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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画虎不成反类犬?唐探3的“宇宙”背后是什么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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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萨法维

一部真正优秀的系列商业电影,导演都是会构造出属于电影的“宇宙观”、“世界观“等等。比如说《复仇者联盟4》的“漫威宇宙”,因此陈思诚拍《唐人街探案》有“唐探宇宙”也不足为奇。

但是从目前的舆论上来说,陈思诚的“唐探宇宙”野心怕是遭受重创,电影的三部曲可以明显看到口碑在逐渐下降。

贺岁档影片《唐探3》说了个什么故事?为何最后骂声一片?

(警告:以下内容存在严重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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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打女护士、油腻色情的笑料为这部电影涂上了争议的色彩,而就连剧情本身也是拼凑出来的。一条简单明了的密室杀人和秘密组织Q的剧情,导演在这系列的第三部里露骨地展示了他建造一个“唐探宇宙”的野心,一个可以媲美漫威“复仇者联盟”的角色集锦和背景世界,导演的思路也和漫威异曲同工:一边要塑造个性迥异又能讨好不同受众的主要角色,一边要创造一个简化的世界逻辑,同时回应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以期激发观众的共鸣。漫威系列是成熟的欧美电影工业化的产物,但也巧妙地融入了诸多进步元素:从女性赋权到种族文化多元,纵然流于文化符号表面和吸金的嫌疑,但往往能够反映进步的声音。

比如在电影《惊奇队长》中,漫威用女性演员的身份与男性特质相结合的方式切入现代西方的女权、移民和殖民霸权问题。片中的Kree文明对Green人等边缘化群体的污名镇压代表着西方内在的暴力崇拜,而在电影发布的2019年刚好在新西兰发生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对穆斯林的枪击。与此同时,《惊奇队长》中直接表述了女性通过自己的力量解放自身(而不是通过男性承认的方式)的主旨,虽然片中的自由解放途径仍然是暴力的画面,但也秉承着《黑豹》以来反思和修复西方文明的Katharsis(净罪)姿态前行。

当然,漫威电影仍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娱乐节目,都市化的梦想和原子化个人的无力体现在了超级英雄本身的二元性上——一边是默默无闻的身边普通人、而另一边是拯救世界于绝对邪恶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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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探》系列的商业图景便如漫威宇宙一样,导演陈思诚也为此煞费苦心,自言自己在飞机上为《唐探》系列里的每位角色写作传记,又在系列电影埋设关于最大反派角色Q的伏笔。

角色是这类电影的灵魂所在,性格、能力各异的角色不仅需要在功能上推进剧情,并承担起推理、搞笑这两大任务,也同时具有代表性,毕竟不同阶级、种族、性别、文化背景、性格甚至外貌体格的观众都希望在这个“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唐探》也的确有这个机会在密室杀人案的情节里感动不同观众。长泽雅美饰演的女主角本来有着复杂巧妙的背景设定:父亲是侵华日军遗留中国东北的殖民开拓者,而战后回到日本又因语言生疏遭到社会排挤加入黑道、迫于家族压力而丢妻弃女。接下来的剧情则是母女二人无依无靠,母亲为了女儿,不惜卖身投抢坐牢,尔后女儿也进入了另一个黑道组织,电影暗示她也曾受尽屈辱。为此,女儿对抛弃自己和母亲的父亲恨之入骨,才有了后面的密室杀人与栽赃嫁祸。

不得不说,这样的情节设置本来是有复杂性和深度的。二战后殖民与帝国体系的瓦解下,日本人时代遗落的骄傲、悔罪与发展型国家初期的黑暗腐败交织在战后遍布流浪汉无业者与退伍军人的东京街道上。为多国驻军提供性服务而发展起来的猖獗的黑道组织与色情行业改写了无数男女挣扎的命运。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浮沉爱恨与道德抉择是个复杂与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少社会派题材的电影便以此为题。

《唐探》系列的商业图景便如漫威宇宙一样,导演陈思诚也为此煞费苦心,自言自己在飞机上为《唐探》系列里的每位角色写作传记,又在系列电影埋设关于最大反派角色Q的伏笔。

角色是这类电影的灵魂所在,性格、能力各异的角色不仅需要在功能上推进剧情,并承担起推理、搞笑这两大任务,也同时具有代表性,毕竟不同阶级、种族、性别、文化背景、性格甚至外貌体格的观众都希望在这个“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唐探》也的确有这个机会在密室杀人案的情节里感动不同观众。长泽雅美饰演的女主角本来有着复杂巧妙的背景设定:父亲是侵华日军遗留中国东北的殖民开拓者,而战后回到日本又因语言生疏遭到社会排挤加入黑道、迫于家族压力而丢妻弃女。接下来的剧情则是母女二人无依无靠,母亲为了女儿,不惜卖身投抢坐牢,尔后女儿也进入了另一个黑道组织,电影暗示她也曾受尽屈辱。为此,女儿对抛弃自己和母亲的父亲恨之入骨,才有了后面的密室杀人与栽赃嫁祸。

