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的是美国的流氓,还是美国的强大?

中国人的是非标准是什么?(转载)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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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erxing

辩论的一个基础是——搞清楚定义是什么。你自己搜索一下,你能找到数种文人思维的解释,而且每一种都和春秋笔法意思不一样。从你的回复中也可以看出来,您并不知道辩证法是什么。你的所谓主旨,不好意思,您从头浏览到尾,看看您说的话能不能概括成您这个主旨。而且您这个主旨本身是有问题的,”某些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拔尖而自认为跨领域一样聪明”——完全正确,问题就在“公知”这个词语被严重污染了。

您应该是理工背景的,但我看您逻辑思维能力不咋地啊。真是可怜啊,我在matters上见多了,中国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理工科人才,有很多一辩论出来的全是诡辩和nonsense。您就是一个。

不要到处炫耀自己的无知了。

MainlandStudent

另外吧,一般我看到“辩证”这个词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恶心,因为“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思维方法。辩证法存在的地方,良好的逻辑思维就得死亡。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2/06/weekly-share-8.html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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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erxing

我只是感觉您说的不清楚而已,您这一套下来我真的没有太明白您想说什么。

比如说,您说“文人”思维跟春秋笔法是一样的,那我就去摘抄一个春秋笔法的定义:

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透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

也就是说,我理解您讲的“文人”思维指的是不用逻辑来说服大家,而是用修辞、细节(而且可能带点情感)去说服大家。您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吧?那样的话我就非常赞同您反感“文人”思维这一点。我们应该用逻辑说服人,而不是诉诸逻辑谬误、诉诸情感等来说服大家。

关于“公知”,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简称公知;其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

从定义上看,它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污名化,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面目全非。见此: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公共知识分子#日漸汙名化

2013年1月18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唐柏橋說:「『公知』在中国是个虚幻的概念,中国根本就没有媒體上所大肆宣揚的那種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中國有的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這些人在專制制度下是遭到打壓的。而那些被媒體捧出來的所謂公知,大多數稱不上是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因為他們不僅很少遭到打壓,而且很多還是中共黨媒的熱捧人物。當局不過是想用所謂公知來代替傳統概念上的良心人士或異議人士,將後者的道義資源轉嫁到他們自己認可甚至栽培的人頭上,將長期為民眾的權益奔走吶喊的人權民主人士徹底邊緣化。……其實,他们不過是一群中共精心挑選的、用来冒充社会良知的声音的假冒偽劣品,其目的是搶奪真正的社會良知人士的話語權。……根據媒體對公知的定義,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公知非高智晟莫屬,可是他的名字從來沒有上任何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

所以,我不建议给一些人打上“公知”的标签然后吐点口水。

国家其实不能用“丑陋”来形容,你只能说人丑不丑陋,所以我并不知道你说的丑陋是什么。

启东事件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是2012年的那起事件。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2/07/qidong-and-shanghai.html

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具体谈谈什么是“暴力的正义”。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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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erxing

抱歉,我没有太看明白您要表达的观点。

“不能因为批判的结论对,就用主观的春秋笔法来认证他”是啥意思啊?

“文人”思维又是啥?

还有“掩护了市民的‘暴力’正义”又是什么?

我感觉这些概念都不像是well-defined的东西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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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TGYY

一个充满历史错误的政党,还不让黑了,您真牛比。我黑我爽,不服气关掉页面。

我估计您不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以及某些地方军阀干的那些破烂事,比如驱逐杀害日侨,以及不遵守双方签署的平等条约(比如写好日本人可以租房子,但是实际百般刁难),但是这丝毫不能给予日本侵华任何的合理性。

更别说最后CCP还送了一部分领土给越南呢。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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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Majestic@RMSMajestic

您纠正我啥错误了?

而且您这个论述有问题啊,我也没说所有的纠偏机制都是有效/有正面作用的啊。您用【有的纠偏机制有问题】并不能说明【民主制度不是有效的纠偏机制】。民主制度它确实效果有限,但是它是现在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而某国的制度已经被充分证明是垃圾,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深问题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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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霹雳@FreedomNotFree

随便贴个吧

但等他们发现**********、中国根本占不着理之后,便又转而宣称“国际法算个屁”了。这生存适应能力实在太令我钦佩了。
我觉得,这些人的天才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因为我完全看不出法律在我国的处境能比在国际社会里好上多少。在这个官员们前一天才被绳之于法后一天就能低调复出、《人民日报》天天都在教育我们政府的种种违宪行为是多么天经地义的神奇国家,特权阶级肆意践踏法律却又不受惩处的例子我想写多少就能写出多少。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既然中国政府自己都经常带头犯法,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装得像个文明人一样,干脆以后大家都随心所欲的上街坑蒙拐骗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算了,完事后咱还能义正词严理直气壮的告诉那些弱小的受害者:反正中国就是个强权当道的丛林社会,和尚摸得,难道俺们就摸不得了?
在中国,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强者用来欺凌弱者的工具”的人一直不在少数。我觉得这帮人的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强者真想欺负弱者,只需用拳头就足够了,谁还闲得蛋疼跟你讲什么法律,那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让他们的行为显得冠冕堂皇一点的包装纸而已,就像中国即使没有“嫖宿幼女罪”,某些色情狂也照样可以逃脱制裁。恰恰相反,越是没有力量的人反而才越需要靠法律或道德之类的东西来约束强者,从而保护自己。我甚至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当年欺负中国的列强们虽然也算不上什么文明人,但假如人家真的一点道理都不讲,学习元灭宋清灭明或是日军侵华那样,到今天“中国”这两个字可能都已经变成历史名词了。毕竟中国当时不仅非常弱小,而且还极度欠揍。我小时候就一直疑惑,为什么会有八个国家联合起来打我们,要知道当年众列强们都是桌上谈笑桌下踢脚的主,何况有些列强单枪匹马就可以把中国打得满地找牙,何必找那么多人来分赃?后来才整明白,原来是某些人没实力还硬要装逼,明明是弱者却还整天摆出副不讲理的流氓样。俗话说失道寡助,这种国家即使遭遇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在外人手上也挣不到什么同情分,今天那些被美国整得死去活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类货色。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另一个领域倒是颇有建树,那就是它们总是擅长于把自己的国民也整得死去活来。
诚然,到目前为止,国际法依然有很多漏洞,而且严重缺乏约束力,尤其是无法保护某些流氓国家国民的人权。但这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总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今天的国际秩序哪怕是跟二战前相比也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这种趋势才“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那些弱小的国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正是拜文明发展之所赐;而他们之所以受欺凌,恰恰是一些国家不讲理的结果。在别人正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奋斗的同时,有些混蛋却告诉我,得了吧,国际法什么都是虚的,我们就是要不讲道理,要退回几百上千年前那种国与国之间相互嗜血残杀的野蛮社会。有的时候,我真的打心眼里鄙视中国人。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贫穷,也不是因为它的科技、军事或是政治制度不如别人,而是因为某些国人的大脑开化程度,远远落后发达国家国民几千年的水准
MainlandStudent

苏格兰独立运动

清晰法案

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

有些事情不是你把词摆出来就能说明问题的

这些政府都比中共有气度

MainlandStudent

外蒙古这事,窝囊的要死,不承认前朝条约但是承认外蒙古独立,不仅承认了还在报刊杂志上鼓吹“中国人民应该有让外蒙独立的气度”。

我实话讲吧,别嫌我说的难听。这个原作者还留了脸只讲外蒙古。丢领土这种事情,中共做的比前任国民政府下作多了。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1/03/ccp-vs-japanese.html

江心坡都往外送,这脸早丢净了。

再放一段大家鉴赏一下:

