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自知

可笑的不是未知，可笑的是自知。

大江健三郎曾經提起往事，說「我從東京回到家鄉的小村子，見到我母親，她給我講了些村裡可笑的人和事，我和母親大笑不已，我要是當初未曾離開這村子，也許也會做出同樣可笑的事」。重點不是可笑的人和事，而是作者能想象得到的，不能離開，也就會做出同樣的事。可見，所謂的「可笑」，並不關涉于一個人本人的神智，而是在這種環境中而不能自知。

所以，笑話不同環境的人，很容易；但要想從這種笑聲中，發現自己的幸運和對方的不堪，均來自于某種命運，則笑聲本身也值得人發笑了。

這也是為什麽，我總對那些打着反思旗號的話語表示懷疑的原因。問題並不在於反思如何，而是這位反思者到底是站在環境之外，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還是停留在一種環境中，忽然發現了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有如此可笑。

美國人類學者，也是社會活動家的Graeber寫了一本《Bullshit Jobs》，其副標題是「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說實話，這本書本身第一個要辯解的就是自己的人類學研究工作，到底算不算一種Bullshit Jobs，讀完了以後，我也沒發現這個問題，作者有沒有正面回答。但從其給出的臨時定義之最終版來說，還是不算。因為所謂的「Bullshit Jobs」，其定義的最重要標準，就是當事人的主觀看法。

當一個正在做某份工作的人，發現自己所做的工作毫無意義，且在自己心中有着很明確的認知：如果沒有這份工作，可能世界會變得更好——那麽，這就八九不離十的事一份正經「Bullshit Jobs」。

所以，作者給出的各種證據，往往都來自於當事人的個人抱怨，來自於一種對於自己生命白白浪費的悔恨。當然，為了能保住這份維生的體面工作，當事人還不得不隱秘從事，真正無法忍受的，已經辭職而走了。

最近還讀了一本叫作《唐才子傳》的小書，頗有意趣，其實這本書的作者並非漢人，他是一個生活在元朝的西域人。就和貫雲石一樣，都來自於西域，只是辛文房能留存下來的史料更少，前人探究後，認為他大概算是一個華化的西域人，僅讀他的《唐才子傳》，我們是看不出一點異族端倪的。就像後來被傳播得沸沸揚揚的納蘭容若，這位詞人在清代的大環境里，出類拔萃，但即使推後到他逝世的康熙二十年，滿人入關的時間也極為短暫。

王國維對他的評價格外高：「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但所謂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卻說得過於絶對。試問納蘭容若不染的漢人風氣，到底是什麽，在納蘭之生前，又由誰來代表呢？而且以詩詞之發抒性靈，千百年來，各體風格層出不窮，便是詩人詞人也各有一面，又哪裏有什麽所謂漢人風氣呢？

這種因其國籍、民族，乃至于個人之風格的評價，往往容易流於想象之一般，很難真正貼合作者本人。因為在創作之中，沒有人能離開腳下的大地，但對於一個人來說，保持其獨特形象的，永遠都是其自身的面孔，而非僅僅是那承載無數人的大地。

作者不能代表所有人，作者唯能代表其自身。

所以，宗教唯有繼續發展，纔會出現不分種族，只憑信仰的宗教；文學也唯有繼續發展，纔會脫離某個族群的集體史詩。

順便說一個小小的八卦。

你知道當代的跑步機，其發明的原型來自於哪裏嗎？

按照《怪奇事務所》的說法，在十九世紀，英國工程師邱比特爵士發明了一種刑具：「犯人得不停踩著踏板，來帶動滾輪轉動，再把製造出的動力拿來抽水或者研磨穀物。在懲罰犯人同時，又能創造一定生產力，這種刑具乍聽之下還真是滿有創意。」

可這就是現代跑步機最主要的雛型，文中還提到跑步機的英文單詞是treadmill，其構詞法來自於腳踏（tread）和磨坊（mill）這兩個字的組合。

雖說這只是一種說法，但確實讓人感到滑稽，想一想，我們不僅發明了電視，來控制我們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也發明了手機，時時刻刻都要通過輻射來毀掉自己的眼睛，最終連我們選擇的健身工具，都只是一種刑具。

唯一慶幸的，就是十九世紀的英國政府並不認為這種刑具真是一個懲罰的好辦法，因為重複無意義的勞動，過於可怕，這就像曾經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各種酷刑，最終被看作不人道而廢止了一樣，跑步機的前身也被立法禁止了。

所以，一個十九世紀的人看到了現代的跑步機，以及在跑步機上揮汗如雨的健身男女，必定會大為驚訝于未來烏托邦前景之黯淡。

而我們看到了十九世紀的人，大概除了羨慕那份所謂古典氣息，更多的事情，也不會覺得他們比我們更文明。

笑與被笑，知道與自知，往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