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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汉论儒家(上):满清以前的儒家和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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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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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主义者都会赞同一点,意识形态为民族服务,而非民族为意识形态服务。儒家若对汉人有价值,那它只能是工具,而非是目的。

一,何为历史上的儒家

儒家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宗教。prc新儒家们宣称儒家是汉人自古以来的官方宗教,这也就欺骗不懂世界史的汉人。儒家是古代汉人信奉的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绝非是国教和主流宗教。什么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是国教?广义的“自由主义”之于美国,就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美国大多数人都相信“美式自由主义”,但美国(至少是二战前的美国)“国教”或者说主流宗教是基督教新教。美国有自由女神像,所以美国信仰自由女神而非耶稣么?不言自明。美国保守自由主义者把基督教新教和自由主义融合的很完美(指解释和自圆其说),所以两者就是一回事么?显而易见不是。

意识形态对民族在一定时间内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个主流的学术观点,它不是民族身份,也不是宗教信徒身份,它没有清晰的边界。你没法问一个美国红脖子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很清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盎萨人。汉人也一样。他很清楚自己的民族身份,但至于说自己是不是“儒家信徒”就和我在街上问人是凯恩斯信徒还是弗里德曼信徒一样无意义。

意识形态对政府建构或者说政体有很大作用。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启发了美国的政府结构,没潘恩,没法国启蒙哲学家,很难想象美国搞三权分立的联邦民主制+总统制,可能会更类似瑞士式的松散邦联,但无论美国搞什么政体,这都是盎萨人的地盘,而美国建国时各州分立/外敌稀少的局面决定了专制独裁不得。自由主义之于美国,作用仅限于此。你能说美国政体离了自由主义和今天一模一样,搞三权分立,肯定不对。但要是说没自由主义美国会变专制独裁,也是大错特错。倒不如说是双向选择。美国建国的时候区位安全,疆土广大,又恰逢燧发枪时代,贵族职业军人难以独裁,士绅和自耕农的民兵决定了美国必然是自治+民主的。这个情况下,美国选择了自由主义,以更成体系的保障央地权力平衡,以总统制维持政府效率又防止独裁出现。所以自由主义和美国是双向奔赴。先有了盎萨人,有了基督教,有了广袤的十三州,有了社区自治和殖民地议会,然后他们选择了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要服务于美国,服务于盎萨人,而不是反过来。

儒家也一样。儒家在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和自由主义之于美国惊人相似。我的评价是儒家没有错误和责任,但也谈不上多大“功劳”。刘邦是汉人的祖国之父,建立了汉朝,确定了威权民族帝国政体,但那时候刘邦不信儒家,他信黄老。刘邦搞郡国并行制,诸侯国叛乱,汉武帝搞大一统才让儒家上位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但熟悉汉初局面和各国封建向集权历史的都知道,经济恢复了,诸侯国势力增长了,他们必然要叛乱,君主必然要削藩,汉景帝不就收回了诸侯国大量权力,加强了控制么?再往前周朝全盛的时候,对地方监控力度不也远超后人想象么?周朝说是公侯伯子男,实际上既没有“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熟悉欧洲中世纪的会发现巧了,也没几个国家真搞这个,英格兰就不是),而是满地国监。

实际上,搞政治制度就需要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的演变其实是个必然问题。君主要专制集权,这是大潮和趋势。哪个意识形态能满足他,他就选择哪个。意识形态们调整自己以迎合他,而不是反过来。贵族分封制度都会变成君主集权就是趋势,然后从专制君主再走向民主。英格兰王国走完了这个过程,波兰没走完就亡国,法国没走完就革命。日本战国以德川家和江户幕府胜利告终,德川家监控地方的逻辑和周或者汉本质上并无区别,但德川家也没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学习了儒家。可见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个意识形态自己的机遇问题。董仲舒和汉儒,就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大一统理论成为了汉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如果没董仲舒,也许上位的会是“道家”“法家”,但谁上去都得是这套意识形态来满足汉人王朝需要。所以你能说儒家为汉人王朝搞“大一统”和专制君主制负责,没儒家就没这些么?不能。你能说没董仲舒儒家就不支持大一统和专制君主制么?也不大可能,专制君主制取代分封大势所趋,谁坚决抵制汉人王朝这么干谁活不下去,儒家当时信徒众多,和帝国关系非常好,为什么要和墨家那些民间社团一样灭亡呢?

