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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论》阅读之两则

王夫之隐居后,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写了一系列史论,主要集中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两本书里。我还没有读过前者,只是翻了翻《宋论》。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王夫之史论的评价,都集中在他那些独特的观点上。

我将近来所读到的两个观点记录在下面。

其一。北宋神宗以来的新旧党之争,延续到南宋的所谓伪学之禁,始终伴随着宋朝,成为无法摆脱的一种宿命。王夫之认为,这种新旧党之争,最可怕的不是王安石、司马光两人观点的针锋相对,而是搅动了人心,而双方各自当权后,又都采取一种扫除异己,党同伐异的态度。王安石是将不支持自己的大臣们都赶出朝廷,引入支持自己的新进官员,而不管其人品如何,只要能够对新政有帮助,就可以置于高位。司马光则是完全依靠垂帘的太后,将王安石的新政一概推翻,原来的新党成员也赶出得不留余地。双方的恩怨,其实还是在政治观点不同之上形成。但随着双方翻覆一次之后,便让诸多小人趁隙而入,借助皇帝的私心,成就其争权夺利的意图。王安石成为了一种旗号,凌迟到蔡京,已经毫无观点之争,完全变为了一种政治站队。

王夫之对此叹息再三,一方面认为王安石是始作俑者,并且回溯到仁宗一朝,认为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开国以来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人心。另一方面,也对司马光颇有指责,认为他的做法不是为国谋事,而是意气用事。

可以说,王夫之对当时朝中的三党,都有批评。新党、旧党如上。苏轼所代表的蜀党,则着重指出其学偏于放纵,以真性情为号召,却给一些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以借口,让整个学风士风有了颓废下流的渠道。

其二。王夫之对于那种激昂慷慨,针锋相对,不懂得审时度势的正义,也有不同观点。他认为作为持掌国政的大臣,不能轻易标榜自己的正义,而要以国事为重,不能轻易把皇帝归入道德败坏的一方,而要引发他原本不坏的心思,然后导之引之。对于那种中人以上的皇帝,应该注意方式,不能轻易将自己和皇帝置于不得不决裂的地步,那就会让原本可以变好的态势,变成双方均不能退让的地步。

王夫之并不是建议随波逐流,而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不可挽回的时候,他也认为可以采取能用则用,不能用则退的方式,但在可以用的时候,却采取那种截然的方式去处理,则不能说没有责任在。

可以说,王夫之在史论中往往忽略那些寻常所认为的忠奸之争,或者将观点停留在某个奸臣,某个昏君,引发王朝崩溃的原因上。在他的眼中,往往是将问题引向更深入的地步,思考有什么机会可以挽救危机。这才是他思考的终极所在。他的任何观点,都不是为了简单批判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在讨论如何能够改变灭亡的命运。这种观点也就不仅仅适用于宋朝,更能对照王夫之身处的明朝,自然也就对此后任何一个王朝的皇帝、大臣,都有警醒作用。

王夫之一再感慨系之的,都是大臣,何谓大臣:宰相是也。从他的宋论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对皇帝寄予太多期望,也就是认为对于朝政来说,只要不碰到上昏下愚那种彻底的君王,那整个王朝所系所命的,只有当朝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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