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苔

「我們這個地球算得了什么？無非是生長在宇宙里的一小塊青苔罷了。可我們還自以為很了不起，什么思想啊，事業呀！其實都只是滄海一粟。」（Л.Н.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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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在思想史里看到偉大的名字，我們在技術史中記住革新的名字，我們在一切的歷史中，都會記住一位經過考證的名字，但這並不是全部。

正如辛亥革命，被經常拿出來說的，往往只是孫中山、黃興，乃至對面的袁世凱，但到底誰真正開始，誰又真正將這面旗幟立在武昌城中呢？

第一架飛機的發明者似乎很明確，但第一次升空的人是誰？第一次發明所有操控系統的是誰？第一次用跨越海峽來驗證自己技術的，又是誰呢？

耶穌的故事，只有短短三年傳道生涯，那麽又是誰將他的思想傳播下去，進而席捲整個歐洲，影響世界呢？

這就像衍聖公的代代傳承，在戰火中被撕裂，一個成了笑話，一個則漸漸無聞，當歷朝歷代，形形色色的皇帝們，都要來尊崇這塊牌位的時候，所謂的孔子，又在何處呢？那個讓弟子們自願守喪，又讓每個人都堅持將這思想傳承下去，乃至千百年後，仍有人要發揚道統，重新闡述，這又是誰在控制，誰在撥弄呢？

（二）

在陳寅恪先生的研究中，有一種說法頗為引人注意。

他認為，一國之政策變化，不僅僅是針對國內形勢發展，同時也是在因應周邊國家之外來影響，而此一外國，又必受其國之「外」的影響。因此，在他看待當時唐與突厥之間勝負變化因果，並不會僅僅侷限於唐和突厥，而是看到突厥在唐之外所面臨的另一異族變化。

同時，他在討論唐代西北之進取政策時，也同時指出唐朝對東北方向的外族所採取的羈縻防守策略，而這種輕重變化，又取決於國家首都在西北，而不得不將防綫向西擴展，好讓關中地帶得到安穩發展的空間。

羅新先生在自己研究中，也格外關注整個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文化互通，通過對一種奇特的黑氈上登基儀式的傳承探求，發現了這種文化的時間跨度和地理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一國一族的界限。

這也啓發我們，在看待當下的問題時，不僅僅要關注其一國之延續變化，也要看到這些變化之背後自有其一以貫之的考量。如果說某個個體，有發瘋之可能，但對於一個歷史上的統治集團，則很難會出現違背邏輯的決策。對此，余英時先生也曾指出，我們所認為的「瘋子」，不僅沒有瘋，反而是在格外冷靜地比較分析，最終所作出的抉擇，充分展現了邏輯本身的一致性。

關鍵就在於邏輯考量的落腳點何在？我們不能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這一整套邏輯。

（三）

突厥崛起于中國之北方，成為漢代匈奴後，又一個控制草原的強大勢力。

但在唐太宗時期，卻突然由強而衰，進而被唐朝所擊敗，這種輝煌的戰果甚至讓原本因玄武門之變而格外緊張的父子關係，也得到了某種緩和。

對此，陳寅恪先生評價為：

「夫唐高祖太宗迫于當時情勢不得已而出此，僅逾十二三年，竟滅突厥而臣之，大恥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諱飾之必要乎？」

而余英時先生則對此有所深析，認為這是陳先生有所為而寫，有所感而評。

其實在對待歷史的主觀和客觀之問題上，原本就是一個曾經的焦點，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值得討論。但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又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到了今天，在歷史的寫作上，已經不大可能再出現二十四史那樣一以貫之的寫法，比如所謂新修清史，紛擾至今，猶然未定。

但歷史本身，終究是不能不寫的。

當司馬遷接受自己父親的遺命，決定完成父親未盡的心願，寫一部能夠「通古今之變」的史書，他雖然面臨着缺乏史料的難題，但依然憑藉實證、採訪和留存下來的文字材料，寫就了一部大書。

