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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深意

王安石寫萬言書,蘇軾也寫萬言書,由此往前數兩百余年,唐朝劉蕡也寫了一篇萬言書。今日看來,仍然滔滔汩汩,海嘯山呼。

對于當代人來說,所謂長文并不罕見,反而是那種精彩的短文難得。可古人所具備的工具與今日不同,毛筆紙張發明前,是要用刀筆簡牘,寫字即是刻字。毛筆紙張發明后,雖可簡便些,但無論筆墨,還是紙張絹帛,都不是大路貨。古代說到勤學,往往有泥地畫字,沙中習字的故事,可見紙墨并非普通人可以經常使用的。客觀條件下,古人很少會去寫長文,四書五經,也都篇幅不多。

今人則洋洋灑灑,電子手段更提供了絕佳的浪費機會,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任意寫作,此時限制篇幅的,只是個人的思考和時間。最佳例證大概就是小說,在網絡時代之前,能夠寫成長篇巨著的實在少之又少,即使是狄更斯這樣的報紙連載式作家,也往往作品等身,卻不是單部小說永無終結。

兩相對比,更能看出,當古人執著于寫作長文,必然是有其不得不寫之處。

但三個人的長文,又都是寫而猶如不寫。蘇軾、劉蒷,俱沒有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王安石可是將自己萬言書中的內容全都付諸實施了,為何還要歸于一類呢?很簡單,愿與事相違,所謂變法圖強,最終卻引發北宋后期黨爭傾軋,直至靖康一變,從此中原事再無可為之處。

王夫之在《宋論》中就評價說:

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實心體國,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一變而為尚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于三寸之管,誰尸其咎?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顛倒國是;而遠處蜀山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憯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繚、孫臏之詭遇,簧鼓當事,而熒后世之耳目哉?

王夫之在明清鼎革,衣冠淪喪的大時代中,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不得不退而著書,期于太平。其文其論,俱從明末頹喪而來,卻對歷史上的事件獨具只眼。譬如他評論北宋變法失敗,就自有其觀點。

在王夫之看來,北宋變法影響最烈的在神宗時,可其溯因卻可究于仁宗時。而變法之成敗,恰恰不在于錢谷多少,而是將北宋開國后奠立的敦龐厚重的人心民風給破壞了,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他們越是人品高潔,善善惡惡,求治求變,就越是讓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人心搖蕩。

因此,他也就跳出了變法忠奸對立的圈子,并不將北宋的失敗簡單歸結于某一方,而是將分析的重點放到了人心上。「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靜以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他認為,變法圖強并不為錯,真正的問題在于,仁宗和大臣們均求治過急,不能持平而論,又輕于去就,導致原本只是為了打死一只老鼠,卻碎掉了價值千金的花瓶。

這也是王夫之為什么在仁宗朝的議論中,總是帶有遺憾的原因所在。到了神宗之后,黨爭愈演愈烈,雙方不再給對手留下余地,都要組建所謂「好人」政府,將對方視為奸人,甚至刻成黨人碑。這豈不就是東漢的黨錮縮影,而明末各黨傾軋的現實?

可見,對于國家治理來說,正如古人所言,是用朽壞的繩索去駕馭飛速的馬車,駕車人必須戰戰兢兢,日慎一日。老子也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快速翻動,否則便爛成一團,不可收拾。北宋到了仁宗時,正是弊病顯現之時,但凡有識之士,均能發現所謂冗政問題。而只要還有一份責任心,自然不能聽之任之,再加上契丹、西夏的軍事威脅,歲幣呈納的恥辱,君臣一心,都要有所變動。可他們所進行的變革,卻無論是否得到施行,最終的結果,都是將北宋的馬車驅向懸崖,生民涂炭。可見,國家變法最重要之處,既不是找出問題,也不是提出方案,更不是從快從大地轉變,而是要讓原來的馬車,一邊修補,一邊繼續平穩前進,即使慢一些,也可以讓車馬不會傾覆。

但歷史上的變法,大凡留下名號,往往都是拆屋,而不是修屋,是忠奸二分,而不是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變法的主事者,也往往以變法為名,用大義為號,一筆勾去,天地俱由我手腳開拓,新舊截然劃分,卻不知道變法者,也成為始作俑者。

王夫之即如此說:

士競習于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于其筆舌;取先圣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童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后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為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于蔡京父子,而后覆敗之局終焉。

這真是一種極為沉痛的教訓。神宗時的君子之爭,終于演變為小人之爭。開始的政治觀點不同,最終演變為意氣之伐,繼而每況愈下,所謂黨同伐異,利益刻骨,人人以變法為名,卻都是在功名中打轉而已。

陳寅恪贊許北宋文化之高明,但這種燦爛的文化,最終卻在君子小人的爭論中,一同歸于消亡。當時人不知反省,直至南宋,仍然紛爭不斷。王夫之的感嘆,發為北宋,卻身處明末。宋人、明人,如蹈覆轍,哀之者又當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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