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家的掌故

李定夷字健卿，一作健青，以筆名定夷行世，別署墨隱廬主等。平生以小說名世，是鴛鴦蝴蝶派的重要作家。除了寫小說，他還寫過一些當時雜談軼事，諸如《明清轶闻大观》、《中央银行的内幕》等等。

最近有掌故家提及他所寫的《民國趣史》「博物院」其中一則。

其文如下：

「袁帝之龍袍

帝制發生后，軍人派主張從速。曾由某上將在上海制就龍袍一襲，值洋五百元，預備閱兵時仿陳橋之故事。不料袁世凱以此等辦法，太覺草率，非采用顧老二之轉彎抹角辦法不可。于是所制之龍袍，暫行收存。及大典籌備處成立，更于瑞蚨祥定制值洋四十萬元之龍袍一件。五百元之龍袍，遂相形見絀，棄置無用矣。至帝制取消，袁氏既死，瑞蚨祥之龍袍，將珍珠寶石等拆卸變賣，至龍袍則不知歸于何處。上將所制者，則由名伶王蕙芳，趁赴津演劇之機會，向上將說項。以此項龍袍，現棄置無用，殊為可惜。不如將該袍賜與劉鴻升演戲時穿用，甚足為大帥留紀念云云。上將大喜，即將該龍袍賜給劉伶矣。諺云一啄一飲，莫非前定。何況此值洋數百元之龍袍，袁世凱不能穿，劉鴻升反得穿，謂非前定而何？」

今日我們都知道當年民國紛爭之往事，袁世凱其人，原本自詡為一世英雄，有造就共和的聲譽，但人生際遇往往如此。掌故家說得好：「人生天地間，也就是一場演出。舞臺有大小，有幸走上大舞臺的人，自然會受到更多觀眾的矚目。在大舞臺上的袁世凱，本來可以垂範後來，不過他利令智昏，演出了遺臭萬年的鬧劇。」（葉康寧《錯鑄千鈞等一毛：洪憲金印記事》）

這些天又讀關川夏央的文字，提及當時明治政府的當權者為山縣有朋，所謂「大逆案」實際上已成為打擊「主義者」的工具。之所以要不斷擴大涉案範圍，捕風捉影，捏造證據，最終將幸德秋水一干人等置於死地，無非是為了徹底遏止內部紛爭。

書中這樣描述山縣有朋的話：他對這種選擇並不後悔，反而認為，如果不這樣做，那麽當年維新變法的成果就將毀於一旦，「這讓我死後如何面對為了維新而犧牲的人呢？」

對此，作者借夏目漱石的口回答：「但日本早晚會滅亡的。」

事實上，當作者在漫畫中不斷探究明治時代之人之事的時候，總會陷入一種迷茫。當他站在戰後的基點，向後回望，總有一種難以壓制的疑問，到底我們為了這個時代所做的一切，哪些是對的，哪些又是錯的？犧牲一小部分人，真地能換來一個國家和國家中的民眾的勝利嗎？事實上，戰爭的失敗已經徹底否定了山縣有朋的固執，日俄戰爭的勝利已被看作失敗，而後來不斷暴走，直至在毀滅的火焰里，最終玉石俱焚的生命，也變成了一場犧牲的鬧劇。

戰後的日本政治家，不得不在戰敗的處境下，繼續將維新時所做的事情，再做一遍。

但對於異國之人，我們也不得不產生疑問，那麽打敗當時代表中國的清政府，取得甲午之戰、旅順戰役勝利的時刻，就能說明戰爭的正義性質嗎？如果這樣說，無非是在認為戰爭本身的正確和錯誤，來自於戰爭獲取利益的結果。好的就是對的，強權即是真理。

當漫畫中不斷強調當時人對西方白人那些傲慢強權的反感，對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表示反對，那麽當日本自己也進入了這種遊戲之中，是不是也會把自己所受的恥辱，轉化為對另一些落後國家的征服呢？

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這就像父親的家暴，導致兒女心靈的創傷，進而在下一代上繼續重複這種悲劇一樣。

如果反思，絶不能將這種不公，轉化為一種自己的「不公」。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向自己提問，當世界各國仍然處於一種不平等狀態之中時，我們到底要創造出更多戰敗前的日本，還是要做高高在上的白人呢？

卡爾·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讓我們看到了，戰爭為什麽會被當作一種民族的證明，而又為什麽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鬥，成為一種必然的思想邏輯。所謂部落主義，正是一種你死我活，你強我弱，你是主人我是奴隸的遊戲。

要想改變這種邏輯帶來的必然結果，就不能纏繞在戰爭本身的利害，而要真正理解戰爭本身的不義性。人類的文明，正在於人不再只通過廝殺來決定彼此的正誤。

我相信，袁世凱之所以要稱帝，絶不是單純為了當當皇帝過過癮，他是真想通過稱帝來解決國內的紛爭，從而在共和之外取得另一種名義的至高點。但這種想法，仍然藏有私心，而這種私心恰恰不僅被他的對手所看穿，也讓自己的屬下有了更深的體悟。獨裁者開始獨裁，總是要解決問題，并認為沒有這種至高的權力，無法解決當下的問題。山縣有朋同樣是這樣認為，不殺掉幸德秋水這樣的內部異議者，日本是無法堅持按照維新的理念不斷進步下去的。但這就像健美者堅持低脂，而突顯出自身肌肉綫條一樣，我們從來不會認為這種符合健美標準的身體，是一種適合於日常生活的美。恰恰相反，適合於生活的，總是拖泥帶水，進兩步退一步，含混模糊，在混沌之中不斷向前發展。

只有天堂的神才需要犧牲，人間的人，從不認為自己有這種權利。

所以，簡單斥責袁世凱癡心妄想，竊國大盜，是一件很輕易的事。正如我們今日看待那些挑起戰爭，將整個日本拖入深淵，讓蘇聯、英國、中國、美國、東南亞都不得不為之死去太多人的戰犯，罪有應得。可我們若只是站在勝利者的一方，通過勝利來批評失敗的一方。無論失敗是正義也好，邪惡也罷，最終都不能解決下一場戰爭的問題。

這恰恰是袁世凱應該考慮到的問題，

《民國趣史》又有一篇文字專記袁世凱在民國三年過生日時的場景：

「總統壽辰祝嘏記

民國三年九月十六日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壽辰。袁大總統自就任正式總統以來，此其第一次壽辰也……

一切禮儀雖均從簡，然國民慶祝情殷，內外城之大街小巷無不高懸五色國旗，各衙署各學校均放假一日，以志慶祝。而出入總統府之新華門，亦扎青結彩以為點綴。……

有人以大總統手創民國，其功績在人耳目，不可不譜諸樂歌以垂不朽，而頌無疆。雖其所纂樂歌并不見佳，然歌功頌德之忱，亦自不可埋沒。其歌曰：智周八表，惟我公目明耳聰；德沾五族，惟我公嵩高岳崇。手挽狂瀾兮，障百川而之東；巍巍蕩蕩兮，不私天下于己躬。祝三多與九如兮，堯天舜民，民罔常懷。懷有仁，敬祝我大總統萬萬春。」

人生不可假設。寒暑推移，三五成文，往事在于他日，未來有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