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架上被兜售的女童模

文｜赏花杏仁露

几个月前，有网友曝光了一家儿童内衣淘宝店。广告图中，女童模特身着内裤与背心，摆出具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内衣勾勒出生殖器的形状。这些有打恋童擦边球嫌疑的广告引起了网络上激烈的讨论，店家对此的回应是：“思想不健康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

经过网友举报，该店铺已将这些照片下架，改换为没有模特的商品图片。

这家淘宝店是否在专门为恋童癖人群提供“福利”以获利？不尽然。儿童色情制品的产业链往往是社群化、隐蔽且暴利的。而淘宝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即使店家能通过色情化的童模图片吸引眼球，也无法将流量直接变现，反而容易遭到儿童家长的举报，得不偿失。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店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惯性地将成人内衣广告的拍摄模式运用到了儿童内衣广告中，将女性成人内衣广告中的男性凝视投射到了女童身上。而女童是一个被法律明文规定、亦在道德上不能被性化的群体，这种举动的不合理性便立刻被凸显了。

也只有在女童模特遭到不合适的性化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内衣本身的作用是保持卫生、遮蔽隐私，而不必具备观赏性——而内衣的观赏性，恰恰在成人世界中被正常化甚至默认了。

成人世界的蔓延

这样的事件无独有偶：在某个车展上，几位身着比基尼的儿童车模在闪光灯下摆弄着各种姿势。女孩们年龄约在四、五岁，或单人出现，或与成人比基尼模特一起出现。面对助长儿童色情的指责，主办方辩解称，这是应家长的要求，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展示孩子自信的平台”。

近日，抖音上一家童装店因给女童设计了露肩、深V领等服饰，而被网友斥责“吸引恋童癖”。但也有人指出，不是儿童的问题，而是成年女性服装的裁剪设计本身就将女性置于性客体的位置，凸显身材曲线。而成年女性已经习惯甚至欣然接受了这种安排。相比之下，男童穿小版的男装就不会显得怪异。

一旦提及对儿童的性化，大众在愤怒之余，往往会将谴责的对象归结于“不负责任的家长”、“利欲熏心的平台商家”和“变态恋童癖”，仿佛这种现象的发生只是“一部分人”道德沦丧的结果。但上述这些童模的例子恰恰说明了，对女童的性化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是早已被合理化了的成人世界中对女性的凝视的蔓延。女童不是资本与父权专门捕猎的对象，只是这张网越做越大，将她们一并卷入了其中——也只有这时，人们才开始反思社会对所有女性的集体物化。

车展主办方解释聘用女童车模的话术，“她们只是在自信地展示自己的身体罢了”，也一再被用来掩饰对色情行业女性的剥削和对雌竞的鼓励。而展示的对象是谁？所谓自信又从何而来？女性需要争取不必将自己的身体层层包裹的权利，但有无必要将“展示性感与美丽”视作一种赋权，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她没有不美丽的自由

上一次儿童模特的权益进入公众视野，要追溯到2019年浙江织里的虐童事件。织里作为“中国童装之乡”，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童模，提供了淘宝上近9成的童装模特照。在这里，当红的童模每拍一套衣服是100元，拍摄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一天约能拍摄30套衣服，就有3000元的收入。在虐童视频中因为不配合拍照而被母亲踹打的妞妞，便是其中的一员。她在母亲的打扮与改造下，自小便成为了美丽的女儿、当红的童模。

妞妞的母亲王雅表示在女儿出生前便已规划好了她的未来：“一定要让她去学钢琴学舞蹈”，“给她买漂亮衣服，怎么好看怎么打扮”。

王雅给女儿买了很多服装，从不同角度拍，一字一句地写买家秀。作为家庭主妇的她，“那时候太闲了” 。她的手机里存了两万多张照片，分门别类上传到云盘和QQ空间。这也成为了使妞妞走上童模道路的契机。

以妞妞为代表的织里的女童模特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全部难以逃脱成为任人摆布的精致洋娃娃的命运：烫头发，带妆拍照，用束腰裹起小肚子，剪睫毛让新长出的睫毛变得更浓密卷翘，捏鼻梁让鼻梁变挺（很多普通女性也表示小时候家长对她们做过这些事）……更重要的是，紧凑的拍摄安排让她们一再耽误学业和休息。

织里的童模们获得舆论关注，是因为妞妞挨打的视频展现了一个把孩子当作摇钱树的自私的母亲，引起了公愤。但指责一个生活困顿的家庭主妇为何要出售自己女儿的容貌，无异于质问性工作者为何要“自甘堕落”，而忽视了真正让这种买卖得以发生的人们。是社会大众对精致美丽的小女孩的追捧，将她们摆上了货架。

每个人都是凝视者

父权社会中的情欲文化，往往体现着权力与支配的话语。恋童癖的产生，也往往建立在儿童肢体力量和心智的双重弱势地位上。这与如今成年女性在审美上追求幼齿、瘦弱体态的现象相互呼应。一方面是成年女性主动展现自己毫无攻击性、容易被支配的性感；另一方面，女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做出色情的姿态。两者的界限模糊，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女童的形象被愈发与色情联系在一起，而对女童发情的人不再将自己视为支配的一方，反而将对方当作早熟的诱惑者。