亚运会上有个韩国运动员举个牌子,说长白山是韩国的,引得我国人民大怒,至于韩国影视界大作《神机箭》更是看得我边笑边在地上打滚。但我觉得这种事情笑笑也就算了,完全不值得愤怒,什么事情才值得愤怒呢,长白山现在还真有一部分是控制在北棒子的手里,而且不是被人家偷走抢走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963年的时候大手一挥,将天池的一半赠予友邦的,附带若干山峰和薪岛、绸缎岛等几个小岛。你想我清政府每天被列强揍得屁滚尿流,割地卖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咱们新中国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竟然如此大方,把国土白送给朝鲜这种没有美国援助粮食过不了几天就要活活饿死的国家,这叫怎么一回事?不光是我们毛主席善于慷人民之慨,就在几年前我国政府还和俄罗斯签订了若干边境协议,使得苏联过去从我国掠夺走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合法化,我们的国土不仅过去被人家侵占,将来也永远没有索回的可能了。好吧,中国政府的卵蛋一直被捏在俄罗斯人的手里,姑且容许他们韬光养晦一回。再看那越南人频繁枪击我国渔民,我们的外交部本来最擅长抗议,这下反倒不吭声了,不仅不替国民出面讨回公道,反而在2004年和越南签订北部湾划界协定,将中国的固有领土白龙尾岛划给越南,导致广东省渔业面积减少50%,66万渔业人口受影响,10万人被迫转业。而对于这些事情,中国的老百姓不要说是决定权,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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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Majestic@RMSMajestic

说实话,以贪吃领土为第一要务的,最明显的是俄罗斯,加上一个1945年前的德国、日本,再加上一个吃墨西哥之前的美国,还有国人不熟悉的吞了锡金和果阿的印度。推翻“哪个侵略军不占领土撤回去”这一点可简单了,您那就举了不少situation。1960年以后的独立风潮,我觉得你还要学习一下。

领土只是利益的一方面,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之后,也没有把中国领土瓜分干净。有的人总喜欢以己度人,把有的国人安排在二战日本那样的背景下,他们照样会走军国主义的路。

MainlandStudent

日本 -> 中国

中国 -> 越南

把角色替代一下,很好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这场战争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广义上是指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国大陆民间多称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自卫反击战,部分资料称南疆战争南疆保卫战懲越戰爭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称这场战争为反中国扩张主义战争(Chiến tranh chống bành trướng Trung Hoa)、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phía Bắc, 1979)或越中邊界戰爭越南语:Chiến tranh biên giới Việt-Trung/戰爭邊界越-中)。
国际上则称这场战争为1979年中越战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9年中越战争#对越南的影响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傷害是持久的。中共军队在撤退回中国的过程中转移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門物資,並且回收了大批此前援助越南的物資,并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施行完整且有系統的破坏,迫使越南保持相当大规模的陆军(共120万),对越南国内经济造成了拖累。越南记录的损失包括了428家医院、735所学校、8万顷农田被毁和40万头牛被抢走或杀掉。[15]据《对越战争亲历记》中的夸张描述“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有数千平民遇害 [16]。据当年老兵记载:中共军队撤退时,无数越南男女军人,伪装成无武装的越南百姓,对解放军进行不间断的偷袭,导致中共军队分辨不出是普通百姓还是反击越军,[17]造成大量误伤,[18]这反而造成了越南百姓更加仇恨华人。這場戰爭加剧了越南对在越華裔的歧視,许多人被迫移民。他們之中很多人被迫成為難民逃難,部分逃難到香港,而最終移居到澳洲歐洲北美的其他亞裔社區,其余大部分華裔回到中國大陸境內定居。大约8万华人,以及赫蒙部族被从越南北部强制驱离到越南南部。[19][20] 受战争影响,加之黄文欢出走北京,战后越南共产党开始了对党内亲华派的清洗,估计共有20468名越共党员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
中越十年边境冲突
主条目:兩山戰役
中共军队撤军后,越南军队又相继占领了中越边境许多骑线点,并占领了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在中国邊境頻繁活動。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共又在中越边境發生了数千次的衝突,均以中共军队获胜為結,越军傷亡1800余人。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奉命率领昆明军区军队对佔領云南省罗家坪大山扣林山的越军进行攻击,中共军队占领罗家坪大山和扣林山,越军200余名士兵死亡。[23] 此后,中共方面又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84年4月发动了争夺老山者阴山兩山戰役,经过三年的反复战斗,中共军队获得战争胜利,并最终收复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山峰。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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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桑@chevalier

我补充一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
MainlandStudent

确实,大陆读者对于这套话语体系非常熟悉。

关于辩证法: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2/06/weekly-share-8.html

关于共产党的历史,有哪一部分是不太熟悉的呢?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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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霹雳@FreedomNotFree

事实上,领土这种事,根本不需要理由的,核心就是国家利益,不光中共,任何国家面对领土问题都是“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自古以来不行就找民族借口,地理借口,法律借口,借口想找还不多吗?所以光批表面化的理由,那根本就没看到本质,哪怕你现在再批判“自古以来”,也是没意义的,理由总比批评多,核心就是国家利益,占住了就不会再给出去了。

以上为您的观点。您自己看您说这话靠不靠得住。我跟你谈A,你谈B。占住了就不会再给出去了?放弃领土利益的有的是,这你在鬼扯什么东西!领土权益可不是哪个国家都放在首位的,英国葡萄牙又不是只把领土甩给了中国一个国家。我建议你还是要学习一个。

不尊重国际法体系当然可以,不谈判可以,不就是走纳粹德国和日本的老路吗,非得把国际社会想像成丛林,那就会得到丛林式的待遇。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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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问责制显而易见起到了很大作用,你不清楚,就等于不存在?

起了很大作用?莫非我们在平行世界?

胡春华是不是未来的总理,或主席,是你决定的?大学都没毕业,对中国政治还懂个屁。

我觉得这句话砸你头上也挺合适。你一开始就不要谈什么接班人。

民主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民众幸福和个人利益不受剥夺。没目的?怎么会有如此考葩逻辑。

您打错字了。您当然可以说一堆动听的话,为了保障民众幸福和个人利益不受剥夺,倒是只有民主制度能够做到,这您没说错。

你的知识和眼界过于狭窄

那我只能回您

正常辩论,不要有辩不过就生出攻击他人言论的劣行。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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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事故和政府治理机制是两回事。如果出了公共事故,无人问责或责任无法找到负责人,那是政府有问题。如果有负责人,并可以确定其对此负责,那说明政府治理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治理机制,在这方面是没问题的。

您装啥外宾呢,公共事故问责机制,有吗?有。效果好吗?不好。更别说还有一套瞒天过海,封杀新闻媒体的牛逼本事。而且官员下台了又在异地上台了,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对于公共事故问责机制的呼唤,本身就是追求民主的一部分。

乃至说到扶贫问题,扶贫也有具体负责人,如果扶贫不力,负责人都是要承担责任。中央政府扶贫负责人是胡春华,扶贫如果不力,就不可能成为接班人。

接班人。。。看来您不仅对西方政治不了解,对中国特色政治也不太了解啊。胡春华他老人家早就不是接班人了。

“民主”是有目的的,依靠选票实现的“民主”如果无法实现预期目的,就需要反思。民主理论完美无缺,而现实民主存在大量可乘之机,导致执行不力。如果社会存在那么多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民主”哪有什么目的,非要说有的话,它是一种【纠偏机制】,没说它多么完美无缺,但它是【最不坏的】。

我尝试简单阐述一下民主制度的稳定性问题:

在工程学上,这种【纠偏机制】可以增强【系统稳定性】,老牌民主国家,以及像波兰这种民主化稳定下来的国家,它就是【动态平衡下的稳定】,反观某国,社会压力没有有效释放的渠道,没有纠偏机制,像高压锅一样,是不稳定的。

