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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x多数派(上)|从春运的流动看不平等的维度

给大家分享派派电台访问项飙老师的访谈稿,在这一期里项老师会谈春运、民工潮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的变化。
编者按:这周我们会分上中下三期给大家分享派派电台访问项飙老师的访谈稿。项老师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中国学者之一。在这一期里项老师会谈春运、民工潮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的变化。欲知人口为何流动,还需知道中国的城乡结构;欲知城乡不平等,还需要了解“剪刀差”和“户口”机制。但如今不平等的维度中增添了城市内部划分、文化等维度,而我们的不平等却更加集中了。当各个维度的资本都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的我们只能愈发内卷。下两期的内容分别是:“回归作为一种规训”,以及“娜拉的成家和离家”。

派派:现在正好是春节的时候,民工向来是春运的主要群体,但在疫情背景下,民工面临着城镇两地的经济、政治政策压力,一方面是大城市的封城政策,高昂的生活成本,拥挤的居住环境,而近几年来的人口清退事件使得民工难以在大城市落地。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农村返乡政策和公众舆论歧视,让民工更加进退两难。所以在这样子的疫情政策和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怎么理解民工群体的新的流动性呢?

项老师:首先,春运是让全世界开始关注民工潮的一个象征形式。春运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的。如果你看很多国内外的新闻,它们都拿春运当做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一个景象来反映中国民工流动的情况。你们也是做文化研究的,用什么样的意向来捕捉一个社会现实是很重要的。春运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量的人回去,所以造成交通的极大的拥挤和压力。 所以当时新闻照片呈现就给人形成了一种感觉,就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无序的人流,会压垮整个铁路系统,或者公路系统。会给人造成这么一个冲击感。

但民工的流动跟春运不是一回事,春运只是中间的一个小的环节。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小点。世界上经常是用春运来想象和看待民工的流动和生活,这是有偏差的。

第二就是这些年下来这种春运式的流动,我们不讲春运本身而讲春运式的流动,就是以年为周期的在城乡当中循环性的流动,而且往往是人们在过年之前把工作辞掉,然后回家过年,过完年之后再回来。这样的一个周期意味着他在城市里面定居的可能性极小,工作是很不稳定的,合同最多一年一签。

这种春运式的流动,生计其实是有改变的。我们知道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民工不再是单身流动,而是家庭式的流动,当然也带来了子女教育问题。

第三个是他的工作短工化,但是他的居住出现长期化。在中国的南方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其实也是从90年代就开始,工厂宿舍制度逐渐的被城中村居住方式所取代,民工越来越多地自己在城中村或者民居租房而住,而不是住在工厂统一提供的封闭的宿舍里。这意味着他跟当地社会的关系虽然不是融入了,但至少不是那么封闭的。这是从居住方式上来讲。

第四,从流动的目的地的分配上来讲,我们也发现,省际之间的流动比例是下降的,省内的流动比例却是上升的。大家都流向省内的大城市,但超一线城市算是例外,北上广还依然是全国民工流动的一个目的地。在这三个城市之外,其他分布的流动的半径是在缩短的,是有一点区域化的流动,这也意味着它跟当地的社会能够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大一点。

第五点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如果看像新生代民工,80后85后的世代,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高校扩招之后,很多农村的孩子可以进入大学教育的概率比以前高。虽然从比例上来讲,大部分会进入二本三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们也会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但是跟他的父母辈来比,他跟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就是在城市上学、城市工作、城市生活,事实上他们正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不管是自我认知层面还是生活方式层面。当然他可能春节还是回出生地过年,但他关系跟农村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春运式的那种钟摆、循环式的流动其实是有改变的。农民工跟农村的关系在降低,跟城市的关系在加深。而整个春运式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背景就是城乡二元。这是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决定性的,或者说基础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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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乡二元也在发生变化。城乡的不平等虽然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不是唯一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城乡二元的差别是跟其他一系列差别交织在一起的,这包括了比如城市和城市,一、二、三线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就算一个城市里面的内部,你的就业单位的性质,你的工种,你毕业的大学的排名档次等等,都非常重要。过去确实是说,农村和城市基本上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和今后发展机会。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需要把城乡二元跟其他一系列的机会不平等的分布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一个社会处境。