如果说媒体平台对儿童的性化还能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被即时发现和制止，那么对女性容貌的凝视则是不分年龄的，也往往不会引起成年人的反感与反思。

如今在小红书、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尤其是母亲）将自己的女儿打扮得光鲜亮丽吸引粉丝，得到的评论往往是饱含赞赏与羡慕的。只有当一些博主走得太远，例如给年幼的女儿烫发时，才会引起非议。

在小红书上搜索“女儿”，出现的帖子都是穿着裙子、留着长发、容貌精致的女童的照片，文字也主要强调女孩的甜美可爱。而搜索“儿子”时，专门体现男孩外貌的帖子则少了很多。即使有，也往往是婴幼儿，毕竟长大后的男孩不像女孩一样有那么多可供打扮的模板。博主描述的重点往往在于和儿子的日常互动，或直接对生下儿子表示骄傲。

韩国激进女权曾提出“束身衣”的概念，泛指一切用于装点女性的容貌身材，但会对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使女性浪费精力的物品，例如：长发、化妆品、令人不舒适或行动不便的服饰等。如今束身衣已经在一片赞美声中，被成年人套在了女童的身上。

在评论区夸奖漂亮女童的网友们，显然没有怀揣恶意，更不是恋童癖。但是这些打扮甜美的女儿们，与童模妞妞的遭遇，相差有多远呢？如果没有媒体偶然的曝光，妞妞如今或许也只是广告牌上一个靓丽的身影，其他女童的家长们会赞美她的可爱，并为此买单。同样，为小红书上的漂亮女儿们贡献流量的网友们，一边由衷喜爱着这些孩子，一边将她们追捧成了商品。

当女性成为资源的载体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天生便是资源的载体。有些资源是自然赋予的，例如生育能力；另一些则是被构建的，例如外貌与性——即使五官与性器官是天生的，将它们赋予价值却是人为的过程。女性成为被欣赏与发情的对象，并且需要主动维持自身的可观赏性，本身是一种带有压迫性质的安排。值得警觉的是，女性自身也开始将这种安排内化到价值观中，主动参与了凝视。

睡扁头、捏鼻粱、用勺子刮出双眼皮，是母亲代表父权对女儿作为潜在资源的挑剔；对媒体平台上洋娃娃般的小女孩的赞美，是成年人（往往是成年女性）在将儿童包括进凝视对象的过程；“化妆打扮使我更自信”这类的叙述，是女性对自身出于“自愿”的客体化。

“男性凝视”一词常常让人误以为只有男性才能充当凝视的主体，或是只有符合传统男性审美的打扮才是值得被反思和摒弃的。事实上，任何形式的将外貌与身材赋予价值的行为，都是对人的客体化、资源化。有时甚至不需要男性目光的参与，女性群体内部就可以完成一场“外貌至上”的厌女狂欢。

对于失权的一方而言，拥有资源并不意味着谋生的优势，反而向他人提供了进行掠夺的动机——这种掠夺往往以“先剥夺，再交换”的形式合理合法地进行。正如婚姻、代孕与卖淫无法被视为对女性的经济赋权，而恰恰是底层女性失权的结果。她们没有不交换的自由。

父权社会以继承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的倾斜，迫使女性进入婚姻或市场，交换自己的生育能力、家务劳动和性价值。这种安排有时却被误认为女性的性别红利，也正因如此，年轻女孩在被父母培养教育时，不会被赋予“依靠自身能力争夺资源”的期待，如此恶性循环。

外貌带来的“红利”在过去只能在婚恋中兑现，因此女童不被鼓励在外形打扮上倾注过多的精力（学校不希望学生为此影响学业表现）。而如今随着自媒体平台、童模产业，为自家女儿经营外貌的家长们更早、更稳定地兑现了这种“红利”。女童一出生就被寄托以外貌获利的期望背后的代价必定是父母不再以“培养有竞争力的人才”的方式对待她，不仅是她作为孩童失权的体现，也是她作为女性失权的开端。

美貌无用论

外貌劳役由成年女性下沉到女童，绝不仅仅体现在被父母和商家用作摇钱树的部分女童身上。如今在b站上，已经聚集了一批小学生美妆博主，教同龄人们“如何化上学时老师看不出来的裸妆”、“十一岁女孩穿搭法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女童主动进行外貌劳役不再出于经济收益，而是单纯受到文化上的裹挟的趋势。

为了打破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在外貌劳役上消耗精力金钱，又可能在丧失经济权力后被迫出售美貌的怪圈，女权主义者提出了“美貌无用论”。既然美貌的价值是人为赋予的，在意识到拥有和维持美貌对女性造成的危害后，我们能做的是主动解构这种价值，重新建立对女性的评价体系——一个以“人”而不是以“物”为标准去审视的方式。

当我们以“漂亮甜美”夸奖一个女童时，已经认可了父权逻辑对女性的期许，将她降格为了可供欣赏的物体；当我们为着她的长相以无论何种形式消费时，便是将她摆上了货架。

但这种对美貌价值的解构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它能让女权主义者从自身出发，抛弃对自己的外貌劳役和对其他女性的凝视，却无法消除男性凝视的存在，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效益。父权社会对女性容貌的追捧和资本主义对外貌劳役的鼓励，是两条相互强化的逻辑，将越来越多的女性摆上货架，并在无形中剥夺她们选择其他道路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