一个常见的比喻:如果你知道飞机很有可能坠落,那它飞多快没有意义,因为它可能根本飞不到目的地。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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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说实话我真想砸一堆书到你脑袋上,您要是在国外呆过真投过票,您绝对不会讲这么多半懂的话。什么大众无知啊,多数人的暴政啊,金钱民主啊,这些问题西方政治学都有探讨,而且有的问题其实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实际问题,您要是觉得苏式的技术官僚真能比西式的选举市长-雇佣专家模式搞得好,那您错了。我其实很反感举例子,但是这好像是您喜欢的,那就请您谈谈最近的地铁站透水事故、茂名地区的抗议活动、煤矿事故。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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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美国政府治理和中国政府治理,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也有自己明显的劣势。

这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老哥,玩这种辩证法是没有意义的。

在治国实践中,民主制度和一党专政都远非完美,而你在贴中有过度倾向性,根本没想明白“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否认一种政治模式,或过度完美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不理智的。谁做得好,该学谁,才是理智态度。

你自己讲我有倾向性,为什么不能有呢?你自己难道没有吗?一党专政(或者叫是“党治制”),早就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了,你非得拿出来品味一番。咱明明可以吃中餐,可以去吃日料,可以去吃法式西餐(有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单一制,美国式的总统制、联邦制,英国式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你非得说垃圾桶里刨出来的东西有的味道还不错,嗯,也行吧,我管不着。

MainlandStudent

“统一”这东西的价值还不如统一方便面。统一方便面还可以让你不饿肚子,“统一”可是在为【让你饿肚子的力量】添砖加瓦。

MainlandStudent
在中国呆得久了,我发现很多问题你根本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的说话对象就没那个智商听懂你在说什么。

您讲讲有什么谬误和偏见,我特爱听。

这篇文章挺典型也挺...幼稚,看此人的早期文章基本都这感觉。

MainlandStudent

前面讲的都挺靠谱,最后一段我说说:

《历史的先声》这本书是被官方查禁的。您说这是党的得意之笔,得意之笔他为什么要查禁呢?说白了,这本书忠实地记录了中共是怎么欺骗美国和中国知识分子而夺取政权的,列位看官要是觉得欺骗是一种可以用来获胜的手段,那我只能贴一句话: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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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TGYY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挺好。大家看看吧。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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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没人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你上来就抛出一个不知所云的东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能是你又在搞稻草人话术了,我习惯了。

台湾嘴炮十分专业,你就和他们去练练吧。我也很期望嘴炮能创造出个未来。

台湾的很多政论节目就纯娱乐,认真你就输了。您非得把严肃的理论讨论歪曲成嘴炮,那我也只能说您一直在打嘴炮咯。歪曲一下谁不会啊,是吧。

美国一直是你们心中的灯塔,我只是简单问问美国在国家治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问题上,不要玩技巧,是问题就得认!

美国可不是什么灯塔,你看民主指数,美国差得很。每次别人非得揪着不放谈论美国,我都会在内心打个问号。

你要是谈理论,我有的谈;谈现实,我更有的谈——怎么比较人民的福祉?HDI算是一个科学的指标。你总不能觉得“我觉得业绩要看....” 拜托!你到底在讲什么?揪着一个民主指数不高的国家跟我谈欧美国家的缺陷,你不觉得你这么些年统计学白学了吗?我为什么要建议你做一个关系图

我对“专业”人文专业一般持鄙视态度。许多修人文的,看起来似乎懂社科,却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一知半解,缺乏严谨研究精神。什么东西学得半懂不懂的,就出来论断,能靠谱吗?

我跟你说,我是理科出身。人家研究社科的,起码还学过相关专业知识,你不觉得:什么东西学得半懂不懂的,就出来论断,能靠谱吗?这句话套用在你身上更合适吗?

你非得讨论最终结果,我就是要告诉你:中国政府把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远远没有其他更民主的欧美国家优秀。

你自己下基层看看,烂透了。在我这吹牛逼,您可算完吧。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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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我有没说中国军队军纪败坏,您认为我有说过,您想去。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讲军纪的问题。日军的残暴罪行,我们也没有否认。你要是举解放军军纪和日军一样,道德十分败坏,我们不这样认为。为什么要无中生有?

我估计作者写作原意是比对“三光政策”(40年代/80年代)。

所谓“三光”政策,属于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执行。日军侵华有没有?有。中越战争中有没有?中越双方都不太愿意揭开这个伤疤,史料不多,但根据有限的多个回忆录记载(已贴),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干的事说实话就是“三光”。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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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论业绩,民主政体一脚把其他政体踹飞。中国可比日韩差远了呢。

你要有心思,做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民主指数关系图,你瞅瞅。

(地图炮预警)顺便一说,工业党我根本瞧不起。一堆理科生,不仅人文精神一片荒芜,理科本身都学的不咋地。要真学懂了,也不会成为工业党。

#EDIT https://www.weibo.com/p/230418a753d0ec0102v9zb?pids=Pl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1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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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你对民主选举制度的理解,有点肤浅。我不知道你对西方政治学了解多少,但是它完全没有你讲的那么简单。你有兴趣我过几天可以转帖一篇,咱们聊聊。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某种有奖竞答的娱乐节目,求助观众(观众集体投票)的胜率永远高于场上的任何一位选手。

对这一制度的深刻体察需要具有丰富的【概率论】和【博弈论】知识。我不觉得很多人能够在讨论【民主制度】这一话题的时候运用他所具备的【理科】知识。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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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那好像解放区也没有荒芜人烟啊?

我就不用越南官修教科书了,跟国内教科书一个德行。

http://books.sina.com/gb/artbook/exposure/2006-11-08/00372346.html

后来我军采取三光政策,沿途焚烧村庄,寸草不留,彻底打击残余敌人,并在我军通过的主要路段押送越南百姓为先导开路,从3月9日起,我军的伤亡率即大大降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9年中越战争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傷害是持久的。中共军队在撤退回中国的过程中转移了大量越南公私部門物資,並且回收了大批此前援助越南的物資,并对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施行完整且有系統的破坏,迫使越南保持相当大规模的陆军(共120万),对越南国内经济造成了拖累。越南记录的损失包括了428家医院、735所学校、8万顷农田被毁和40万头牛被抢走或杀掉。[15]据《对越战争亲历记》中的夸张描述“连越南的牛见了163师的官兵都跑得远远的。”有数千平民遇害 [16]。据当年老兵记载:中共军队撤退时,无数越南男女军人,伪装成无武装的越南百姓,对解放军进行不间断的偷袭,导致中共军队分辨不出是普通百姓还是反击越军,[17]造成大量误伤,[18]这反而造成了越南百姓更加仇恨华人。這場戰爭加剧了越南对在越華裔的歧視,许多人被迫移民。他們之中很多人被迫成為難民逃難,部分逃難到香港,而最終移居到澳洲歐洲北美的其他亞裔社區,其余大部分華裔回到中國大陸境內定居。

另外有未经FC的一段:我军当年在帮越南人设计坑道的时候,在许多地方都设计了机关,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他们拿坑道来打我们。结果自然是越南人死的惨。据说在老街攻 坚战里,我军用毒气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闷死,后来据越南俘虏交代,该坑道藏着二百多敌人和一千多老百姓。其实老百姓又怎么样,反正越南当时是兵民不分的。

而解放区确实也是“兵民不分”的,这个史料汗牛充栋。兵民不分,还是越南跟中国学的呢。

这也不是解放军军纪败坏。这个事情情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对的,屠杀平民,依照国际法,确实是战争罪行(美国人进攻越南,照样有战争罪行,也应该谴责),我已经讲过多遍。我知道你从民族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第三方看来这就是这样的。对全民皆兵的越南犯下战争罪行的解放军,并不比对全民皆兵的中国解放区犯下战争罪行的日军在道义上更站得住。

你在讲民族情感,我在讲国际法理,完全鸡同鸭讲。民族情感可是压不过国际法的,就像你说一千道一万,钓鱼岛它法理上就是日本的一样,即使我们希望它是中国的。

就这样吧,我觉得没啥意思了。这个话题实在让人厌倦。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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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先提醒一件事,美国联邦政府可管不到城市里面,市议会都是选举出来的,市政府也是选民自己成立的。

