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派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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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危机:底层负债,女性深受性别暴力之害

本文原文为西班牙文,作者为 Veronica Gago。本文翻译自英文版本Debt and the Violence of Property,译者为Liz Mason-Deese。所有脚注均为本文译者添加,题目和引言为编辑所拟。

翻译 | 白雪

引言:从Covid-19爆发以来,住房危机在全球变得更为严峻。在中国,从2月开始,一方面政府鼓励工人复工,恢复生产;另一方面,为控制瘟疫蔓延,多地发布 “没有房产不得返回”的防疫公告,规定只有有房产者才能返家。这样的矛盾加剧了针对无产者的政策暴力,导致租客(特别是外地租客)被驱逐、有“家”(出租屋)不能回的事情屡屡发生。因当前的危机,原本已经弱势的底层工人收入急剧减少,强调私产的歧视性复工政策更令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注释1]。 同时,政府“减免房租”的号召鲜少被落实。在本文中,Veronica Gago以阿根廷为例,指出在当前危机状态下,私有财产的暴力使得负债成为底层渡过危机的不得已的选择,并加剧了性别暴力。住房是社会再生产中重要的环节,为其抗争的主体常常是女性。Gago介绍了在阿根廷,女权主义行动如何与社会其它行动联合起来,共同为居住权抗争。
图片:凤凰网房产,https://sh.ihouse.ifeng.com/news/2020_02_10-52573045_0.shtml/?from=news_highlights_news

瘟疫带来的经济危机具有多重面向。住房危机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面向之一。过去几周内,许多工人的收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骤减,导致他们无法支付房租或基础设施的费用。此类欠费不断累积,新的债务也在增加。

“居家”禁令本是一项保护措施,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实现。为应对瘟疫带来的问题,阿根廷联邦政府实行了“紧急家庭收入救济法案”(Family Emergency Income Act) (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两大笔资金,平均每户能获得约150美元的一次性救济),也颁布了法令禁止驱逐租客及禁止涨房租。即便如此,驱逐租客的情况还是持续出现。这说明联邦政府缺乏相应的机制实施这项法令。除了驱赶租客的暴力,租金债务的增加亦带来日常生活中其它形式的暴力:如房东每日的骚扰;再比如因需要支付食物、医疗、水电气费和话费等,而产生的新债务。诚如女权运动所清晰阐释的, 债务作为一种经济暴力,令女性更易遭受到从职场到家庭的各类型的暴力。

就像女权运动所说,过去四年里飞速增长的公共债务,转化成紧缩政策(austerity measures),涌入家庭,变成家庭负债(household debt)。随着通货膨胀和随即而来购买力、福利和工资的下降,为获得基础物资,如食物和药物,负债成了必须的选择。对生活已经不稳定(precarious)的人来说,家庭负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为付房租而不得已背负的沉重债务揭露出私有财产的暴力。房东和房地产中介直接实施和滥用这类暴力。他们利用瘟疫带来的困境,威胁、骚扰租客,拒绝续签合同,甚至到了直接驱逐租客的程度。对有孩子的女人、女同性恋、变装者和跨性别者而言,他们更有可能因为此次危机失去收入;而此类骚扰又可能转变成更为直接的性别暴力,因而他们所遭受的情况也更加严峻。

图片:Ariel Gutraich/Archivo Presentes,https://agenciapresentes.org/2020/05/14/vivienda-encuesta-revela-violencia-propietaria-hacia-personas-lgbt/

私有财产暴力也在非正式房地产市场中爆发。在非正式房地产市场,住房大多是贫民窟里的酒店房或出租房,或是定居点的共用房(shared houses)。这类市场通常不提供合同,不给付款收据;但其房租,随着通胀率水涨船高,甚至差不多相当或更高于租住一套小型公寓的价格。

这些债务旨在吞没住客未来的收入:不论是承诺待瘟疫结束后发放的工资或国家福利,或是强迫人们从家庭或非正式渠道里扣除的新债务。而金融公司则不断买入债务,以便将来执行负债人的房产。因此,这些未来收入都会成为金融公司的战利品。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贫民窟,感染者呈指数增长,成了病毒爆发的中心;同时,正是在这些地方,住房危机一直是社区内首要政治议题。这并非巧合。在毗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主要交通枢纽的Villa 31 and 31 Bis[注释2],多年以来,社会组织都在抗议,当地市政府并没有为他们的社区实施真正的城市发展规划。

更确切地说,Villa 31 and 31 Bis的女权主义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以债务推动秘密驱逐的机制已被纳入城市再发展规划中。此项被赞誉为社区现代化模版的发展规划,乃是建立在强迫再迁离,产权贷款(titling through loans)及以劣质建材建房的基础上。上周,该女权主义组织发布的一系列海报清楚说明了很多事。例如,在Villa 31 and 31 Bis,有超过4万人居住在过度拥挤(overcrowding)的住宿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再比如,在一个超过一周都没有流动水的社区,告诉居民勤洗手也并不实际。

