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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长租公寓暴雷,房价只涨不跌,居民如何争取居住正义(上)

2020年底,蛋壳长租公寓暴雷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不到半年,这场风波已经不留下一丝涟漪。多数派认为,在蛋壳暴雷背后,无论是过度金融化还是居住权都尚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可以有什么方式来形成居住正义的共同理念,去哪里寻找团结抗争的自主空间和实践路径?工人阶级如何建立自己的空间,获得空间规划的权力?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历史上与当下正在兴起的租户行动案例来打开一些可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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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2020年底,蛋壳长租公寓暴雷引发了轩然大波,有年轻的生命因此陨落,更有无数的租客、装修工、清洁工等被裹挟其中,陷入债务危机。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场风波已经不留下一丝涟漪。多数派认为,在蛋壳长租公寓暴雷事件背后,无论是过度金融化的问题还是居住权的问题都尚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分析、批判,并且从其他地区的反抗经验当中汲取力量,探索另外的可能性。本篇文章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将分为上下篇,上篇梳理了历史上和当下的租户行动,下篇则关注占屋运动、住宅合作社和社区土地信托等反抗市场逻辑的居住实践。

作者:张居正

2020年11月,蛋壳长租公寓暴雷。一夜之间,无数租户面临被房东赶出家门、背负银行债务的窘境。当大部分舆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将租房市场金融化的长租公寓平台,住房市场化后的居住困难,租户各方面权利的缺失等更长期影响人们的居住权的核心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资本主义城市,居住一直是困扰工人阶级的一个长期而普遍的问题。而中国一方面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特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强力政策导向下,同样出现了高速城市化、城乡及区域差距急剧扩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流动等典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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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尽管这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并不享有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居住、医疗、养老、教育等权利。租户权利的缺位,作为人口管制的题中之义,成为塑造空间分化和阶级固化的核心手段。另一方面,资本对住房市场的渗透,实现了城市空间秩序的重新布局。长租公寓暴雷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住房不再是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而是作为商品在交易。因而,只要住房作为投资工具而被大量集中,市场供给便似乎总是不足的。但“金融创新”只能刺激虚假繁荣,却并不能解决根本上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反而让租户承担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在资本逐利的游戏里,从蛋壳公寓被驱赶出去的白领年轻人,与大火后流离失所、迁往更偏远郊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一样,都成为被损害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尽管那些“低端人口”的被腾退,原本是为了更多的中产阶级公寓(以及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的扩张和生产。但如今,这些被驱逐的工人阶级租户的声音也被湮没在无数消逝的讯息里,逐渐被遗忘了。

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可以有什么方式来形成居住正义的共同理念,去哪里寻找团结抗争的自主空间和实践路径?工人阶级如何建立自己的空间,获得空间规划的权力?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历史上与当下正在兴起的租户行动案例来打开一些可能的窗口。

租金罢工与反驱逐运动:一战中的格拉斯哥与大疫情下的美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和驱逐之上的。工业革命时期最早形成的一批工人阶级起先是通过圈地运动从农村被驱赶到城市工厂中去的——这是第一次驱赶,然而当他们在都市区私人住房市场恶劣的居住条件通过报纸被曝光在上流社会眼前时,保守党控制的政府只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贫民窟拆除计划,却没有增添任何公共房屋,从而使得许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这是第二次驱赶,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1872)中这样评价1834年以后曼彻斯特类似的城市改造:“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上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

1872年伦敦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图片来源:https://www.bl.uk/victorian-britain/articles/the-built-environment)

在更早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34)中,他还记述道,“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而“比较幸福”的那个阶级通常所在意的,不过是这些苦难不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只要他们看不到,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

历史上最初的租户权利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工人阶级以反对驱逐、限制租金上涨和改善周边物业条件为目标的行动。起先,反抗行动是零星和个别的,一些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写作的年代。但伴随着工人运动在雇佣劳动领域的兴盛、早期工人自组织的成长,有组织的租户权利运动也就出现了。

一个典型的行动案例是1915年的格拉斯哥租金罢工(Glasgow Rent Strike)。这一运动从1915年的4月开始,到11月高峰期吸引了大约20000户租户参与,其中大部分住户来自工人阶级社区克莱德赛德(Clydeside)。行动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租金上涨以及过度拥挤、不断恶化的居住条件。二十世纪初,格拉斯哥的克莱德赛德经历了现代造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在此期间,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以及整个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但是由于投机活动导致的住房空置,以及本地房东宁愿上涨租金而不愿意投资新建房屋,格拉斯哥发生了严重的住房危机。1912年至1915年间,该市人口增加了65000人,但只建造了1500套新住房。此时也正值英国在一战中对德作战,许多家庭中的男工入伍,社区中仅留下女性和孩童,因而房东试图趁机大幅涨租。这时,主要是由女工以及家庭妇女组成的格拉斯哥妇女住房联合会(GWHA)发起了租金罢工运动。

女人们不仅通过上街游行表达反对驱逐和涨租的诉求,而且集体开会商议行动对策,比如停止缴纳房租(至少是新上涨的那一部分)。如果有家庭由于行动而受到房东驱逐——通常有警察配合这种不义的行动,或者工人家中的物品被强行征走作为抵押品,GWHA会组织社区中的其它租户前往声援,以阻止房东和警察的这些行径。迎接警察的很可能是腐烂的食物或面粉炸弹。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女工们不惜让这些对抗发展到暴力对抗。由于GWHA的坚决组织以及运动得到来自工会、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力支持,运动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受到这一成功经验的启示,其它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也接连发起类似的租金罢工行动。这迫使英国政府于1915年11月27日通过了《房租和抵押利息限制法案》以将房租冻结在一战以前的水平。一系列的租户权利抗争也促使英国议会决定通过兴建公共住房的形式来解决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1919年,《住房和城市规划法》奠定了为建造公共住房提供财政补贴的法律依据。随着二战后大规模公屋兴建计划的落实,英国人居住在福利性租房(council houses)中的比例,上升到1979年的42%。

