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i

曾在印尼萬隆做田野的人類學徒,目前定居台灣東北角。正在練習寫作,試著撿拾散落在田野筆記各處的碎片,拼湊一些場景與靈光。新的寫作計畫#讓愛發電第二季進行中。

[說書] Tokyo Vernacular, Jordan Sand (2013)

發布於


東京,經歷不斷摧毀與重建的城市,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45年的美軍轟炸,讓東京成為一個幾乎沒有留下歷史遺址的城市,「往昔」的痕跡幾乎難以尋覓。然而,1970-80年代,下至地方性的社區運動、保存運動,上至政府政策,都開始以「往昔」為精神號召,用不同方式追尋、重建、紀錄與詮釋東京的「往昔」。「往昔」作為一種文化與歷史遺產,也轉變為消費性的文化商品與全球觀光業中城市品牌的資產。

本書要探究的問題是,這個歷史化、遺產化的意識與過程,是如何具體在這座東京這個城市中萌芽與實踐?作者以Vernacular(方言、地方、本土)的概念,指出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語彙,由居民在共同時空下集體編織出的形式、空間與感知

東京20世紀後半葉的公共參與與市民政治,經歷了一種轉變:從1960年代反安保條約、左翼學生運動、示威遊行與宏觀歷史敘事的政治運動,轉向個人的、碎片化的、地方的、日常的、鄰里社區的微觀政治與身體實作,轉向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導論從政治、經濟與建築史發展去說明政治意識轉向的社會基礎,其後從廣場、社區、街道物件、博物館四個領域,說明公共政治領域如何轉向城市景觀、地方文化與日常生活


書封

1950-60年代,東京經歷快速都市化,大量移民湧入創造東京戰後的經濟奇蹟,現代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與資產,成為現代生活的典範。1976-80年代,日本從重工業轉型,半導體產業、工廠外移、製造業轉向微電子科技的經濟發展,成功讓首都東京在80年代邁入後工業城市,80年代去管制化、民營化、「民活」政策掀起的泡沫經濟時代,東京成為「發展機器」:房地產投資、土地買賣、舊房拆遷,建商開發公司以高樓改變了城市地貌,政府標語從「我的城鎮東京」改成「世界城市東京」,反映出東京捲入全球城市品牌打造、旅遊業與文化生產的浪潮。80年代「下町」(shitamachi)文化再次被發明、江戶學興起,大眾文化與本土文學出現對過往鄰里生活的懷舊風潮,尋找不存在當下的異托邦,正是在變遷最快速的泡沫時代,保存運動、社區運動開始茁壯。


第二章,作者以東京近郊的「谷根千」社區運動為案例,谷根千(谷中、根津、千駄木)是一個由社區刊物所創造出來的社區共同體,成為日本80年代造鎮運動與保存主義的典範。1984年,三位當地年輕母親發起,其中一位主編過去曾參與左翼學生運動,主婦的身份與性別,讓她們獲得了從事鄰里事務的正當性。刊物發行前,三個區原屬於不同行政單位,儘管各自都有少數遺留的歷史痕跡,但大多遺跡都消失在現代化開發的洪流之中,儘管日本一直有「町會」的傳統組織,然而東京60年代的大量城市移民,使得許多鄰里關係必須重新開始——人們在此時開始思考,如何創造一個好的社區(komyuniti)。60-70年代對現代化疏離人際關係的批判,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machizukuri)、建築研究者調查鄰里關係的互動、批判商品化的家屋建築摧毀了社區的可能性。1975年聯合國文化遺產年,該年日本也推動保存法修法,學者、記者、政府、地方,聯合推動城鎮規模的保存運動,下町文化脫離過往工業時代的晦暗形象,轉變為親切溫暖、乘載鄉愁的勞動階級文化氛圍,在社區運動與調查中,下町文化有了具體的物質與空間的形式。

社區刊物的發想,來自於一趟社區小巷的散步,從城市散步的感官經驗與日常中,編輯重新以新的眼光,發現長年生活的地方紋理。作者引用1980年代社會科學界的旅遊文化批判,將「觀光客的凝視」放回社區運動中重新定位,提出這種將熟悉的地方陌生化、異國情調化(exoticism)的「居民旅遊」。當地居民透過刊物,重新再發現、想像地方生活。主事者既是居民與草根組織者,也是居民觀光客。具體而言,刊物透過在地民眾專訪、地圖劃定、讀者來信、在地歷史的挖掘與收集,以紙上印刷串起了實際生活中新的網絡,雜誌作為平台,將訂閱者、居民、讀者、販售者、編輯、工作人員構築成一個多聲歷史與草根行動的集合體。