回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是春节期间,去年大家春节回家了之后就因为疫情回不来而困在家里了。今年情况有点相反,很多人不得不在这个城市里面就地过年。我个人也是觉得就地过年是值得提倡的。

为什么就地过年?其实这个机会让流动人口、让民工跟城市社会要做好准备,要学会怎么样帮助民工能够进一步的融入到这个城市社会里面来。就地过年可能是一个社会融合的机会。

从总体上看,我是觉得现在的流动本身不再是说这样的两头之间的一个循环,现在的流动变得非常的普遍化。在城市里面,现在你要问流动人口的话,可能在北京上海大部分的流动人口不是民工,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可能其他城市户口的居民,只不过他不是北京的户口或者上海的户口,可能有很多的北京人在上海,也有很多上海人在北京。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流动普遍化了。不仅是一个城乡流动的问题,社会的等级和不平等性也多维化。流动普遍化了、多方向化了,这个是一个挑战,今后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么一个多维不平等和多向流动的问题。 以前我们觉得城乡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关系,大家的解决思路就是抹平城乡差别,废除城乡户口制度。当然城乡户口从道义上讲显然是不合理的,但现在其实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你要看其他的不平等。而且你要简单的取消城乡户口其实也是不现实的,这要考虑到农村的建设,农村的重新发展。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农村发展是做了很多投入,其他个别地方是有效果,效果不错的,但是可能从总体上讲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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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派:老师你刚刚说到一个多维度的不平等,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方面稍微再多说一些,比如说哪些维度?

项老师:原来最早的中国的不平等可以说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城乡,第二个维度是体制内外

先说城乡。从1950年代开始,户籍制度把人口分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主要是要加速工业积累,特别是重工业积累。这是什么意思?要是轻工业积累的话,你做出的衣服,做出的电冰箱,哪怕是做出的蛋糕,要有人买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如果说是看轻工业化的话,我们的城乡格局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农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地提高,他们才能够买你的自行车,或者说是电冰箱,各种日用产品,服装、鞋等等。

但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加速重工业积累。重工业积累包括军事工业和基础工业。这个是不需要老百姓花钱去使用的,而是为了国家的一些国家战略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市场的循环,因为你这些东西做出去不是不能够卖到市场上去,当然也不能够出口对吧?那你怎么实现你的利润呢?在当时没有说实现利润这一说。但没有实现利润,你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呢?所以只有投入。

那么这个投入哪里来呢?这个投入不是钱的投入。当时不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时的投入主要就是人力的投入和各种资源的调配,资源当然是国家所有。人力的投入,比方说你要建一个鞍钢,建一个一汽,在主要都在东北,后来在三线。这里就需要大量的工人在那里,然后这些工人要住房也要工人来建。这些工人要吃饭,工人要有基本的生存的物资。这些生存物资哪里来?要从农村来。所以当时那个图景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生存物资的价格,降到很低,降到其实是在真实情况下,第一道是白拿,就是说政府可以征购,基本上白拿。政府去农村白拿那些食品、粮油去供城市里面的工人,以支持城市的工人去建设重工业的发展。

这不是一个市场性的循环,它是一个单线的资源汲取投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农民在不允许流动的情况下去耕作和生产物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成本降到最低,国家能够购买征收大量的物资,最后形成了城乡的剪刀差。这就是城乡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第二个维度是体制内、外的不平等。体制内体制外不平等的形成其实是稍晚一点,城市改革后有了个体户。有一些人没有编制,在体制之外,体制之外就是所谓小集体。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对原来的体制有多少了解,所谓有大国有,有小地方国营,然后有大集体,有小集体,有个体经济。这个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情况。体制内外的变化的区分是当时一个不平等的情况。当时你要找对象的话都要问对方工作单位的属性,是中央国企、地方国有还是大集体,小集体里面又有各种,是街道的还是,有的小集体是效益好的,所以打分上也是可以不同的考虑。