英国早期租金罢工运动。(图片来源:http://www.rs21test.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06/glasgow-21.jpg)

尽管这些早期的租金罢工运动被认为没有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而使一些房地产资本通过来自政府支持的住宅项目取代早期的地主而发展起来。但运动亦有其成效:在恩格斯身后,强势的工人阶级运动迫使资本主义从工人运动中吸纳了工人阶级的代表参与议会民主,并逐渐学习通过国家介入的形式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下,国家福利计划的确改善了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减轻了工人的生活负担,住房矛盾一度得到缓解。类似的例子还有在社会民主工党执政时期的红色维也纳,这座城市于1923年开始实施公共住房计划:雄伟的公寓楼配备茂密的庭院、宽敞的开放空间和充足的自然光线,工人们拥有设备齐全的共享洗衣房、厨房设施和育儿中心。住房与公立学校和合作商店相连,一部分住房还配备有澡堂、游泳池、图书馆等设施。直到今天,该市还有62%的居民居住在社会住房中。

但是,诚如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住宅问题,“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任何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来自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和抗争,而并非资产阶级的慈悲心肠。如果不是由于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威胁和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福利资本主义也不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福得到迅猛发展。

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欧洲国家的情况不同,美国的公共住房项目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计划——住房越来越不被视为公共物品,相反,是一项私人物品。尽管在1929-1933年大萧条前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租户运动,但计划中的公共住房承诺由于种族隔离和地方投资不足而难以得到兑现。今天仅有约150-200万个美国家庭(占比不到2%)居住在公共住房中。即使是在以国家经济刺激为特点的罗斯福新政期间,兴建住房也主要是通过为有需求者提供更便利的贷款来实现的。而随着抵押贷款证券化,售卖相关的金融产品逐渐演变为金融机构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这为2007-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而在次贷危机后的六年中,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美国有超过400万家庭(近1000万人)从家中被驱逐。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不仅无家可归者激增,美国主要城市中自有住房者与租户的比例也不断下降。据APM Research Lab的数据,全美173个人口超过15万的城市中,租房者增长的数量在次贷危机发生的十年后远远超过了自有住房拥有者,前者比例从2006年的21%增至2016年的47%。而后者比例从2006年的79%降至十年后的53%。

新冠疫情期间租金罢工手册。(图片来源: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b6f2e947c932730bd4fc3ce/t/5e877253b0a9a456aab8a0d4/1585934941394/Rent+Strike+Covid+Handbook.pdf)

在这种背景下,反驱逐、租金罢工、租户联盟等形式的租户权利运动再次复兴,并在本次新冠大流行当中达到一个高峰。2013年,当城市权利联盟(Right to The City)发起“全民之家”运动(Homes For All)时,它拥有来自全美15个州的18个成员组织。而现在,它已经在全美26个州的45个城市中拥有90个成员组织。这一运动不仅反映了租户组织在各地的迅速成长,而且反映了这些组织关系的发展:通过基于不同租户组织的跨地区战略,以采取联合的社区行动。例如,自2015年起,HFA发起了一项针对国际投资机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跨国抵制行动,揭露该集团在次贷危机后的十年间低价收购租房并抬高租金、驱逐贫困租户的暴力行为,并在3个国家15座城市以协助组建租户联盟、发起集体诉讼等方式维护租户权益。而在2017年,HFA启动了全美范围的#RentControlForAll活动。到2019年,HFA在俄勒冈州的成员组织社区租户联盟(Community Alliance of Tenants)成功推动本州成为第一个在全州范围内进行租金控制的州。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地方租金控制禁令的废除。

当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失业时,包括国家公寓协会和国家低收入房屋联盟在内的许多团体要求美国政府大幅增加租金援助。而美国各地的租户团体则呼吁在2020年5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租金罢工。行动的建议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最初以#Cancel rent、#RentStrike2020等标签流行,几天之内在纽约市和洛杉矶等地就有约2万名租户承诺扣留房租——而自这项运动发起以来,已经有超过79万人在运动官网上表明参与了这次罢工。这次租金罢工的呼吁也使得基层租户联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租户组织出现了成员倍增,例如洛杉矶租户联盟的成员数量在三月到四月中旬的短短一个月内翻了一番,从4000人增至8000人。

7月,在新奥尔良州的驱逐暂停令到期后,租户们封锁了法院大楼的入口,抗议他们可能因此而无家可归。但是,驱逐仍在继续。当租户们发现自己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回应,他们呼吁在9月1日美国国庆节继续采取抵制驱逐的租金罢工集体行动,这迫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9月发布了一项有效期至2021年1月31日(后延至3月31日)的命令,暂时停止以租户拖欠房租为由的驱逐活动,以降低与COVID-19相关的感染、传播和死亡风险。尽管这一官方举措是折中的,但行动印证了租户组织所具备的力量。然而,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解决社会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政府也不改变通过金融政策支撑房市场的总体思路,美国的住房危机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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