我贴篇文章:

https://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8044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连续10余年的犯罪率下降,引起国际犯罪学界的重视。据悉,全美1990-2000年的谋杀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1%),抢劫案下降了43%(其中纽约下降65%),入室盗窃案下降了41%(其中纽约下降67%),机动车盗窃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3%)。     
    纽约市为什么会成为犯罪率下降得最快、最多的城市?关于这一点,先转引一位日本记者的介绍: 
    “纽约市(人口约750万)一度被人们作为犯罪城市的代名词,但现在它的面貌正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与犯罪组织有牵连的性用品商店和贩毒分子从街头销声匿迹,纽约已成为全美最安全的大城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纽约的实际情况。     
    到90年代初期为止,曼哈顿米德尔敦的第九大道一直是贩毒分子出没的地方。但是现在,街道两旁的意大利、希腊、阿富汗等国漂亮的民族饮食店鳞次栉比,即使到深夜也不乏女士们购物的身影。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998年发表的犯罪白皮书,在美国217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居第166位。这比安全形象颇佳的波士顿、旧金山、圣迭戈等城市的犯罪率还要低,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纽约市的犯罪率现在是最低的。     
    纽约市使犯罪率下降的主要措施有:
    把纽约市的警察由3.8万人增加到4万人,并计划明年进一步增加到4.2万人。
    对轻度犯罪也毫不手软。对扰乱秩序的行为予以彻底取缔,例如已制定的条例规定,醉酒驾驶如被判有罪,就没收犯罪人汽车。以前无票乘坐地铁只是罚款了事,但现在马上就作为现行犯加以逮捕。据说由罚款变逮捕对防止犯罪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反犯罪措施,纽约市警察局的霍厄德.塞夫说:‘第一是防患于未然;第二是明确提出这些措施不是为了多逮捕人,而是为了减少犯罪;第三是重视实际成绩主义,没有减少犯罪的实际成绩就要被替换;第四是彻底取缔毒品交易,纽约市80%的犯罪与毒品有牵连;第五是利用计算机分析犯罪。以前每年各分局只提交4次犯罪报告,但现在每天都打一次报告。’”[1]
    如前所述,除纽约,整个美国在90年代的犯罪率都是下降的。对此,有的中国犯罪学者感慨道:“根据我们的传统学说,犯罪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激烈阶级矛盾的表现,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犯罪是‘没治’的,特别是在美国那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腐败,人欲横流,个性极端解放,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治理犯罪。但‘天方夜谭’毕竟出现了,而且犯罪率一降就是持续10年,这对于经历了20年犯罪持续增长的我国,当然更感到新鲜。”[2]
    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连美国学者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初,他们怀疑犯罪统计上有问题,纷纷亲自进行调查,之后他们小心观察这种降低的现象是否只是短期波动,直到1995年,大多数学者才同意,这是一种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和刑事司法意义。
    美国犯罪学者普遍认为,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一局面:首先是刑事司法系统的努力,包括警方的努力。美国警方过去10余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其中既有巡逻与警力部署方式的改进,纽约市将其称为Compstat(即将各类统计资料数据进入计算机后不断在城市地面上标出犯罪高发的地点与类型,从而及时调整警力以应付之),也有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区警务,以严惩、严管各种轻微犯罪和违反治安以及各种劣习行为为目的的“零度容忍”,以及对毒品贩运特别是街头零星贩毒的打击,对武器的管制等等。由于警方努力提高了逮捕率、送检率,检、法方面也采取了从严打击惯犯的方针,所以10年间对一批惯犯判处了长刑。这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据悉,美国10年间的犯罪下降,其中有15%-20%的成分是这种对惯犯判长刑的效果。但除上述以外,大量的下降原因还不是刑事司法的,其他的犯罪下降原因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们思想行为改变及社会控制的加强、防范措施的生效等,这其中具体的有:10年来经济的发展,失业人口的减少,穷人福利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青少年的比重减少,青少年思想、态度、行为举止的变化,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文化的影响等。例如,美国90年代15—24岁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8%降到13.9%,不仅如此,美国的青少年在经历了二战后“跨掉的一代”、“嬉皮士时代”等阶段,到了90年代在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均较之过去更重视社会价值标准。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性行为调查报告就表明,在性行为上,“钟摆正在往回摆”,中学生有性行为的比例从1999年的54%降为2001年的46%。又如,此期美国的离婚率也一直在下降,从1980年的高峰——每1000人中有52人离婚,降到1999年的每1000人中只有42人离婚,而家庭的巩固有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青少年吸毒也较过去少了,这里面除了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管理与限制,青少年的态度、行为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那些没有放弃吸毒的青少年,他们选用吸食毒品的种类也有变化,过去吸食可卡因之类的兴奋型药剂,成瘾后易于导致暴力行为,现在吸食大麻这种麻醉型药品,除了对吸食者本人有害外,很难导致对他人的暴力行为。
    美国学者约翰.康克林撰写的《犯罪率为什么降低》一书,[3]用大量的资料与数据描述了美国犯罪率连续10年下降的这一事实,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下面的文字,编译自该书的第10章“为什么美国90年代犯罪率下降”。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对政府的有些做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从1980年到1999年,美国在监犯人增加了6倍,许多研究都表明:监禁一大批惯犯对犯罪的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但一些美国学者还是反对增加监犯这种做法,理由除了司法成本上的计算不值外,还认为大量增加监犯,势必增加冤案,而增加一个冤案的代价是严惩再多惯犯也补不过来的,特别是冤案往往落在贫穷的黑人这一弱势群体上。
    不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美国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这一结果都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且节省了上千万的资产。探究犯罪率降低的原因,有利于发展减少犯罪的措施,使犯罪率进一步降低,至少使其维持在千年末这个相对低的水平上。了解犯罪率降低的原因,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犯罪的趋势,为潜在的犯罪增长做准备甚至改变这一趋势。
    在美国,一个每日读〈〈纽约时报〉〉的人都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十分明显。然而,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那些大的城市,也出现了犯罪率下降的类似情况,虽然其他地方的犯罪率下降较之纽约,开始得晚一些,下降的幅度也小一些。即便没有纽约市的贡献,甚至也没有其他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的贡献,美国的犯罪率仍然明显在降低。这种降低不是因为向警察局报告的犯罪减少了,也不是因为警察处理的犯罪减少了。犯罪率的升降也不能由自然循环来解释,这种变化应引起犯罪学者的重视,他们有必要调查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1991年以后,谋杀,抢劫和汽车盗窃的犯罪率相继降低,入室行窃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但其实在此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开始下降。以上四种犯罪率呈现的并行下降趋势说明肯定有一种共同的力量在推进犯罪率的下降。每种犯罪率的下降情况有可能由各种因素来解释,但也不尽如此,例如,如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枪支的管理,就会减少谋杀案件的出现;加强巡逻的警力,就会减少抢劫的发生;加大封锁的力度,入室抢劫就不会太猖獗;安装更多的汽车报警系统,汽车窃贼就不会轻易得手。所有这些结果可能碰巧同时发生,而发生在每种犯罪率中的具体变化更增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是前面提到的影响四种犯罪率下降的直接结果。      

    

