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

人世多風雨，此生善珍重。

所謂價值，並非人人皆同，也不必強求你之於我，樣樣都符合彼此的協議。

加繆在《局外人》里寫了一個人的隔膜，他理所當然地站上審判台，卻覺得那些有關生死的辯論，與其無關緊要。那些傷風敗俗的罪行，實在與其有着難以接近和理解的荒謬之感。所以，「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這樣結尾有其獨立存在的強度，並不需要你讀完全書，就可以知道這本書在說些什麽。但毫無疑問，若是不讀全文，那種極端噁心背離的荒謬感，卻無法傳遞到讀者心中。

在價值觀上的遊移，並不偶然，而是人生一種常態。無論是後悔少作，還是抱怨過去，都只能說明我們個人的經驗與變化。這種變化固然有好壞之差，但卻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具有其可以被理解的合理性。

真正讓人不舒服的，還是那種此一時彼一時，在時間的限定中，可以隨着自己利益的變化，而不斷主動更改自己的價值理念。這已不是簡單的對錯，而是下流無恥。當年在錢柳之故事的考證中，便有類似的議論。在新舊交替之際，有人會因為無所選擇，而不得不死，有的人則可以將新道德與舊道德，玩得無所窒礙，猶如隨身帶着兩套面具，盡可以按照場合之不同，而有其不同面目，但佔便宜是必然的。所以，無論動亂與否，反而讓這些弄潮兒有其可「弄」之處，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竟成了新舊之間的得利者。此為歷史之大變局下，其人其事的小歡喜。

這就不是荒謬中的那種矛盾了。這些荒謬的自覺者，一旦發現自身的荒謬，也就讓周圍的人進入一種荒謬的狀態。這種荒謬正來自於清醒，所以清醒就成為一種罪行，必須審判。卡夫卡的甲蟲為什麽會遭到厭惡，其根源正在於他的異類身份，儘管他在開始到最後，似乎都還有一個人的道德要求，但這種外在身份的變化，就已經可以讓他變成一個必須失去的異物了。

在很早以前，曾經有過一本借着外星人風潮而編寫的性格之書，似乎是叫《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當時極為暢銷，我隨手搜索了一下，發現現在還有新版，推薦營銷的影子也還存在。說實話，我沒有搜索之前，真是想不到這本書的常青。

自然，買書與否是個人自由，我也無需諱言自己也曾經對此有着濃厚興趣，雖然沒買過這本書，但也買過其他類似手法的暢銷書籍。讀了還覺得很有道理……只是現在已經不大相信這類書的結論了，也不會花更多時間在閲讀它們身上了。原有的幾本書也都轉賣了出去，至今想想，似乎那些曾經覺得字字珠璣的話，已經只剩下書名和封面還留有殘存的印象。

不過，讀過的，總有其意義。我們現在吃拉麵牛排，也不妨礙我們懷念當年的車仔面和魚蛋咖喱。人生有次序，笑話別人固然不可以，笑話自己，似乎更是多餘。

因此價值本身並不具備什麽太過神聖的意義，正如法律，人的道德來自於人的需要，而非是相反。所以孔子曾經問過自己的學生，你心裏安穩嗎？當他的學生誠實回答，自己這樣做，也是心安的。孔子即使不同意，也不會強求。因為相比於到底致哀多長時間這種禮節的規範，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心裏的誠實。不是面對他人，而是面對自己。

比如說，我們可能說一句話，就可以讓被冤枉的同事得到解脫，但說了這句話也會有很大風險，讓自己也一起遭到解僱。

該怎麽辦？

從道德層面，這無需猶豫。但在人生的各個路口，我們都選擇得合乎標準了嗎？

這個問題過於尖鋭，就像金庸在射鵰裏給洪七公的定位，他可以大聲正面回答，無畏無懼無悔，但到了之後的小說中，他的人物便很少再有這樣的人了。想一想陳近南，他的一生又如何呢？那種赤條條的光明磊落，不再出現了，留給世人的反而是這樣不得不如此的人物。歸辛樹一家三人的處置該如何呢？馮錫范殺了天地會的人，難道不是一種不義，但在「反清復明」的大局下，一切似乎都可以得到原諒了。讀《金庸年譜簡編》中的那些社論標題，再看到他一生最後的事跡，實在讓人不得不有所思。

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說：「如果智者一詞，可以用于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的話，那么這些人就是智者。」

沒有人那種天生的俠者，自然就更不會有什麽天生的「俠之大者」，所有的利益，永遠都在我們的考量之中，而能夠離開它，纔可以讓生命得到一種自由。這種自由並非道德，更不是法律，自然也不是一種學說的約束，而是人本身的選擇。來自於「我」，來自於自己的經驗，也來自於自己對未來的看法。

我們能夠身處這樣一個世界，絶非是某幾個聖賢俠客帝王將相的功勞或罪惡，這取決于你如何判斷這個世界。好的更好，壞的更壞。我們聽到的，決定我們怎麽想，但這種想法往往不夠真實，所以我們會感到一種虛幻感。

黃帝去了華胥國，發生了什麽？

抱歉，我還沒有讀完。

正如我所延遲的回答，在人生的路口，我們的選擇是什麽？

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