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Town Needs結業：香港本土的文化脈絡

TTN結業的一晚，大批人潮湧進這個難得精神自留地，本土的獨立音樂圈也受了不少震動。游客們往往先入爲主的認爲香港只是個購物、美食的大商場，但卻忽略了這座城底下更加鮮活、生動的本土脈絡。

TTN的發展簡述

This town needs（TTN）是位於油塘的本地獨立音樂聖地，集音樂表演場地、策展地和酒吧于一身，以提供本地獨立音樂人和介紹外國小衆音樂人的表演為特色，創造本土別具一格的文化空間。

TTN前身是由於政策變幻而被迫搬遷的Hidden Agenda（HA），HA成立於2009年，在工廈空間中勉强經營。從09年到17年，先後搬遷觀塘四棟工廈，最終以欠缺“工作簽證”爲由，在17年5月17日被警察拘捕當時的英國表演樂隊“THE TOWN NEEDS”和相關的場地負責人，為HA的發展畫上句號。

而走出工廈群的HA選址一棟油塘的商住大廈，以當晚被捕樂隊命名為This town needs，展開新的營運。而由於數月的疫情，原定的演出接連取消，2月27日，TTN由於連續兩月無收入，決定結束營運。

音樂文化空間所承擔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

TTN的經營類型可以看作是一個音樂文化空間，也即是人們常説的LIVEHOUSE。這類音樂空間的規模較小，可容納100-500人不等，一般是站立觀賞，氛圍相當自由，而LIVEHOUSE在選擇表演人士上其實很有自己的一套。和一般的酒吧不同，LIVEHOUSE著重吸取有能力又有自己音樂特色的嘉賓演出：這類表演人士通常是從事音樂創作很多年，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又從未進入過主流的工業體系。他們的作品褪下了偶像的標簽，融入了自己的鮮明的個性和對音樂的理解，旨在創作主流音樂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這種在造星工業體系之外所創作的音樂又被稱作獨立音樂（INIDE MUSIC），從二十世紀初的AMK, THE PANCAKES, MY LITTLE AIRPORT, 到近年來的SERRINI, DAVID BORING, 都以大膽自由的創作風格為特色，突破框框，吸取了一大批厭倦主流音樂的忠實粉絲。LIVEHOUSE可以説是給了這種音樂生存的空間，如果把紅磡體育館裏的演出比作五星級酒店裏提供的豪華餐飲，那麽TTN所提供的則更接近所謂老餮才知道的地道小店，兩者所提供的精神食糧的本質是截然不同的，但都被不同的人群深深喜愛。

這樣的LIVEHOUSE并非香港獨有，紐約的CBCB是PUNK ROCK的發源地，經營超過三十年，是LIVEHOUSE中的傳奇。北京也有老牌文藝空間“愚公移山”和“school”，供本土和外地的獨立音樂人表演。這些音樂空間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和經營理念，在物質至上的背景下，成爲自成一格的城市文化綠洲，從這個角度看，TTN是具有香港文化地標的意義。

文化地標的意義是在現代都市的同質化和消費主義下慢慢顯現出來的，特區政府大力發展西九文藝園區和活化警舍的PMQ（元創坊）是香港作爲“世界級都會”的意義下建造的配套設施。

這樣的項目光鮮亮麗，但和本土文化連接卻只是在非常淺顯的層次上，内部的運作模式其實是非常商場化的。我們當然不能否定這類項目對於塑造城市名片的重要性，主流文化無可厚非的可以吸引到更加廣汎的注意力。不過TTN這類單位，其代表的是城市中更深層的文化肌理，具有凝結社群身份認同和創造集體回憶的能力。這類功能無法輕易被行政項目所取代，它們是建基于市民的精神層面和文化生活上，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的。

除此之外，TTN還承擔著相當重要的社會功能。它不僅成爲了填補城市人空虛精神生活的重要空間，而且對於跨階級的社群連接起著關鍵的作用。

根據社會資本的理論，不同的階級會在不同的場域下相遇，例如學校、工作場所等，人們在這些地方都只能碰到和自己類似階級的人。不過在興趣愛好的層次上，存在了跨階級相遇的情景。

