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嘆息的人，可能更喜歡看這人嘆息，這就像感到悲苦的時候，往往覺得世界無一處不苦。

據說，一些自殺「勝地」往往會涂刷各種激勵人的言語，大概是有用的，畢竟人在生死之間閃念的時候，往往差的就是一根羽毛的重量。記得以前有新聞說，某某知道身患絶症，并沒有歇斯底里，更沒有到處求醫問藥，反而淡淡靜靜，一心不亂，將後來事都做了穩妥的安排。等到身體不行了，便讓家人送去醫院，然後安靜辭世。剛讀到這條新聞，只覺得驚訝，但後來略知道了世事滋味，便明白這樣的人，該有多大的勇氣，又戰勝了多大的恐懼。

人生往往不能懸測，看看歷史上，有多少豪言壯語的人，都過不了關，成了連自己都覺得可恥的人。洪承疇在關內剿匪，到關外打韃子，難道他想過自己要成為一個比秦檜還要卑鄙的漢奸嗎？當他剛剛被俘的時候，真就一心要投降剃頭嗎？人生往往比一個人料想得更加艱鉅，而那些曾經平淡處之的人，也遠比我們想象得更勇敢。

所以，站在安全的地方，去看那些「污糟」的人，然後說一些某某真不行的言論，是很容易的，但總給人一種「自己也道德敗壞」的樣子。這樣子，或許是不準確的，畢竟有的人，受到了後來的考驗，有的則并沒有。

有時，街頭會見到零星幾個的醉漢，我雖然不敢湊近了，但也不覺得他們就比我更卑微，或者反過來說，我就比他們更堅強。這些被生活擊倒的人，只是遭遇了一場我們沒經歷的暴風雨，置身於同樣的處境，誰的船兒不會被打得左搖右晃呢？

張愛玲在《流言》里提到一件本不打算寫的小事，便是在雨中，看到沒傘的人，湊到有傘人的旁邊。看起來是借到有傘人的光，但「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張愛玲不想寫出來，是因為這太說教化。但她還是寫出來，且不顧太像「讷厂先生」茶話風格，還是有其不得不寫的理由。她沒寫，我便不亂猜，但總有理由的，是不是？

人生即使如此，從外面看進去，裏面的人，哪一個都顯得可笑而滑稽，但在內裏的人看來，卻只見到雨傘的遮蔽，而想不到那傘上更猛烈的雨。若是張愛玲自己也在這雨中，又恰巧有這麽一把傘，她會如何選擇呢？她用自己的後半生給出了答案。

所以，大言不慚，比如像我這樣的人，寫得再多，終究只是在外面看來看去，對於真在裏面的人來說，無非是隔靴搔癢，說得再真切，辦法再高妙，又如何呢？

老鼠們想出給貓帶鈴鐺的好辦法，但誰去給貓帶上呢？

我們看別人的人生，如此智者，可到了自己，又能如何呢？

這世間原本就沒有什麽導師，只有受苦的先行者，他們像同情自己一樣同情後來的人，所以才將自己的過去講出。但是，這種已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驗，卻未必能夠代替後來人去受苦。解脫，原本就不能讓外人來做。

那些涂刷在大橋上，懸崖邊的勸告，與其說是勸告人的心理學水平高超，倒不如是那些求死者，原本就不是真正看透。

人能夠偶然間寓形生命之中，本就不易，能夠活下去，才顯得格外重要。

死亡不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因此急着求死，便總有它的緣由。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有一根羽毛，在那人生最低谷處，得到一點重量，讓我們可以繼續活下去。但這並不意味着，這根羽毛更高明，或者正在活着的我們，更高明。人生不能比較，里外的人，又何曾在一把雨傘上受到相同的考驗。

張愛玲不喜歡說教，是因為說教往往將掉舌侃侃者撇除在外，正如一些大師，能夠仙風道骨，無非是因為他不必自己求取衣食。我也不喜歡說教，除了上述原因，可能是因為過去的經歷，讓我理解那些說教自身的荒謬。

但也請你不要誤解，說教的荒謬並不來自於內容，而是來自於說教者本身。

正如滿嘴流油的不義之人，是沒辦法勸告，掙扎在飢寒中的人，來相信少吃肉、不吃肉，更加健康。

少吃肉、不吃肉，更加健康，是不是正確的呢？當然，幾乎所有的都市現代人都得到了這種知識洗禮，但這句話說的場合不同，說的人不同，聽的人不同——這就讓人感到了荒謬可笑，乃至於憤怒。

因此，當我打着傘的時候，不要嘲笑那些湊過來的人。若是我站在安全的大屋子里，更不要帶着高人一等的心態，去嘲笑那些雨中站在傘邊緣的人。

這也是為什麽林語堂更喜歡幽默，因為幽默並不會將嘲笑作為自己的消遣，而是把理解和同情，變為一種生活里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