這部書定義了中國傳統史學的「正史」面目，當然後來的一朝一代，其實已沒有了這种「究天人之際」的壯闊精深，反而給了後來所謂一家一姓之譜，你砍我殺之相斫的口實。

不實觀其文，而輕評其人，這並不是近人才有的問題。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中，就屢次提及四庫全書提要的撰寫者，往往翻過序言，又看過幾頁原文，便率爾下評，錯訛多出。思想要求深究細讀，有一分材料，才能下一分結論。而宣傳則無需如此，恰恰相反，宣傳鼓動必然要簡化思想，進而讓引領群眾的口號含糊曖昧，似乎如此解釋也可，那般理解也行，於是就讓原本並不一致的人群，成了某個集體。

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當滿清政府終於一個個把自己的盟友感到另一條綫之後，則所有不滿意滿清政府的人，也就結成了同盟。同盟如此輕而易舉，則同盟之破裂，也就理所應當。滿清既已退位，則外敵消失，必起內鬥。

後來之同盟會，進而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聯合所組之國民黨，乃至中華革命黨，以致後來種種紛紜變化。

歷史原本如流水，不可分割，國內國外，前朝後朝，皇帝一登基，似乎便咸與維新了，似乎就再沒有了那些舊日的服色，而有了正朔，但若是真去看看，漢有秦法，魏晉也都是漢之臣子造的反，至於進來喧擾殺皇帝的五胡們，似乎也願意承認自己是漢的外甥，還是漢的子孫。到了宋代便又成了兄弟、叔侄，乃至父子，這倒不是宋代特有之事，只是他們沒辦法再像唐太宗那樣擊敗突厥，洗刷恥辱而已。

如此看，也就明白，為什麽范仲淹、王安石等等等等，包括二程，都要變法圖強，而宋神宗又想知道自己與唐太宗的比較了，他太想效法這位擊敗外敵的榜樣了。

但王夫之對他的評價則是：宋政之亂，自神宗始。

（四）

治国若烹小鲜。

初读这句话，我还以为是在夸赞治国之人的手艺高妙，小菜一碟。後来才在注释中找到真正的解释，小鲜即小鱼，烹制小鱼，肉嫩而细，不可轻翻，否则必然破碎不成模样。

人心易扰而难定，唐玄宗之时的西北战争频仍，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东北部终于出现了金属疲劳，整个盛唐脆断于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其实不是致命问题，真正让盛唐一路向下，终于进入五代黑暗的，是在应对这场内乱的过程中，不断激发连锁反应。原本在盛世下被压制的种种问题，均不断出现，而此时的唐朝皇帝，却应对失措，不仅没有去除前代的弊政，反而在救急的幌子下，产生了更大的新问题。旧的敌人没有消灭，新的敌人反而在自己的阵营中相继出现，平叛者最终成为叛乱者。这一幕实在让人难言，毕竟这在明末的动乱中又出现了一次。直接导致崇祯煤山自杀的李自成、张献忠等等造反者，其实最大的本钱，都来自那些叛逃的士兵，而这些士兵又为什么叛逃，则又因为後金的崛起，加剧了原本制度中的不合理处，进而让整个体系连环引燃，最终玉石俱焚。南明更是浓缩化的中唐晚唐，在小朝廷中出现的矛盾，均曾在唐代的没落中出现，只是这次更加剧烈，也更加迅速。

如今再看那写给明太祖的祭文，往往都从宋代之失政开始，而近代中国之问题，恰恰也是从宋代之覆灭而引致。只是这种论调，又显得夸大了，真正的历史往往不可能用几句看似睿智的论断来概括的。历史是提炼出来的变化，而生活则总是充满细节。

方孝孺有一篇文字专门论述历朝历代之防微杜渐，颇有《过秦论》之风采，既有所感触，则不必烦滥，全引其文如下：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深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