得益於互聯網的流行，所謂的音樂、電影品味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開始越來越均衡的分佈在不同階層中。好的電影、音樂資源不會集中分佈在大城市或者某一個階級中，它們會通過網絡彌散開去，被處於不同地域、不同階級位置的人接受。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音樂品味在更大程單度上是由於生活經歷、性格等因素（而不是階級位置）所塑造形成的。在TTN的音樂場景具有很强的排外性，但這這種排外卻是不以階級位置為基準，而是文化層面上的共通。而對小衆音樂類型的喜愛製造了更强的社群親密感，更易形成一種“想象的共同體”。

本土文化發展何去何從

本土文化在更深層次上發展面臨著諸多掣肘，這些發展上的障礙可以粗略的分爲經濟層面和政策層面。香港是一個物質至上的社會，在經濟層面上，類似於TTN的文化空間服務的是城市中的小衆群體，能從中獲取的經濟利潤相當之少。而香港不斷高企的房價、租金也自然給這些空間的延續形成了考驗。另一方面，在政策上，政府也沒有扶持類似文化空間的方案出臺，令其生存環境更加嚴峻。

由於80年代香港產業轉型，工廠人去樓空，也造就了一批深處鬧市的低廉租金工廈。TTN的前身HA早期一直在各類工廈游走。隨著“活化工廈”政策的出臺，導致租金不斷上升，迫使不少早已深植其間的文化創意工作者離場，而政策背後的目的是爲了攫取工廈的經濟利益。即使HA勉强生存下來，其性質也不屬於工廈用途之一，無法申請娛樂場所牌照，也無法給邀請的外國音樂人申請工作簽證，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處境相當艱難。即使出走到油塘，也可以看出到其經濟基礎依然相當脆弱，兩個月沒有收支已經需要被迫結業。

但在另一方面，香港也有著相對於大陸來説發展另類文化空間的優勢，其一是國際視野開闊，人脈網絡豐富，可以更容易地和外國樂手連接。其二是其自由，可以避免嚴格的審查制度，相對寬鬆的決定演出内容。其三是發達的公民社會，更加容易動員市民力量去支撐這些文化綠洲。

周博賢提出“民間文化局”的概念，希望自下而上的推動文化的改變。事實上，香港亦絕對有優勢去推動這類民間文化政策的實施，通過市民衆籌，普羅大衆的教育，令本土呈現不一樣的文化氛圍。深水埗大南街坐落的文創店鋪，以及銅鑼灣改造的富德樓，都説明了這個城市在物質浮華的外表下，仍然存在成熟有底蘊的文化氛圍。而自由開放的制度，也使得香港注定可以呈現大陸無法呈現的内容，如果可以培養出豐富自由多元的城市文化體驗，甚至可以從大陸或者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收穫到資本，藉以深植本土文化的發展。

文化是一個城市重要的核心，固然思考文化的内在動力很重要，但如何把現有的符號和資源靈活運用，更新文化的“時態”，同樣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說一座TTN倒了，還有另一座起來。但本身TTN這類音樂空間的存續難易和多元文化消費體系的完善程度，都是評價城市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

文化也是具有包容性的，香港的fusion，不是對文化簡單的加法，而是著力將東西方文化微妙調和，將其釋放的化學反應化作一種香港的本土特色。這種特色植根于本土，不僅建基于獨特城市回憶的敘事，也是和城市當下的生活情緒緊密相關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TTN，油麻地的Kubrick，富德樓的獨立書店，都是城市血脈流動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了對於文化資源的巧妙融合和運用，一味的和資本合流，那麽香港文化本身獨特的發展優勢也會受到侵蝕，最終慢慢喪失文化主體的重要地位。

REFERENCE：

[1] :袁智聰（2018），Hidden Agenda的第五次變身？香港 live house 的宿命與寒冬，端傳媒

[2] ：區婥媛(2020), 影像：香港Live House「This Town Needs」的最後一夜,端傳媒

[3] ：楊不歡（2017），楊不歡：有沒有Live House，足見一座城市的檔次，端傳媒

[4] ：吳煒豪（2016），Hidden Agenda無奈告別，獨立音樂何去何從？，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