这里顺带一提,封建分封—专制君主—士绅民主共和这个路径是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都经历的,没有“一直封建分封没有变成专制君主,所以君主弱,所以才能民主共和“这一说。大部分汉人因为对世界历史极端无知,有史实性错误。比如很多知识分子赞扬欧洲封建制,说封建产生了贵族民主制,然后演变成现代民主。这就很稀奇了,因为贵族民主,比如选王制,都是中世纪破烂,先在文艺复兴—启蒙时代被绝对君主制取代,然后绝对君主制下才产生了民主共和。就拿英格兰来说,时间线是这样的:诺曼征服以后英格兰是欧洲最中央集权国家,所有贵族都对国王效忠,欧陆封建贵族的特权扫荡殆尽—失地王约翰无能,大权旁落,贵族胁迫国王恢复他们的特权即《大宪章》(同类文件在欧陆有成千上百,法国国王被公爵们胁迫不得不交出特权的例子多了去了)—文艺复兴,都铎王朝重建专制君主制,《大宪章》进了垃圾堆,经济飞速发展,士绅崛起—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士绅羽翼丰满,索要自由权利。由此可见,把封建说成是民主共和前提的,无异于用一个人幼儿园和小学时期的贪玩论证他高考成绩优异是因为小时候贪玩的结果。

儒家除了为汉人君主的统治提供方便,改进了政治制度以外,还形成了一套政治合法性理论,此后广泛被采信。汉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例子。然而,与其说是儒家“发明”,倒不如说是“总结”。刘邦即位称帝的时候,自称其合法性来自上天(天意),诸侯(拥戴),人民。这和天命论有何区别呢?欧洲各民族的国王们开头无不是属人的“选王”,贵族选举产生,这和刘邦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在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前,汉人君主的“合法性”就存在了。儒家把这套合法性总结成一套理论,然后纳入自己框架内,因此日后被各个汉人王朝普遍采信。就好像基督教给君主增加了“加冕礼”一样,抹了层君权神授色彩。然而,儒家自称天子奉天意,但皇帝们心知肚明“天意”本质上也是民意,实际上还是“诸侯和人民”的支持。德意志国王就算不加冕,仅由诸侯选举产生,不是皇帝,但还是国王。这种“神圣性”又有几分特别意义呢?没了这种神圣,制度本质上有区别么?汉以后的汉人帝国政体和刘邦甚至秦始皇真因为没有儒家涂抹的神圣性就有本质差别了?不能说“没儒家,就没有皇帝”—皇帝和帝国制度比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早几十年呢。如果儒家抱残守缺,没有董仲舒和汉儒,它成不了“官方意识形态”,没有日后的唐儒宋儒学习佛教和道教更新自己的理论,它可能日后从官方意识形态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被取代。从这个角度上说,不是汉人王朝按照儒家的指导治理国家,不是汉人社会随着儒家的演变而演变,恰好相反,是儒家随着汉人社会和汉人王朝的演变而演变,不断改善自己满足汉人的需要,才保持住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或者不妨如此类比,只要汉人王朝还是帝国制,只要你是汉人不完全反对当今汉人王朝的体制,你就是“儒家”了。这并不是说儒家一定要支持君主制,而是说你在当时不反对的都是“儒家”,那可想而知,“儒家“简直是全民的身份,一切汉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就好像美国人只要不反对美国民主制度,都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一样。正常的意识形态本来就不同于宗教和民族身份,是小众的学者认同。只有变成一种普遍的当下的政治制度,他才会让大多数人拥有一种身份,变成“保守派”—同意当前政治制度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者”里有进步左派,激进左派,保守右派,差别何其巨大。儒家也一样,同样挂个儒家的名,支持什么都正常。

如果说儒家的唯一独到之处,就是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对汉人民族意识和历史记忆的传承,通过整理典籍,传播“教化”,重视家族的方式,帮助汉民族进行历史记忆的维护,所以儒家承担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职责。也因此,儒家如果能没有被满清入侵中断改造,那么儒家或许能在近代被重新诠释,成为民族主义的素材,改造成类似美国自由主义一样的,立宪化汉人王朝或者民族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延续”的儒家不缺类似的素材,明朝随着士绅的实力增强,他们开始索取权利,他们也都是“儒家”,他们的理论当然会变成“儒家支持共和反对君主”的官方观点。士绅和知识分子厌恶君主和政府的专制和极权统治(人性如此,谁喜欢威权政府呢?),宋儒对君主的不屑,汉以前儒家对封建选王(三代)的推崇,对专制君主“皇帝”的反对到时候都会变成儒家版的“大宪章”,儒生们到时候会自吹自擂汉人自古以来就反对君主制,皇帝2000多年都不合法,三代才是好,近代终于抓住机会掀翻了他们。等有人想起解构,发现并非“儒家自古反对帝国”的时候,也得过去很久了。

总而言之,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儒家本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汉人王朝和威权君主服务的意识形态,仅此而已。它没有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功绩”。不过因为它充当官方意识形态较久,再加上它对汉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友好,它很有可能在汉民族社会正常发展(也就是汉人社会没有满清入侵改造和欧洲日本各民族一样完成自然而然现代化)的情况下同样演变成民主共和下的官方意识形态,继续把自己“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维持下去。儒家不会阻碍现代化,因为它本身只是个工具,它“能”做的事就没几个。

然而,随着满清入侵,儒家这个“工具”落到了别人手上,它从此失去了“转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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