1987年一場拆遷爭議,透過谷根千的報導,傳播效應升高至全國媒體,居民透過刊物、媒體效應與隨之而來的地方觀光,逐漸長出一股認同感,儘管保存運動本身有其矛盾性,運動的論述總是強調日常生活中由巷弄、小路、老屋門牌等環境細節所建構的生活方式,但保存物件並不是公共文化遺產,而是私人家屋,谷根千區域從未脫離建商的開發壓力,但也並未惡化或走向過度士紳化。儘管這樣的組織性或許未必強而有力,但透過地方保存運動與在地歷史收集與再現,東京都市社區運動,反映出70-80年代新的社會基礎與政治參與的活力。


第三章描寫1986年東京發起的「路上觀察學」,並考究了起源、過程、方法與社會效應。發起者前衛藝術家赤瀨川原平,在70年代便開始Tomason hunting,尋找日常街道上的無用之物,加以記錄、描述、詮釋,彷彿是一種另類素人考古,且不聲稱其所有權。80年代他與文化圈合作正式發起「路上觀察學」,蔚為風潮,許多雜誌競相模仿推廣為生活風格。作者從「挪用」與「所有權」兩個概念去分析路上觀察學的意義,根據黑格爾的定義,所有權是人將意志延伸並控制外在事物的能力,Lefebvre則定義挪用為:「抵抗財產權所隱含的靜態所有權性質的行動。」作者進一步指出,挪用——去聲稱擁有某樣事物的所有權——是為了指出所有權本質上的瘋狂,價值並非天生內在,永遠都是外加賦予的。

路上觀察學的方法,尋找的物件都是無用之物,不符合市場經濟邏輯、甚至愚蠢或無美感,這些不合時宜之物隱藏在城市日常角落,透過一種實證主義精神的調查、蒐集、分析,這些物件以怪異的方式獲取大眾注意力,對主流消費文化的戲謔與抵抗——但另一嘲諷之處,這個抵抗商品化邏輯的行動,本身也再度被市場吸納為另一種文化風潮,這種矛盾永遠存在,但是透過路上觀察學,城市居民在泡沫經濟年代與其後的幻滅中,重新找到個人政治參與的新路徑,嘗試取回對自己城市的詮釋權。

作者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國際藝術界50年代的前衛運動,結合左翼政治理念,但在東京的歷史情境中,這些觀察者透過發現「越軌」(deviant)的物件,重新發現隱藏的城市性。觀察者主要以實證主義的精神,將城市視為田野,透過實際觀察,去抵抗抽象的事物——被商品化的理論、貨幣與房市經濟、被抽離生活領域之外,可具體實踐的民主。路上觀察學提供了一種方法與工具,讓所有城市居民去發現、拼貼、挪用出屬於自己個人意義的後現代城市景觀。

從上述的公共領域的活動,作者回到原點,試著回答:一個沒有遺產的城市如何在歷史化的過程中找到歷史與記憶,保存運動到底要保存的是什麼?為什麼要保存?70-80年代的保存運動,與其說是為了建築本質性的歷史價值,不如說,這是一種政治行動,透過往昔的物件與痕跡,去重新奪取原有的城市空間,重新定義作為一個國家市民與社區行動者的參與權,透過的媒介即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社會關係的領域、地方的原真性,它的政治模糊性允許每個人都能夠參與。

60年代末,新宿西出口的廣場佔領行動畫下句點,國家再度縮限了公民權的行使,群眾運動被大眾消費取代,這股政治動能,從作者的觀點而言,並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地方歷史、邊緣地帶、日常生活與探索物件,透過這種方式,市民重新發明、想像並詮釋了城市景觀。國家的角色從未消失,地方性社區運動與效應,往往與國家的政策、文化商品市場邏輯並不違背,甚至可能加強。懷舊作為後現代的關鍵詞彙,反映更多的是危機而非樂觀,懷舊是對現在此刻的抗拒與逃避,但本書中,所有人都不認為自己只是在懷舊,他們大多繼承了60年代的社會運動精神,強調一種進步的、集體性的行動原則,透過實證主義的在地歷史書寫,回到日常,回到物質,回到個人行動層面,東京的歷史化是市民政治的產物,同時也是全球旅遊業與文化經濟的擴張,但這些在地行動——不論多微小,都開啟了微觀政治與公共空間的參與,在東京各地開啟各種社會可能性,作者並不批判或評斷這些政治行動效果與力量為何,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些行動都銘刻著歷史。


本書摘要來自閱讀 Jordan Sand (2013) Tokyo Vernacular: Common Spaces, Local Histories, Found Objects 中幾個篇章: “Introduction,” “Yanesen,” “Deviant Properties,” and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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