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兒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 

——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

（一）

在很多時候，你以為的，並不是真的。

你想做的，未必能做成，你不想做的，或許終究還是去做了。

這種天機巧合，很難解釋，但也未必不能解釋。

（二）

大概孩子都喜歡和小動物互動，但除了善意的，也有看起來很殘忍的。

比如說，拿火燒螞蟻、燒蒼蠅，乃至打狗打貓，顯得像一個小霸王。

但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開始時，都是懵懂無知。

我們很難苛責這些舉動，畢竟他們是無心為惡，但我們又該怎樣引導呢？是講道理，還是進行體罰？

朋友們聚聊，偶爾便會提起，父母對自己的體罰。

一個人說得形象，似乎因為什麽事，就被鄰居告了狀，結果當着告狀人的面，小姑娘就被一腳踢到，臉上也開了花。嚇得告狀人連聲說，早知道就不告狀，孩子，我可以是把你害了。

還有一個，則是笑道，小時候媽媽一天打三四遍，然後爸爸接着打，一個月起碼一次。

說的人當笑話說，聽的人當笑話聽，而且兩個人如今都是功成名就，算得上人中奇才。

也難怪有人還要提提老話，什麽「小樹不打不直溜，小孩不打哏揪揪」，一套一套，好像這幾千年的文化，就留下了體罰二字。

（三）

反例自然也有，父母一根指頭不碰，大有人在，我們聚聊的時候，也總有這樣的幸運兒。

但大家似乎也沒說要羨慕羨慕，而這沒被打的，也并沒有取得更謡言的人生成果。

這就讓體罰對孩子的教育結果，有了一種薛定諤的觀察困境。

我曾經看過相關研究，據說罪犯大部分都經歷過不愉快的童年，或者說，幾乎所有的犯罪研究，都可以把體罰當作一個誘發遠因。

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研究本身的科學性，但任何統計樣本，最終都要受到實驗者的干預，畢竟統計本身就是一種妥協的科學。樣本就是一種現實中的模仿，而任何模仿都無法對應現實，更不可能取代現實。

所以，幸運與否，不在於利益的計算，而在於父母的人心感受。

（四）

我喜歡孟子的性善論，也在於此。

性之善惡，原本就不是一個實驗所得的結果，而是代表了人的信仰。

你信仰什麽，也就會給世界一個什麽樣的答案。

但作為單方面的施加者，以及單方面的成熟者，撇開父母兒女的親情血緣關係，終究是一種不對稱的大小強弱懸殊的鬥爭。有一方是可以不做任何解釋的。

一個笑話說得妙。

一個孩子千方百計，按照之前的教導，洋洋做得合乎媽媽的管教，但媽媽自己反而困擾了，迷惑了，進而在一種強詞奪理，不打也要打的狀態中，又打了孩子一頓。

孩子冤枉嗎？冤枉。

孩子無辜嗎？無辜。

但媽媽是不理這一套的，她的心中通暢了，念頭舒坦了，仿彿打孩子也成為了其人生的一種必要工作。

（五）

要和孩子講道理，就要將孩子視為平等的一方。

孩子要不被打，也要讓自己成為足夠平等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在於肌肉增長、個頭變高，而在於內心的堅定和完成。

打，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施加；單方面的打，則意味着一方力量的絶對值。

但被打本身，能帶來什麽，卻不在於打的強弱，而在於我們如何認識這件事。

比如說舜就是歷史上最早一個因為被打而成名的人。

從故事講述的離奇性來說，確實讓人感到講述者對於這種體罰的惡意。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史料的意義本身，不在於真僞，而在於這種流傳本身即透露出的趨勢信息。

我相信，聽過舜和父親、弟弟故事的人，絶不會站到對立面，而是對這個委屈可憐的年輕人，抱有最大的同情，也未他總能化險為夷，最終成為一個童話中的王子，而感到欣慰。

人心所向，在乎此，而不是所謂愚忠愚孝。

（六）

說回來。

父母體罰，絶不能為了打而打，否則的話，這種體罰正透露出一個人內心的虛弱。

我們看到以大欺小、以強欺弱，確實有恐懼，但更多則是憤慨。

所以，在監獄裏，刑事犯中的暴力犯罪，往往得到其他囚徒的敬畏，而那些欺凌婦女的人，則受到最大的鄙視。

江湖本身是一個無法制的亞社會，即使這樣，它仍然會通行一些道理，這取決於人心，而非是外在的強迫。

體罰本身就在於此。

軍營裏最喜歡體罰，它不講道理，戰場上更是「軍法從事」，為什麽？因為它不講道理。

軍隊是一個非人性的小社會，它必須不講道理，而要依靠暴力來維持命令的絶對意義。

所以，很多國家都經歷過軍管歲月，但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而強大的國家，是依靠軍管來維持其不斷強大的過程。

體罰的意義在哪裏？

在於講道理。

孩子同樣需要得到一種公平的博弈，否則我們只能期待，每個被體罰的孩子，都是幸運兒，而每個軍管的國家，都是幸運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