    警力
    城市人均警力,巡逻车巡逻和步行巡逻的数量,以及社区警力都不会对犯罪率造成多大影响,虽然在特定条件下,为打击特定犯罪目标而部署的警力能够遏制犯罪的发生。通过阻吓一些轻度罪行,如无照携带枪支、藏匿及贩卖毒品等,也可减少恶性案件的发生。90年代中期纽约市持枪杀人罪和持枪抢劫罪的减少至少一部分是因为“追求生活质量”的初衷引起,为此,警察加强了对在公众场合非法携带枪支、酗酒闹事、翻跳旋转式栅门等轻度犯罪行为的查处。不过,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城市,即使没有为“追求生活质量”而对此类轻度犯罪实行进攻性策略,也同样可看到犯罪率下降的趋势。
    90年代,重大案件的罪犯被逮捕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很多,这说明监狱里人数日趋增加并不是警力增加的结果。这一时期警方更加关注毒品和枪支犯罪,这可能有效阻止了谋杀和抢劫的发生。但人们仍然怀疑此举是否对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起到同样的作用。后者更可能的原因是,经济的繁荣使定向巡逻和针对具体问题的警力产生的威慑效果得到加强,因为这些不安定分子也知道,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代价与合法工作的收益相比,与在经济萧条、岗位奇缺、工资微薄时要大得多。这种利益权衡,使他们较少冒风险去犯罪。
    监狱
    法院在90年代的判决趋于严厉。越来越多的人被判入狱,而且监禁的刑期也变得越来越长。假释委员会在有条件地释放囚犯上趋于保守,一些司法区域甚至取消了假释。这些变化引起了监狱人口的增长,并增加了犯人改造方面的花费,但同时它们也为犯罪率降低做出了贡献。
    将对弹性的低档预计应用于整个90年代由于犯罪率下降而变化的犯罪数,可以清楚看到至少10800宗谋杀案件,2176000宗抢劫案件,738000宗入室盗窃案件和748000宗机动车盗窃案件在过去的十年里因为更多人被监禁而避免出现。这符合一种设想,该设想认为街道上的嫌疑犯比狱内重获自由的犯人作案机率要小一些。不同于其他关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诸如毒品巡查或者控制枪支的法案,监禁率的增加可以解释所有四种犯罪中出现的下降情况。
    因为害怕遭受监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变成或继续充当贩毒者和毒品服用者。人种学研究表明在犯罪率下降之前的几年里, 可卡因越来越被看作是能给使用者和贩卖者的家庭及团体造成破坏性后果的毒品。因贩卖和藏匿可卡因而被判监禁的代价,较之毒品给生理带来的损害以及毒品交易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后果更严重,所以年轻人为此也要设法远离可卡因。
    监禁和其他因素一起互动着影响犯罪率。在90年代大部分时期失业率普遍低的情况下,监禁大概是最有效的防止犯罪的措施了。因为一个人已经找到工作岗位时,最担心被监禁。有资料显示,被雇佣的人比无业游民更害怕被监禁,大概因为当经济形势顺利的时候,因犯罪而损失的利益最大。在就业充分的经济环境下,监禁对犯罪率的降低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可以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来建造监狱和关押犯罪人。复杂的监禁-犯罪-失业关系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高监禁率使失业率相对较低,否则的话,那些被监禁者既是最容易失业的,也是最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因为他们年轻、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属于少数族裔。
    毒品
    毒品种类的更新变化起到了在毒品使用者中改变口味的作用。当原来的毒品失去魅力时,吸毒者开始寻找新的刺激。毒品使用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警察对某些毒品的严厉态度,由立法机构赋予、法院施加的刑罚,假释委员会释放囚犯的意愿。刑事司法措施通过提高持续参与毒品交易的代价,可以对毒品的交易和使用起到阻吓作用。
    90年代前后,很多年轻人转而青睐大麻,对可卡因丧失兴趣,主要是针对可卡因的严厉法律措施的出台,而不是因为暴力、爱滋病或毒品的危害性。毒品与犯罪之间的相关程度随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青少年吸毒者往往比成年人吸毒者更容易犯罪。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比成年人更缺少经济资源,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财产犯罪来支付毒品的费用。因此,反映在人口统计上,如果界于15到24岁年龄段的人数增多,就可能产生总犯罪率上升的结果,即使毒品使用总量保持不变,因为年轻的“瘾君子”会制造更多的犯罪。反之,如果人口中老年群体数目增加,就可能减少总犯罪率,因为年老的吸毒人员较少去制造新的犯罪。
    从1984年到1991年间,参加可卡因贩卖交易的人员多数与美国大城市里的谋杀、抢劫案件有关。但90年代以来,可卡因交易从竞争激烈、自由化、露天进行转为组织严密、商业化、地下交易,这一过程减少了暴力犯罪。因为交易者觉得付诸暴力的地盘之争势必引起警方的注意,这样就会使买卖的利润打大折扣。在转变后的可卡因交易模式中,拥有和使用枪支变得不那么重要,抢劫和谋杀亦随之减少,和枪支有关的犯罪也同样减少。因为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者很少使用枪支,所以因可卡因交易市场重组而导致拥有和使用枪支的减少对这类犯罪鲜有影响。但是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犯罪的下降幅度和抢劫、谋杀犯罪的下降幅度相平行,这说明其他因素在此起了作用。
    一些有力的机构可以通过扼杀与犯罪有关的毒品使用而直接减少犯罪率。大量的工作岗位使有可能犯罪的人远离毒品,那些有可能走上吸毒道路的年轻人会被合法的工作所吸引。再加上家庭、国家政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使人们与那些持传统价值观的人群接近,这也有利于不吸毒或停止吸毒。有证据表明,在90年代,经济和宗教等领域发生的变化确实有助于减少吸毒及与之相联系的犯罪。
    枪械
    90年代枪械拥有、携带和使用的减少并不能证明是减少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的主要原因,但是它或许能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杀人案和抢劫案的发生率。虽然有关控制枪械的法律规定不得向有犯罪嫌疑的团伙出售枪械,要严格控制枪械经销商的执照,以防止暴力犯罪和其他一些有潜在犯罪倾向的人去犯罪,但那些不能从零售商那里购买枪支的潜在犯罪人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其他渠道获得枪械。布雷迪法案(Brady Act)等法律的出台使那些潜在犯罪人不仅不能合法地购买枪支,同时也难以从非法途径获得,这就推动了90年代谋杀案和抢劫案下降的趋势。
    因为枪支是可以被盗窃来的,或者也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从非法的途径购买,所以经济的繁荣虽然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团伙拥有枪械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却有间接影响。经济形势好,使得分配更多的资源到刑事司法系统成为可能,这样就更有可能盯住街上那些被怀疑拥有、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并对其中许多犯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判处更长的监禁。经济形势好,还使得就业机会增加,高薪工作可以吸引那些有可能成为毒贩或吸毒的青少年。毒品亚文化被视为暴力犯罪的一部分,提供合法的就业机会等于是以间接的方式来降低武装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数,这样也就相应地减少了谋杀案和抢劫案的发生。
    年龄结构
    15-24岁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部分地导致了1990-1999年犯罪率的下降。处于该有犯罪
    倾向年龄段人数的相对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可能参与毒品交易及与毒品相关的暴力行为的人数。从理论上讲,处于该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这一相对减少,也有可能因在总体上减少了被监禁的风险而提升了犯罪率:因为法律将其规定为青少年犯,而且其所具有的犯罪记录也没有积累至可对其处以一定期限监禁的严重程度,与年龄较大的犯罪人相比,年龄较小的犯罪人被囚禁的可能性更小一些。但是,被监禁的人数却从1973年开始急剧上升,这一趋势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趋势超过了因有犯罪倾向年龄段人数的减少而可能导致的犯罪率的上升趋势。
    公共机构与社区
    经济制度和宗教的合理变化应是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因素,虽然它们不是原发性因素。至于合法化家庭的增多在推动犯罪率下降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犯罪率的下降是否有政治制度改善的功劳,有不同看法。
    唯一能够说明合法家庭与犯罪率下降的趋势挂钩的要算80年代后期离婚率的下降了。离婚率的下降可以改进社会化、社会控制以及家庭的自我保护,减少那些出生在80年代而在90年代可能成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数量。这是有助于犯罪率下降的,但它不能在起初的1991-1992的犯罪率下降中得到证明。合法家庭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着下面的联系:在合法家庭少的时期,出生率就低,从此意义上它减少了带有犯罪倾向年龄群的人数,因而也有助于降低那一时期的犯罪率。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合法家庭遭到了高犯罪率入狱现象的严重破坏,不同程度的妻离子散给养儿育女带来了艰难,这也造成了这些青少年步入易犯罪年龄段后的高犯罪率。父母对毒品的使用无疑也阻碍了社会化进程,削弱了社会控制以及对孩子的家庭保护能力,虽然最终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及自己的亲人因此而坚定反对毒品和沾染毒品,后者又与减少犯罪有关。
    对经济制度发展的信心,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下降,都在犯罪率下降后不久就出现了,这暗示出即使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是造成犯罪率下降的原发性因素,它也确实推动了犯罪率下降的趋势。经济的改善使父母能够找到工作,也鼓励着年轻人去寻找一份比犯罪或贩毒更好的工作,并因此改变年轻人的价值观。但是,工资收入的不平衡和时薪的差别也反映出90年代的经济盛况并不是使每一个人都平等地受益,那些传统上犯罪率较高的人群,尤其处于不利地位。低通货膨胀率对那些靠福利生存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无影响,尚不太明朗,但对那些靠固定收入来生活的年长者而言,似乎不影响其犯罪率。
    根据拉福雷(LaFree)的观点,在90年代犯罪率降低的过程中,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依我看,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态度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登记投票和投票人数并没有增加,变化不大的民事诉讼案件也没有明显地影响到犯罪率。
    拉福雷没有提及的还有宗教和社区。合法正统的宗教在犯罪率开始下降后也不断地发展起来,这说明宗教笃信对犯罪率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不是原发性因素。公众参予反犯罪的志愿者组织的人数在90年代有所增长,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增长对犯罪率的下降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在一些案件的调查研究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加强社区与警方的合作有利于防止犯罪的发生。
    如何认识犯罪率下降的原因
    这项研究以如下问题开始: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犯罪率在90年代空前地降低?由于研究工作的推迟进行和研究成果的推迟出版,使我得以通过翻阅《纽约时报》来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文章或出自犯罪学者,或出自执法官员,或政府官员,或社区领导者。因此,这份分析犯罪率降低的原因的报告是以对这些公开出版的研究材料和警方、政府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评估为基础而写出来的。
    《纽约时报》上的这些文章在解释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方面是否与事实真相一致呢?一个一再重复的观点是:纽约警察局制定的有关犯罪率下降的方案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不被研究结果所支持。这种解释其实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布莱顿和市长朱利安尼为了达到他们个人或组织的目标而熟练运用媒体的结果,它低估了呈上升趋势的入狱率的影响,没有重视扩大监禁在减少犯罪中的作用,而恰恰是扩大监禁,使犯罪人自身不能犯罪或威慑别人不要犯罪。相反,它还经常提及,犯罪率下降将导致监禁人口减少。《纽约时报》同时也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低失业率和对经济制度的信心给犯罪率的下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直到犯罪率的下降已经过了六七年,这些因素仍然少有提及。
    《纽约时报》对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分析中最站得住脚的是其对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变化的关注。犯罪学者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剖析,加上采访社区领导人、当地居民和毒品使用者,使之更具说服力。相反地,文章中有关年龄结构改变对犯罪率的影响就分析得较弱。根据一些犯罪学者的论点,随着有犯罪倾向的年轻人群体的成长,犯罪率将不断提高,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现实中因年龄结构被改变后所带来的犯罪率下降的情况。这样,它所传达的消息就不是让人们沉浸在以往的安全愉悦中,而是要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严重危险。但与犯罪学者的预测相反,犯罪率并没有在1995年后增长,直到2001年中期也仍没有增长。
    正如在这本书中所表明的,我相信影响1991年后犯罪率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是监禁率的提高。监禁人口的增加当然要付出巨大代价:就被监禁者而言,监禁严重影响了他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就国家而言,要花费巨额的监狱建设费用和看守费用。但是,入狱率确实是这里能够被挖掘出来的、强有力的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如果说1999年比1990年多关押50万罪犯没有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那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毒品市场的变化和毒品使用者从可卡因到大麻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犯罪率的下降。这些变化部分要归功于警方的缉毒得力,但更重要的还是立法机关制定的立法和法院判处的刑罚趋于严厉。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不仅仅受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它还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在毒品交易中对暴力行为的自我限制,以及潜在的毒品使用者和贩毒者对日益增加的合法工作的向往等。
    对经济制度信心的增加,就业图景的改善,还有年轻人工资的小幅上涨和下降的通货膨胀率,都和犯罪率的降低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它们并不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起始原因。经济的好转使有犯罪倾向的群体意识到与其被关押还不如选择一份合法的工作。
    其他明显的变化,如年龄结构的变化,长期下降的离婚率,宗教笃信的增长,年轻人携带使用枪械的减少等,也是直接影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不同年龄群体范围的变化可以导致犯罪率的下降,但是只有所有年龄段的犯罪率下降才是最重要的。后者显然是由于犯罪不能成功和增加被监禁概率的威慑效果,以及毒品使用和毒品市场的变化,经济的改善等导致的。宗教笃信的增长可能是加速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其精确影响。虽然很少有直接证据证明,在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群中,携带和使用枪支的人在减少,但在这个群体中不断下降的持枪杀人案,以及一旦毒品市场稳定下来就减少了携枪的动机,使人相信上述变化导致了杀人案件和抢劫案件的减少,尽管不包括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案件。
    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还不是太明朗。1999年的美国人当然要比1990年的时候更加安全。如果不是在十年前杀人案件发案率开始下降,大约有34000个活到1999年的人早已被杀害。不过,此种安全状况的改善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犯罪人的生命被在监狱中耗费,纳税人的钱被大量开销,被监禁者的家庭成员也深受其害,有的甚至因此走上犯罪道路。[5]低失业率的有利之处是大家都认可的,但究竟是何种政策取得和维持了这样一个低失业率,却不甚明确。毒品使用的模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减少毒品使用过程中,或者更细一点说,在使毒品使用者从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转换到其他不这样易于导致犯罪的毒品种类过程中,哪些政策最有效,也知之甚少。我希望本书对如何理解美国的犯罪率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呈下降的趋势有所助益,也希望它能引发关于犯罪率下降的原因的思辨性讨论,并探讨如何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保持这个趋势,甚至使这个趋势进一步下降。

