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雲樂雲

觀察一個時代，或者觀察一個國家的首腦，往往有一個有趣的角度，那就是看看他對於某些歷史人物的看法如何。比如在中國，對待商鞅、秦始皇、王安石這些人的評價，湊巧會折射出評論者內心的價值取向。

如果說商鞅、秦始皇太過政治化，那麽王安石則更有複雜性的特徵。

對於他的評判，就不能簡單用君子小人來作定性，事實上，對待任何一個歷史中的人物，都不應該用這種標籤，來分析理解。人本身是極為複雜的，此時此地，彼時彼地，都不會停留在一個固定的位置。白居易寫過一首很有名的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復誰知？

這裏的道理很容易理解，真僞區別往往需要時間來判斷，小奸小惡如此，大奸大惡更是如此。就像至今還跪在西湖的秦檜，若是他不從金國回來，大概歷史上只有一個堅貞不屈的秦檜，而不是那個大眾耳熟能詳的奸臣秦檜。還有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張學良，若是沒有西安的驚世鉅變，一生可能就是個浪蕩公子哥而已，怎麽會成為歷史風雲際會間，擰動車軌的大人物呢？

王安石原本久負大名，這不僅僅是宋神宗個人的尊重，更是當時朝野上下的共識。可以說，在仁宗朝開始的革新不斷中途而止以來，人們一直期待有人出來，力挽狂瀾，解決北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王安石能夠一人獨掌朝政，徹底改變了北宋歷史方向的重要背景。

今天要理解王安石的變法，必須去讀當時各方記載，理解王安石究竟打算做到什麽，而神宗本人又試圖藉助王安石，達成怎樣的目的。

其實兩個人的做法，與商鞅和秦孝公曾經完成的變法類似，都是為了富國強兵。我認為，爭論諸條新法是否利民，完全是一個僞問題，因為變法的目的不在於此。正如商鞅的變法，實行後，一定會有普通底層士兵，通過新法殺敵封侯，正如移動一根大木頭，就可以得到賞金，但商鞅的目的並不是要奬勵某個人，或者要改變某個人的命運，他所思所想，都不在此。

王安石的想法也是如此，宋神宗期待於王安石，王安石自命于自己，皆是如此。北宋的變法雖然激發了黨爭，最終到了徽欽二帝，終於在金人打擊下，徹底失敗。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北宋的變法最終取得了商鞅變法的結果，北宋的上下，就真地會變得更好嗎？

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只能說，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心目中，其最好的結果，也不會考慮到民眾的看法。他們的心中是又一個秦始皇，又一個漢武帝，而不是另一個文景或者貞觀。他們不想做文帝，而只想做武宗。

後世推崇這些人，也是如此，現在看看那些文章評論，總是讓人覺得有趣。

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會成為沙丘中的鹹魚，或者咸陽市上的車裂囚犯，只有在走往刑場的路上，李斯纔會想起當年看到糧倉、厠所里老鼠的事情，纔會明白父子二人牽犬出城門的快活。當李斯在燈下書寫諫逐客書的時候，他會想到這些嗎？當李斯大權在握，焚書坑儒的時候，他會想到這些嗎？當李斯陪侍泰山，各地刻碑留字的時候，他會想到這些嗎？恐怕就算到了那場密謀之後，他所思所想，也只在蘇秦曾經想過的事情上吧。

如今再看北宋神宗一朝的奏章，總覺得可笑可悲，神宗本人肯定不覺得自己應該有這個廟號，就像秦始皇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大帝國會二世而亡，迅速趕上六國，成為漢朝興起的背景。

歷史上的事情大多如此，而後人往往只看到光亮處，卻從不願輕易設想自己是否也會進入黑暗之中。洋洋自得的開創者，總是欣欣然，似乎謙虛的話語里，卻從來都是那副驕傲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風。朱元璋不也是如此嗎？他精明地殺掉一個又一個手下，並且為他的子孫準備好了萬全之策，但身死之後，卻讓他的兒子，成為歷史上少有造反成功的諸侯王。這又諷刺不諷刺呢？

既然你要讚美秦始皇，那就會成為秦始皇，既然你要讚美商鞅、王安石，那就必定會成為商鞅、王安石。歷史的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會成為喜劇。當拿破崙二世、三世、四世……紛紛登場，只會讓人們越來越明白，他們除了正面的亮麗，屁股上什麽也沒有。

孔子感慨的事情，是禮樂並不是鐘鼓，也不是玉帛。歷史也不是簡單的正面，或者簡單的反面。我忽然在結束的時候，想起當年的赫連勃勃，曾經有一位朋友很喜歡他所修築的統萬城。他說，如果士兵的錐子可以扎入城墻，筑墻的工人就要死；如果士兵的錐子扎不進去，那士兵就要死。他說話的時候，可以一言決定他人生死，多麽威風。可惜，至今那堅不可摧的城墻，還留下了殘垣斷壁，但裏面的統治者，卻早已雲煙消散。殺人者，人恆殺之，道理就是這樣。

禮樂本來不是儀式和器皿所組成的，禮樂的內核在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