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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

世人皆知漢高祖嫚侮儒者,卻并不都清楚,他也有敬禮孔子的時候。

漢書記載他最後一次征伐得勝,老且病,在當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漢書》),還在豐沛置酒,大會父老,教群兒唱「大風歌」,慷慨傷懷,直至淚下。又說,「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似乎在冥冥中,想起了過往歲月,一個個已然逝去的名字,那些群雄反秦的叱吒聲,似乎不再那麽截然對立,自己與他們,不過是歷史中都將要逝去的人而已。

回到關中的次年,他即逝去。

臨死之際,他頭腦依然清楚,面對呂后詢問,仿彿管仲答齊桓公,一一交待清楚。

良醫說能治病,劉邦猶然當年遊俠本色,嫚罵道: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賜金罷去。

即使是普通一人也知道求活而不死,何況掌握四海之帝王呢?但他依然沒有戀戀于此,相比前代之嬴政,後來子孫之劉徹,果然是真正的大豪杰。

生死之際,最難為人。

今日看來,秦始皇的陵墓即使沒有被盜,但也只是肉皮囊而已,便是千秋萬代,都坐棺巡遊,終究改變不了其一而二的帝國徹底消亡,而所謂的「陲于後嗣,顺承勿革」,早就化入雲煙。現在刻石猶在,但那些滔滔頌文,卻僅存十個殘字,「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

誰又能如何呢?

清代《紅樓夢》寫了幾個小人物,如倪二、賈芸,頗有俠氣。批語如此說:

讀閱「醉金剛」一回,務吃劉鉉丹家山楂丸一付,一笑。余卅年來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歷歷註上芳諱,是余不是心事也。壬午孟夏。

又有另一批語: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書中之大凈場,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

後人寫續書,往往都恨寶玉無志,枉自讓群芳飄零,一哭盡悲,卻不知道若是作者打算寫這樣的發跡變泰,又如何不能讓寶玉為賈芸,而化《紅樓夢》為《兒女英雄傳》《醒世姻緣傳》呢?

如今迷失的後面章節,是找不到了(天知曉),但通過批語,我們也能知道還有一些仗義疏財,醒人耳目的事跡,而不單單是一些狼狽舅兄,白茫茫一片。寶玉撒手,固然有其情不情的胎毒,可如劉姥姥、賈芸、倪二這樣的人物,卻始終還留着一份人間的複雜處。

正如賈芸對倪二的內心評定:「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舊日里的無賴地痞,往往是對外不對內,有其分寸禮節,所謂「好狗護三家,好漢護三鄰」。這個「因人而使」,既道出了這種人的可恨處,也說清了這種人的可愛處。

如專諸、要離、聶政,所謂刺客;如朱家、田仲、剧孟、郭解,所謂遊俠,其實今天我們所知的「俠之大者」,早已是現代化過的定義,真正歷史之遊俠,恰恰就是「醉金剛」倪二這樣的人物,平日裏做的都是遊移于法律邊緣的行當,卻又守着一種獨特的道義。

劉邦未起事前,便是如此之遊俠,在信陵君門下得見當時之風雲,回到豐沛,卻又如此而為,也成為地區之遊俠。雖然沒有信陵君的權勢錢財,一樣成為兄弟中的大哥,而對待如雍齒,如盧綰,皆是大哥小弟之行徑,而非君臣上下的禮法約束。

太史公當年寫這樣的人物,一定要單獨立傳,自有其不得不寫的根由。

便如秦之一統天下,陳吳發難,六國擾動,但真覆滅了這大秦天下的,卻是一楚國將軍之後裔,一豐沛小吏之遊俠,到了漢代,其風未減,不得不以酷吏打壓,以法治之。

以殺止殺,不過救得一時。「俠」的存在,源於現實中的不公,所謂「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但若是這地上的道義,也消沉了,猶如當年之天地會,轉而為洪幫,轉而為黑社會,則所謂俠義二字,也就不在其旗號下了。

古往今來起事者,多稱天命,天命何在,在於人心。

賈芸能知倪二,則倪二才會稱上一句「賈二爺」。

若《紅樓夢》之作者,前半生是寶玉,後半生則必是賈芸一流人物。一生潦倒處,不在才學上。在雍乾之際,有不得不困厄的緣由,也必有寫不得,做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地成就此本《紅樓夢》的命也,時也。

大荒山,青埂峰,雖然子虛烏有,但與漢高祖之豐沛高歌,宮闈垂死,又哪處是真,哪處是僞呢?

「歷史成於羣心羣業,並必有時代累積。後一時期之歷史,必已有前一時期為之準備開端,斷無可以嶄然截然割斷前一代,來嶄新創出下一代。不僅政治社會種種羣體事業如此,在歷史上最特殊人物之產生,亦已由前時代早為塑造模型,大體已定,真所謂呼之欲出。大家只祈此人物之誕生,卻不知每一人物之早在母胎孕育中。換言之,人物乃在歷史中產生,不能脫離歷史突然出現一人物。尤其是歷史最偉大最傑出之人物,更見如此。」(錢穆《中國學術通義·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

我引這段話,並不在這段話的含義,而是由此聯想到所謂《推背圖》。誰不曾對此神秘之推測頗有嚮往之情呢?未來之迫切想慕,即源於人世間之種種不如意,而這不如意恰是「不平」處。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心正是如此轉移天命,而天命的變化,或許也在於此。正如秦始皇之忌「胡」,唐太宗之忌「武」,故事未必不是虛構,但後來人又為何要傳播此類故事呢?正如歷史研究,固然要區分真僞,辨別年代,但真材料有作用,僞材料也未嘗不能依據,關鍵只在於確認其僞之「僞」何在而已。故事自然不必一定當真,但所謂故事,其實就是歷史之讖語緯言,叫魂背後的君臣而已。

如此說來,劉邦卻是放肆浪蕩,卻依然不失大英雄的本色。

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項羽的話,在此時再聽,豈不也是一種頗耐人尋味的比較嗎?

如此說,劉邦實在比所謂的「始皇帝」,更擔得起此下歷史之「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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