讲道理降低犯罪率方面,能做的事其实差不多。

美国治安是非常差,但是没有国内新闻报道那样差。一场枪击案能成为中国新闻头条,反而中国自身治安事件的讨论被压制,其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你也许能经常看见飞机失事的报道,可是实际上飞机极其安全。美国地方政府有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个东西你看国内媒体是看不出来的,它实在是太过于失真了。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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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计划生肓当然指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计划生育!这个价值是不可否认多。你不至于幼稚到认为今天的计划生肓。

想多了,现在墙内的主流声音是否定计划生育这整件事。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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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原文这作者这种观点:
但是如果要日本人反省40年代的罪行,我们也应该反省80年代在越南做过的事
这是原文作者的脑子有问题,被删帖屏蔽活该,观念错乱,颠倒黑白,如果这家伙上街,被人殴打吐血都活该。
解放军在越战中做出了重大牺牲,作为挑战前苏联向欧美交了一份提名状,由此获得了欧美支持,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原文这作者不只是无视为祖国牺牲的战士,言下之意颇有全面否认中国军人的无私奉献,以及无数为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成就,做出无数奉献的前辈英雄,如此冷血无情,被人打死都活该。

你双重标准还有理了。更别说你还过度上纲上线。【反思解放军屠杀越南平民】和【全面否认中国军人的无私奉献,以及无数为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成就,做出无数奉献的前辈英雄】可真不是一回事。解放军对国家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这东西好的想法是:我怎么下次不去做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情,我怎么更有效地作战,而不是去掩盖它。否则就会给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口实:看!你都没道歉!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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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2.1 当然美国不是所有税收都被利益集团占用了,但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十分严重,大量的资金被利益集团侵占。利益集团对总统和议员选举的赞助,以及大量的国会游说集团可以合法存在,其存在就是让总统、国会的公共权力及政府资源,为利益集团服务,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利益集团干扰政府决策。

