧盟的案例，欧洲联盟就是正在发展中和认真尝试中的少数几个跨国民主政治机构的一个实例。

欧盟有两个主要的决策中心：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它的成员是由欧洲范围内的公民直接选举的；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Ministers）——它的成员是由各国政府指派的（各国政府本身又是在每个国家的内部选举中诞生的）。

与这两个决策中心相对应，要试图治愈欧盟的民主欠缺，大致有这样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是增加（直选的）欧洲议会的权力，而降低（国家指派的）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的权力，这样就可以使欧盟在泛欧洲范围内、在更大程度上向公民个人直接负责。

另一种策略是把绝大部分权力保留在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但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使各国政府就其代表在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的行动向国内的选民承担更大的责任。

许多支持世界主义的公民资格的人士赞成第一种途径——他们认为，使国际机构更加直接地向公民个人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但似乎绝大多数欧洲人却更愿意采取第二种途径。社会中几乎不存在要强化欧洲议会的要求。相反，欧洲所有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民对欧洲议会的事务都不怎么感兴趣，更没有什么愿望去增加它的权力。相反，他们却希望，自己国家的政府在跨国的部长理事会上的行为要对自己负有更大的责任。

也就是说，对于自己国家的政府应该在欧洲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希望用自己的方言去进行政治论辩。例如，对于丹麦应该在欧洲问题上持什么立场，丹麦人希望用丹麦语进行论辩。他们没有兴趣去展开一种欧洲范围内的论辩（用英语吗？）以讨论欧盟应该做什么。他们相当愿意就欧盟展开民主论辩，但他们所愿意从事的论辩不是与其他欧洲人就“我们欧洲人应该做什么”而进行的论辩；相反，他们愿意用丹麦语与其他丹麦人就我们丹麦人应该做什么而进行论辩。

此外，试图创造真正跨国的民主公民资格，有可能反而会为国家之内的民主的公民资格带来负面后果。例如，把更多的权力赋予直选的欧洲议会并使之更加“民主”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各个国家政府会丧失现在对欧盟决策所具有的否决权。欧洲议会不同于部长理事会，因为一国政府无权对前者的决定实施否决权。这就意味着，欧盟将不再通过各国公民的立法机构来对他们负责。目前，如果一位丹麦人不喜欢欧盟的决定，她可以试图动员其他丹麦人一起来改变自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可一旦欧盟被“民主化”了——也就是说，一旦直选的欧洲议会代替了由各国政府指派的部长理事会而成为了主要的决策机构，丹麦公民就只好试图改变其他欧洲国家公民的态度（可他们却不说丹麦语）。由于显而易见的和易于理解的理由，很少有欧洲人愿意寻求这种类型的“民主化”。

丹麦公民用丹麦语在彼此之间就丹麦在欧盟的立场所进行的论辩，是人们熟悉的和可行的做法。但要丹麦公民与意大利人进行论辩以便建立起某个共同的欧洲立场，却是一个令人感到畏难的方案。这样的论辩应该用什么语言、应该在什么场合进行呢？他们不仅不说同一种语言或共享同一块地域，他们也不读同样的报纸和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也不属于同样的政党。因此，这样一种跨欧洲辩论的场所会是什么呢？

由于在欧洲范围内实现跨国的公共论辩存在着这些障碍，因此不必感到吃惊的就是：无论是丹麦人还是意大利人都不愿意使欧盟“民主化”。他们更愿意的民主形式是：要欧盟对自己国家的立法机构负责。因此，颇为矛盾的是，增加直选的欧洲议会的民主责任反而会削弱民主的公民资格。

其后果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向跨国层面发生转移。而只有在前一个层面，公众才有可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政治参与和从事激烈的民主论辩，而在后一个层面，民主参与与民主审议都非常地困难。格里姆论证说，由于在目前还没有共同的欧洲大众媒体，并且由于在可预见的将来去创造这样一种欧洲化的媒体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使部长理事会的权力激进地过渡到欧洲议会的做法，只会“加重而不是解决”民主欠缺的难题（Grimm 1995: 296）。这意味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实践民主的公民资格的主要场所。【2】