所以之前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二维的,那现在为什么是多维的了?首先制度内部的变化。比方说拿体制内外的这个维度来讲,其实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们觉得体制内体制外的维度就是说已经很弱化了,所以到90年代,大家认为今后的方向是一体化的。城乡格局要破除,体制内体制外的变化也要破除。因为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要去的单位都是外企,很少人想到要去考公务员或者是国家国企。大家都想去外企或者自己创业,很少人会想到去当官。

当然还是有人想去当官,但是可能是少数,因为他个人的气质兴趣或者家庭背景,但是绝对没有像今天那种国考和京考。像今天这样考公务员在9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更不可想象的是去大的国企会成为考公务员之后的第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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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派:我想补充一点。老师你是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而千禧年之后,特别是2010年以后,互联网潮就开始起来了,想进外企做世界公民型的精英想象又变成了去互联网公司。

2010年之后,中国互联网的基础性企业做的比较蓬勃了以后,很多大学生毕业了以后都觉得自己要么是创业,要么是进BAT这样的公司。如果是创业的话也是在双创底下创业,跟90年代的创业其实是蛮不同的,90年代是下海潮,现在是双创潮。

另外,我们今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大学生,甚至是一本的大学生,重新去考公务员,甚至去当地方干部的现象,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在互联网公司做基本就会996,还有就是内卷。大家因为不想996,所以就重新对体制内的工作有了一个它可能没有那么内卷的想象。好像是在这样的潮流里面,才出现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项老师:这个可能是可以再去实证的去考察。你的这个补充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又有新的一轮的对体制内的向往。但是比较早的体制内的向往,在我的调查里面可能是在2000年初期就比较明显。

国有企业改革是94年95年开始,如果东北的话就非常明显的是到了97、98、2000年那段时间。整个国企完全被认为是死路一条,但是很快转过来,人们发现自己做生意越来越困难。然后有小部分的国企,就是国家扶持的国企,它又起来得很快,特别是那些作为战略性的大型国企。在互联网经济之前,有一场很大的讨论,在国际上叫做“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推进和民营企业的后退。而互联网经济是稍后的,是在国进民退讨论之后,所以互联网经济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因为在资本属性上来讲,它是民营企业的性质,但是它又做公共性的生意。从它的内容上来讲,它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但是它的经营方式又是早期的私营企业私人企业的方式,甚至都达不到一般的老的公司的要求。

我可能讲的太多了,还是想要回应一下多维的不平等的话。原来那个想象是说城乡和体制的不平等都要逐步取消,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因为现在它好像有取消,但是又回来,你刚才讨论到,它回来又不是一次性的回来,它是几次回来,回来以后他的每一次的意味又不一样。然后教育上面的不平等,不仅是说上大学还是上不了大学,上大学的机会是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上了大学之后的内部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重要。

然后是城市的一线二线的划分,各种单位的性质的划分。在城市内部,居住区的划分也是要比以前要明显的,在北京你是几环几环,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强的划分的。现在的这些划分是跟你的地价,跟你的生活品位,所有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多维化本身的不平等。中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色,跟内卷也是有关系,那就是多维不平等很强的整合性。就是说一般的是能够爬得上去的人,他在多维度都是把最高的位置给你占住,他可能上最好在大学,去好的公司,住最好的地方,然后他的家庭成立方式也是所谓高大上高富帅,什么白富美。这个纬度都高度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80年代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叫做社会地位的不整合,所谓体脑倒挂。打比方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些人力资本高的得不到他的经济回报。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一定有很高的教育地位。而到了90年代之后,多维度都出现了高度整合,有了所谓赢者通吃的结论。所以一方面维度的不平等多样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最后的结果的结构性的分化又变得比较单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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