那我建议您看看我之前转的:

https://matters.news/@mengnew2/金钱式的西方民主-转载-zdpuB2riu7EVeQ58uT2AvFmhq6Xq9ArfXecW4KTgBMAexECKy

就以美国为例,常常听到这种说法:美国竞选是被财团(或大财阀、大资本家)所操纵的,仿佛美国总统就是这些大财团的玩偶,那么相应的美国也是他们手中的玩物。这个说法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谁的资金更雄厚,选民就会选谁——可在美国又不能贿选,这一条似乎很难成立,民主党每次竞选的资金一般也只有共和党的50%;第二,美国总统权力盖天,控制总统等于控制美国——但这又是个颇为中国式的想法。
这些关键的逻辑问题咱们还是忽略掉,先来弄清“财团”这个概念。什么叫财团?比如说教师组成的工会就是一个教师财团,农民组成的集体则是农民财团,“财团”在这里只是某类人群的集合,或者说是个统计概念。假如你是一个工人,你给候选人捐了20美金,那么这20美金就算作是你所在的“工人财团”捐给候选人的。假如你这个财团里有一万人,平均每人都给该候选人捐了20美金,那么在中国这就叫“某工人财团给某某候选人赞助20万美圆”了。假如你碰巧又是个石油钻井工人,那可不得了了,在中国就叫“石油财团给总统候选人提供数十万美圆竞选资金”,一听就感觉是候选人被它给贿赂了一样。假如你是到美国做兼职当临时工什么的,加入了一个临时工俱乐部之类的组织,然后在街边随手捐给奥巴马两元钱,鉴于美国的临时工非常多,你们这个财团可能也很了不得,那么按照中国的新闻口径,这可能就成了“临时工财团给民主党提供大量竞选资金”,而你一个小小的临时工也俨然成了能控制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人物。
美国最厉害的“财团”是什么呢?答案是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一个拥有超过1/5选民资源的组织,里面无论是石油大亨还是军火商,什么人都有,正如上文所述,这里“财团”只是统计概念,按不同的分类方法,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属于数个完全不同的财团。当然中国新闻界对这些什么“临时工财团”、“中老年退休人员财团”之类是不会感兴趣的,中国感兴趣的都是什么“军火商财团”、“石油财团”、“运输财团”等等,“财团”在我们这里俨然成了少数有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因此一个财团向两个候选人捐款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中国的新闻是怎么写的呢?“当然,大财团并不愿意‘孤注一掷’,一些财团往往是两边下注,这样无论哪一党候选人当选,他们……”
对于哪些个体可以捐款,哪些个体不可以捐款,在美国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例如,外国的一切组织、个人都不能捐款,宗教组织一律不能捐款,美国的公司或组织也不能捐款,只有公司或组织里的人可以捐。有人问了,这又有什么差别?在中国可能确实没什么差别,但在美国却有天壤之别。美国的公司制度对于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有着严格的界定,甚至连公司老板也不能例外,否则等待你的将是严重的税务问题。哪些钱是公司的、哪些钱是老板自己的,哪些钱是可捐的,哪些钱是不可捐的,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如果你听说某个公司给总统捐款,实际上是公司里的员工在捐款,在这里依然只是统计概念。假如你是洛克菲勒公司的清洁工,在街边随手给麦凯恩捐了2美圆,结果在中国的新闻里就成了洛克菲勒公司、洛克菲勒财团甚至洛克菲勒家族给麦凯恩提供了大量资金,于是共和党就这么被洛克菲勒家族给控制了。公务员则不能向任何和自己有直接关联的人捐款,这是一条铁则,三名美国农业部官员就因为以在职务上提供便利为诱惑劝募了18笔25到500美圆不等的捐款,而遭受刑事指控。
除此以外,在总统选举中为单个候选人提供的政治献金不能超过2000美金,因此即便是你富贾天下,能给总统候选人提供的好处也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所谓少数利益集团控制总统选举变成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新泽西众议员麦克·傅格森就因违法募捐而被处以21万美圆的巨额罚款,其罪名是——向自己的父母募集超过额度的政治献金!当然了,你可以拿自己的钱去竞选,这样富翁不就有优势了?但是美国法律又规定:如果一个人在竞选中花自己的钱超过一定额度,则他的竞争对手可以相应提高政治献金的额度。这个游戏是非常公平的,何况相对于单个候选人10亿美圆的巨额资金,能花得起自己的钱来竞选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
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关键在于其资产所属者的严格定义,以及金钱流向与竞选过程的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监督。美国有无数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盯着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总统竞选。一个叫“社会廉政团体”的组织曾出示一份叫“购买总统”的报告,提醒人们防止一些利益集团控制总统选举。这份报告里,为克林顿募金最多的是纽约投资银行的一家公司,其职员捐献了十一万美圆。第二名则是纽约州教师联盟,募捐了十万美圆。这点钱对一次总统选举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这样就想控制美国总统实在是无稽之谈。至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军火商,美国全国长枪协会从1979年到1996年的17年间一共才募集了44万的政治献金——还要分给两个候选人。
倒是有人曾尝试要操作美国总统,结果以失败告终——1996年选举期间曾出现过一起“政治献金案”,一些美籍华人向克林顿和其它美国官员提供了数十万美圆的助选资金(他们假冒了大量美国人或是收买一些华裔家庭,每“人”只捐1000美圆),企图左右美国的政策。但由于一切信息都是公开的,这些政治献金的疑点很快就被民间组织发现,演变成一起“中国门”事件。起初华人奋起反击,声称这又是“西方的偏见”,但随着事情一步步水落石出,主要嫌疑人钟育瀚供出背后是刘华清女儿刘朝英等太子党在输送资金,这就成了外国政府直接贿赂美国官员,并且立刻让反对党逮住了小辫子,把克林顿以前的政策都归结为“收受献金”的结果,搞得克林顿灰头土脸。此事更是演变为一场国际政治丑闻,这批用惯了中国规则的人在美国却撞了一鼻子灰,共有17名华人因此被判欺诈等各项罪名,但此事在国内鲜有报导,关于克林顿,中国人往往更熟悉莱温斯基。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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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1)计划生育错在哪儿?中国不人口限制,顶峰人口会多出5-10亿,谁来养活?中国如今进口的粮食已经十分惊人,要保证所有国民进入发达国家水平,世界哪来这么多资源养得起你?

您这不行啊,人口不是负担啊。人口就是大陆一直以来发展的红利啊。老龄化的现实您又不是看不到。现在就连国内主流舆论都反转了,您思维不会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吧。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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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云影@TGYY
越南先对中国动武,这是事实吧,日本侵略的中国,而不是中国派兵去日本领土,这也是事实。

这个不是事实。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9年中越战争

中国没有占领越南,这也是事实。

这是事实,但与此话题无关。

朝鲜侵占了韩国,但美国的炸弹炸到了我国领土上。

这个是“部分”的事实,证据如下

搜狐文化:如果美国一开始就没打算侵略中国,为何又会向丹东投放炸弹呢?
沈志华: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宣传。第一,美国开始根本没有打算轰炸中国领土,特别是10月11日前。没有的根据是什么?首先,根据美国的档案,美国远东空军的司令部曾命令,美国的目的是要炸断鸭绿江大桥,切断中国给朝鲜输送食品、弹药的输送线。美国原本只想炸朝鲜这一半的大桥,不炸中国部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根本不想招惹中国,不愿意给中国出兵朝鲜的借口。
第二,丹东确实落了两颗炸弹,我们报纸上耶刊登了。我看过美国的一份炸桥过程的材料,里面记载了美国飞机炸桥的经过。当时,美军轰炸机是顺着鸭绿江飞的,炸弹投出去总会有误差,稍微错过时机,炸弹就会炸到中国。我判断轰炸丹东是飞行员的误炸。
另外一个疑点,美国要真想轰炸丹东,怎么可能只落两颗炸弹?我为了证实这个事,曾专门找过时任丹东市委书记的高阳,他说美国就扔了两颗炸弹,是误炸。后来美国空军就没来轰炸过。直到11月以后,中美正式开战,美国才有意轰炸中国本土。
前几年我去丹东档案馆查档案,想搞清楚美国到底轰炸丹东多少次。档案里面的确记载了,11月之前其实就扔过两颗炸弹,11月以后,美国才多次来轰炸。

over。你要是想证明什么,请直接讲。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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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fai@Erfai

