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處是故鄉

讀巴利文的經集，往往可以由其敘述，而想見當時佛弟子之說法教習情景。

而這些說法，並不複雜，所謂一以貫之，不需要更多思辯，便可以承受奉行，而求得解脫涅槃，永不再生。因此，在佛教之中便認為，當佛陀在世教導的時候，更容易得到正果，而佛陀涅槃后，雖然正法留世，其弟子相傳繼不絶，終究讓求法覺悟的道路難了千倍萬倍。

這種說法的道理，看起來是讚頌佛陀之偉大，但細思下去，卻又可以作別種解釋。

孔子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認為自己終於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

通讀《論語》，也往往可見弟子各自詢問「仁」之意義，孔子回答每每不同。後世註解大家，往往聯會貫通，講這些解答整合起來，告訴我們這就是「仁」的正確意義。但這終究是一種概括。而如我們所知，歸納推理只是一種不斷接近，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印合的邏輯。因此，無論這些註釋解答如何精妙暢達，最終仍然只是後人眼中的「仁」，而不是孔子自己的「仁」。

孔子的「仁」，既是他所發現驗證的一種道理，也是一種持身行世的準則。與其說「仁」是一種學說，倒不如說「仁」是孔子自己的人生準則，對於身心外界的一種整體觀察反映。因此，當孔子說自己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在說，他已經將自己和「仁」轉變為一體。這個時候，孔子手之足之，歌之哭之，無一而非仁。

這就是為什麽佛陀住世，他的弟子更容易得到擺脫煩惱，得到解脫。

因為除了最根本的解脫道理，弟子們並不需要在「何為解脫」這個問題上產生懷疑，當他們信奉了佛陀這個人的時候，也就皈依了他的學說。

解脫的道理在哪裏？

佛陀在世的時候，這一答案便很簡單：就在佛陀那裏，可以請教，可以讚嘆，也可以默默效仿追隨。

學習做事情最快捷的方式，便是跟隨一位經驗豐富的師傅，手把手地學習，言傳身教，不需要爭辯，也不需要分析。所有的時間，都可以放在學習練習之中，這就是為什麽佛陀住世，弟子們便容易得道的原因所在。

後世儒家弟子往往爭議道統所在，余英時先生說，這種道統往往只延續在幾個人身上，很容易斷絶，又難以判定。這也是他眼中的新儒家，無法克服的一個自身矛盾。因為孔子已然離世，那所有的天然性判定，也就消失了。正如傳說孔子逝世後，弟子們認為有若可以作為老師，卻又很快把他趕下教壇一樣，唯一的老師離開後，便很難再複製另一位老師。無論是宗教也好，或者某一種學說，也無論中西內外，都是如此。張載、二程、朱子、陽明，他們並不是延續道統，對於他們的弟子來說，他們就是自己的「孔子」，而非是某種學說道統的複製品。

如此說，則佛陀涅槃后，幾次結集導致的教法紛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說分野，都是一種必然，而不是基於某幾個人的道德學術弱點了。因為一個真實的學說之現實對應，已然不可再次出現，那剩下的就只是不斷的複製或翻新。

唯一值得慶幸的，或許就是這些複製或翻新，恰恰可以成為新的真實學說之現實對應，而啓發新一批弟子的學習訓練。

錢穆先生說：「何以善我生？莫要在使心安。但換辭言之，亦可謂善我死即所以善我生。因死之一剎那，同時仍即是生之一剎那。若使此一剎那間心得安，此一剎那後我心更無不安。是此一剎那之心安，即是使我畢生心安也。」

當佛陀在一片夜色中，看着身邊沉默的弟子，慢慢開口發聲，講出了關於「苦集滅道」之學說，他的心是自在的，而弟子們也不會有所迷惑，因為彼此間有着深深的信任。所以，二重觀的道理，便可以在「信」之中得到心和心的貫通。佛陀向着自己生命的盡頭而去，他早早理解了自己，而他的學生則可以跟隨他而去。

月無其色，星無其蹤，夜如漆，眼似盲，但每一位弟子都滿懷信心，聽着前方導師的呼吸聲，一步步走向那期待的真實。

當孔子的門人弟子，在他生命的終點結廬而居，那些曾經一問一答的對話，便永遠停留在他們心中了。對於後來的儒家弟子來說，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有文字的遺跡，一代代傳承的口授，也只能是一次次翻録的磁帶了，聲音是真實的，但音色卻漸漸褪去了。

可這個世界，畢竟有過這樣偉大的老師，也有過這樣偉大的學生。

詩經有之，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這或許就是書本身的道理，所以當我讀到最後，經文末尾只是提到弟子們歡喜着奉行，然後擺脫了煩惱，都得到解脫，便不會有那種俗套所帶來的慢心。

這纔是可以想象的真實憑藉，而心所追求的也不過如此。

孔子不是至聖先師，素王治世。佛陀也不是那泥塑木雕，披金彩畫的偶像。

心中方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