欧盟的困难比金里卡预料到的还要严重，英国已经公投脱欧，欧洲议会里极右翼席位大大增加，各民族脱欧力量蠢蠢欲动。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经历很能够反映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出身于乌克兰的公务员家庭，他于十五岁就加入的苏维埃的军队。1918年，苏联进攻乌克兰。为了维护乌克兰民族的独立，彼得留拉带领乌克兰人民反抗苏维埃的铁蹄。可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的东征西讨下，乌克兰民族的反抗失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把自己描述为英雄，而称彼得留拉为匪帮头子。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的战友们为乌克兰带来了什么呢？

列宁提出，苏联革命当前“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3】苏联为了世界革命，对乌克兰施行了史无前例的的粮食征收制度，乌克兰农民被迫上交几乎所有粮食，甚至包括基本口粮和种子。即便如此，1921年2月，列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依然批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不理解“要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曾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因此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1930-1933年间乌克兰1600万居民中就有500万人死于饥饿“。

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喊着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却参与了对乌克兰的民族灭绝。在今天的乌克兰，所谓解放人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被人唾弃，而乌克兰民族英雄彼得留拉的雕像伫立在广场之上。

政治理论家们并非没有发现世界主义的虚伪。卢梭在一封书信中很明确地提出，公意是特定民族的意志而不是整个人类的普遍意志。【4】卢梭清楚的知道，公民是从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绝对不是世界主义者。卢梭的《爱弥儿》明确表达了对世界主义的否定。“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求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5】。”

在《日内瓦手稿》第二章中，卢梭则激烈的批判世界主义“我们是根据具体的社会来设想普遍社会的，小国的创建使我们想到大的国家；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成其为人。这表明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者的人一他们以热爱人作为热爱自己国家的理由一应当怎样看待，他们夸口热爱全世界只不过为了享有谁也不爱的特权。”

公民是从属于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他绝对不是世界主义者。“罗马的一个公民，既不是凯尤斯，也不是鲁修斯，他就是一个罗马人。他爱他那所独有的国家”，“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求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世界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逃避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一位公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爱他的同胞，他愿意为了祖国赴汤蹈火。因此，我们看到，卢梭笔下的公民内外有别：“在国外，斯巴达人是野心勃勃的，是很贪婪的，是不讲仁义的；然而在他们国内，却处处洋溢着公正无私、和睦无间的精神。”【6】

汉斯摩根索也主张，建立世界国家的前提是世界社会。摩根索考察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世界治理中的作用，但是显然，一个美国的黑人，并不轻易融入一个汉人的社会，各民族之间并不能相互融于各自的社会。

世界主义的作用，无非是要奴役民族，僭主们最爱宣传和实践世界主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提到，“僭主都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善待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毫无敌意，而公民都对他居心叵测”。【7】

当世界主义者背叛民族的时候吗，总是宣称为全人类负责，可是我们知道并不存在一个世界议会，也并不存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充分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就是所说，世界主义者用为人类负责为借口逃避对民族的责任，但是并没有世界议会可以约束他，没有世界法律可以限制他，没有世界舆论可以制衡他，也就是说，宣称对全人类负责等于不对任何人负责。

堤防那些号召世界公民的人，他们不过是想享受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特权，他们不过是想以解放全人类为名骑在民族的头上！

参考文献：

[1]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汉对照[J]. 柯文出版社,2001

[2]威尔・金里卡著WILLKYMLICKA. 当代政治哲学.下[M]. 上海三联书店,2004.

[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4] Riley，Patrick.

[5]让·雅克·卢梭, 彭正梅. 爱弥儿[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张志伟, 韩东晖, 干春松. 政治哲学史(第二卷)[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7]颜一.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