讲道理印度的工业基础比当时的中国要好,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比较复杂。

日本战后其实就是一片废墟。不过日本的人才储备和识字率都优于中国,这个讲的确实很对。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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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原文在此: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理由是他们很不厚道,给我们造成了深痛的灾难,可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日本这个民族,非常的下贱。如果要讲道理的话,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赔偿是我们自己不要的,日本也变相补偿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历史书是右翼编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怎么捏造历史。但更打击人的事实是,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你们谁看完这段文字心里感到内疚了,麻烦举一下手。而且我们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们——就像金日成声称是韩国首先侵犯了他们一样。既然我们自己犯了也没有反省,凭什么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们更强呢?越南同样指责中国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中国人有当过一回事吗? 
同样的判断标准,放到几十年前适用,放到几十年后却是罪恶滔天;对别人适用,对自己却并不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 

列位看官,

要求大家用同样标准啊,你可以选择:
1)同时谴责中国解放军屠杀越南平民和日军屠杀中国平民
2)只谴责日军在非解放区(非“全民皆兵”区)屠杀平民的行径

以上这部分是我的发挥,可能确实有点过度阐述,但下面这个确实是作者想表达的

但是如果要日本人反省40年代的罪行,我们也应该反省80年代在越南做过的事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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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不要一味全盘否认大陆政府的能力,也不要一味全盘肯定西方政府的完美

是这样的啊!哪有什么全盘呢?没有完美的政府,大家都知道。可你要说大陆政府做的比其他政府强,那我就要你拿出证据:为什么?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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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要求大家用同样标准啊,你可以选择:

1)同时谴责中国解放军屠杀越南平民和日军屠杀中国平民

2)只谴责日军在非解放区(非“全民皆兵”区)屠杀平民的行径

这只是详细说明文章作者的观点而已啊

如果要日本人反省40年代的罪行,我们也应该反省80年代在越南做过的事

南京大屠杀又不是40年代的日军做的,我怀疑你根本没有好好看文章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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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您说

解放军在越南,杀的是抵抗分子。
日军在中国,杀的是普通民众。
你不能将日军的行为与解放军的行为,划等号!

原来这样啊。照您的说法,

那日军在解放区三光政策,就是合理的咯?因为解放区民众是“抵抗分子”?

解放区“全民皆兵”,百度出来的资料可是一抓一大把。

您自己的逻辑水平还是要锤炼一下啊,很容易就会被锤得稀巴烂。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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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佳士工人维权,为什么政府要打压?为什么阻止独立工会建立?

为什么默许996?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至于底特律的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的小城市将来的样子,至于为什么,我累了,不讲了。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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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谁能否认日军在中国屠杀了大量平民?我在这说一千道一万,完全鸡同鸭讲,您还跟我讨论起来了平民普不普通,干啥呢?他解放军再屠杀更多越南人,也改变不了日军屠杀平民的事实!讨论自己国家的错误,怎么就那么难?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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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中国和日本还同时起步呢,你比印度有啥劲啊?

你说的这些,难道欧美国家没有?高铁技术还是引进日本、法国、德国的呢,忘了?

咱们是活在平行世界吧。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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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日军屠杀平民,乃至南京大屠杀,那是暴行,有谁能够否认?

解放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字眼,日军在解放区搞三光,解放军在越南也是差不多的行为。

MainlandStudent

你就在这吹吧。

大陆的真正优势是低人权优势,不是什么执政绩效,你要是能够证明大陆这几十年的发展是出于政府的良好治理而非人民的艰辛创造(同时低效无能的政府还扯了后腿),我服你。

比经济增长率,这几十年不如日韩;比贫富差距,大的可怕;比军事实力,外强中干;比文化输出,还不如民国时期;比人均GDP,你懂的;比贪腐程度倒是世界前列。

蛋糕还没到你嘴上,先去了权贵的手里了,然后你还幻想你自己吃到了。做梦呢。哦,做中国梦。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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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把你口中的“中国”换成“日本”,“越南”换成“中国”,

如果不是(中国)村民截杀日本军人,他们也不会犯事找死。

您如果在日本,就是遭人恨的右翼分子。

越南存在“全民皆兵”的现象,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其实也有类似情况。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能只谴责日军不谴责中国军队。你看的资料越多就会感觉这种联系极其微妙。

https://bbs.tiexue.net/post_12461091_1.html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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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依照纽伦堡原则,

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
(二)
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出于某种目的或在占领区内,实施包括但不限于谋杀虐待奴役平民居民,谋杀、虐待战俘,谋杀、虐待海上人员,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产,肆意摧毁城市、集镇、乡村,或无军事之必要而以非正义方式进行破坏。

中国解放军在越南所作所为已经符合上述标准。虽然这么讲很让人难受,但事实如此。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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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您尾巴露出来啦。

越南战争,越南为了保卫越侨安全。中越处于敌对状态,为了保卫越南国家利益,完全正确。

您看出来了吗?您当然可以说站在我的角度上XX是正确的,可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可不一定这么看。

日本军队进入中国,初期并没有对民众怎么样,因为日本军队路过村庄时,屡次被种地的妇女和小孩截杀,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你一个问题:“日本军人是不是人?”

有的日本右翼分子就是这么说的,大家看看,有没有违和感?战争期间屠杀平民,错的就是错的,你在这洗地,我也没办法。

MainlandStudent
个体的思想差异在这个国度仍然是巨大的。

我非常赞同这种想法。即使是原作者,也没有说中国人都是怎么怎么想的。

力量便是正义,这个我持保留意见,这种观点说实话容易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渊。不如说国际法即是正义。当然,你要是说国际法是力量强的人制定的,我也没话说,因为确实是这样。

Mainland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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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Bird@Feabauer
越南侵占了柬埔寨,而柬埔寨是中国的盟国,中国反击倒成了罪过。

朝鲜侵占了韩国,而美国是韩国的盟国,美国反击倒成了罪过。

不说别的,您完全是自己立了个稻草人在那里射箭,原文说的是

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

讲的是【中国解放军在越南丛林里做的事情和日军40年代侵华时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到您那里就成了

莫不成你妹妹被流氓强奸了,你不把流氓狠揍一次,还要向流氓赔罪?

驴唇不对马嘴。

MainlandStudent

我挂一个典型例子,对,就是你。

这篇评论充满了稻草人谬误,我是懒得评论了,谁有力气说谁说。

其他读者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红色高棉是什么东西。

另外作者也从来没有讲民进党这个词。

MainlandStudent

苏与共签的条约公告承认了外蒙古独立: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这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即为后者(苏与国签的)。

五毛类型学

MainlandStudent

市场是挺大的,政府榨取了纳税人的钱雇佣这些五毛吹捧自己,五毛也好意思拿着这脏钱干活。

要是说正当性吧,应该和妓女差不多。

MainlandStudent

最常见的情况是,五毛的目标不是信息交流或者辩论,而是通过改变讨论焦点阻断他人的信息交流。而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稻草人谬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可以胡诌立个靶子自己打。

从北京杀医事件到墙内封杀

一场97年香港的脱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