Villa 31 and 31 Bis 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修建的非正式临时定居点,居住者多为外来务工移民,人口相当稠密。图片:madservington,https://madseverington.wordpress.com/2016/10/18/breaking-the-silence-of-buenos-aires-slumshow-community-based-media-has-given-voice-to-the-villas/

有一些伙伴(compañeras)很犹豫是否要去医院就医,因为他们担心在医院的时候,会被驱逐出自己的住所。有些人则心里很清楚,任何怀疑他们健康状态的谣言的散播,都让他们更有可能被敲诈、被要求付更高的房租,因为理论上他们更“危险”。

从隔离政策实施以来,随着与性别暴力(gendered-based violence)相关的报道的增加,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房地产市场里,也都出现了房东把租客劫持为抵押品的性别暴力。因为瘟疫带来的危机,许多人生活在绝望和极度痛苦中;但这些房东却继续投机,使得一些人的生活更加不稳定,甚至到了无以为继的边缘。在今天,做一名租客意味着要负债。而负债又意味着被迫从事更加不稳定的工作;此外,除了家庭暴力,租客还要面对由房产持有者实施和滥用的性别暴力。

对很多人来说,欠债即是被驱逐的前奏,同时也是延缓驱逐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失去住所意味着不得不立即流浪街头,或回到他们试图逃离的充满暴力的家庭。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成员要承受过重的负担,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拥挤的居住情况和更加不稳定的生活状况。

这周,租客组织Inquilinos Agrupados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表明,愈来越多女租客控诉在租房时所遭受的虐待、不当对待和暴力驱逐。该组织与“一个都不能少”(NiUnaMenos)共同发声,主张住房不应成为性别歧视暴力或房地产投机的领域。他们要求,住房必须是一项权利,而非生意,因为如今的情况更清晰地说明,不是对所有人来说家都是安全的地方。

几个核心的政治困境似乎都在家庭议题中汇聚。首先,认为家是每个人避难所的浪漫化想法正在被破除,这是反对家庭暴力和剥削的女权主义运动抗争的成果。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使得房东能更为便利地过度获取暴利;这导致,即使是一间只能容得一个身子平躺的几平方米的房子,其租金却几乎等同于一整个月的工资(或者,如果没有稳定的一份工作,则需要把打各类零工所获得的收入凑起来,才够付房租)。罢交租金(rent strike)[注释3]是一场集体行动,它正在全球各个城市— 从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积累社会力量。住房危机的形成乃是因为大型金融资本对土地和住房的殖民化;而租房抗争则是对这场危机的反抗。

芝加哥市民走上街头进行租金抗议。图片:Chicago tribune,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coronavirus/ct-re-coronavirus-rent-relief-legislation-20200520-6cog3rewubhzjauxbtjzn5zgrm-story.html

因此,对女权主义运动和社会组织来说,一项共同的政治议题出现了。具体而言,在阿根廷的例子,“一个都不能少”和租客工会(tenants’ unions)在西班牙组织PAH[注释4]的协调下,联合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住房的国际主义议题。这项政治议题呼吁延长原为临时的救助措施,要求禁止即刻驱逐,并提供24个月的缓冲期。这些组织在多个层面共同努力:从个体层面上,就正在被驱逐的具体个案提出异议;在国家层面上,要求为租客提供法律保护。该议题也包括为租客提供债务缓解政策,为贫困社区提供真正的城市发展,因为,我们不允许负债成为唯一能活过这场危机的出路。

注释:

  1. COVID-19在中国爆发期间,租客因没有房产被驱逐的报道并不少见。比如:《被挡在城外的租客:没房我错了吗?》; 再比如,《疫情下的乱象:房地产自带抗体 外地租客不许进小区》
  2. Villa 31 y 31 Bis原是1932年在Buenos Aires市中心修建的非正式临时定居点,居住者多为外来务工移民。从2001年起,该区人口数量剧增,房子也不断纵向增高。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导致严重的过度拥挤的住宿环境,公共卫生和饮用水服务也十分缺失。2009年市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针对Villa31的城市发展规划,试图与房地产商联手将该区绅士化,把底层租客驱逐出去,但并未成功。
  3. 罢交租金,或译作租金罢工,指的是租客联合起来拒付租金以反抗房东的暴力。历史上,在20世纪,全球多个地方都出现了租金罢工运动,如1915年的Glasgow, 1931年的Barcelona,1980年代的南非,1907年的Buenos Aires,1970年代的意大利等等。租金罢工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大多为女性,女性在其间的作用十分重要。其组织大多依靠社区网络。2020年,因COVID-19的爆发,租金罢工在全球各个城市再次出现。有关租金罢工的历史及现状分析,请参考:https://crimethinc.com/2020/03/30/rent-strike-a-strategic-appraisal-of-rent-strikes-throughout-history-and-today 
  4. PHA (西班牙语为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英文为Platform for People Affected by Mortgages ) 是西班牙一个反对驱逐和争取住房权的草根行动组织。2009年,PHA在巴塞罗那创建,现有超过15间分支。有关PHA创建背景及行动主张,请参考:https://roarmag.org/essays/pah-human-right-housing-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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