不得不说,这样的情节设置本来是有复杂性和深度的。二战后殖民与帝国体系的瓦解下,日本人时代遗落的骄傲、悔罪与发展型国家初期的黑暗腐败交织在战后遍布流浪汉无业者与退伍军人的东京街道上。为多国驻军提供性服务而发展起来的猖獗的黑道组织与色情行业改写了无数男女挣扎的命运。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浮沉爱恨与道德抉择是个复杂与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少社会派题材的电影便以此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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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唐探》对此的表达却一塌糊涂,整个叙述被压在最后十分钟的同时,对女孩父亲丢弃妻女的根本原因被归纳为服从家长,情节直接被简化成了东亚传统刻板印象的表达。而对女性(妻女)的叙述则赤裸裸地选取卖身换物的画面,不仅没有给观众提供任何说明理解的空间,无法透过影片中的女性苦难带来任何共情的触动,更是存在故意贩卖色情情节,强化“日本女人都拍过AV”这种男权印象。并且,去脉络的叙事让人看不到导演编剧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有一种为了强行感动而流于表面的劣质感。

除开密室杀人的情节,该片关于大反派神秘组织Q浓墨重彩的揭晓构成了“唐探宇宙”价值观的基石。在与之对标的复仇者联盟系列中,漫威的大反派灭霸有着两面性的道德,一方面残忍而不顾一切的向往着消灭宇宙一半物种重新达到秩序平衡,另一方面则又有着内心柔软的一面,爱护着自己的女儿、期望一切结束后当个隐士。灭霸的对立面复仇者联盟的英雄们则朴素地秉承着“拯救一人就是拯救世界”的格言,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还有不少类似于团结对抗孤独气质等。不少美式商业片都带着这样的二元对立观,星球大战的世界便是在民主对抗专制而二者又可以互相转化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为了说明“唐探宇宙”反派的价值观,反派Q在电影里花费了大量篇幅为刘昊然主角设置了三道选择题,分别是有如何切一刀分配苹果,物化女性的猜数字游戏(无厘头列出36D的笑话)以及展现人类为追逐金钱而无序的路口撒钱表演。

谜底揭晓,一刀切的问题可能是Q组织特质之一的“不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猜数字则为表现精英们所具备的“敏锐”的生物性特质,路口撒钱则代表了Q的世界观:“人类为了钱有多么混乱。”最后三部中留下无数伏笔与铺垫的Q组织终于露除了一点头角。这些人带着刺客信条兄弟会式的斗篷,坐在如神殿骑士团式的圆桌上,嚷嚷着要让人类走向新神的审判。这宛如邪教组织的Q,被电影赋予了超越一切的权力,这能够左右人类命运的组织像是一群在玩剧本杀的孩子,神神叨叨地念出一些词不达意的台词。

不过,国人迷信精英小团体控制世界的阴谋论其实早有渊源。其中最著名的便要属有关“共济会”的传闻了。而这还不是由平头百姓街头巷尾的议论所传开的,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何新自2009年起就自称开始研究“共济会”这个隐秘的国际阴谋金融世家,他所撰写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传说启蒙大师伏尔泰、美国国父华盛顿、大文豪歌德、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乃至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都是秘密组织“共济会”的成员。传言称这个星球上有一个邪恶的、巨大的、藏身阴暗之处、想把地球当成少数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可怕秘密组织。

不过这并非“中国精英”的专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德国,国家主义右翼和纳粹分子在十一月革命结束后便开始宣传德国一战的失败不是前线的军事失败,而是控制国家金融的犹太人和左翼背后捅刀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十一月革命、斯巴达克斯起义、凡尔赛条约和威玛共和国的建立都被描述为了犹太人的操纵,这样的阴谋论随着德国疯狂的通货膨胀和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到来达到了顶点。在那场通货膨胀中,德国的失业率达到了历史性的30%。物价的极速上升摧毁了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德国人的存款,饥肠辘辘的人们行走在大街上,而威廉大道两旁的优美建筑被犹太裔所占有。人们互相仇恨,这也是希特勒上台的渊源之一。在纳粹之后,犹太人的财产几乎被没收,他们作为苦力被集体关押在集中营中。

而近期特朗普支持者所信奉的匿名者Q(QAnon),(和电影的巧合是他们都自称为Q),也假设特朗普和他的盟友正在一起揭露和逮捕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地下阴谋集团,这些精英控制着政府,经营着儿童不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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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阴谋论都是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切都可以被编造而重新自圆其说。为何这样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因为假说能比枯燥现实互动更能调动起人们的愤怒、恶心与恐惧,并且他们显然比麻木的现实更加“新颖”。人们选择相信,更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思维方式有关:在工业化后的社会,专业化生产和系统分类让大部分人丧失了对世界整体的认知,我们专精于细分的工作领域,却必须仰赖媒体、政治、资本精英每天为我们提供的有关世界的简化后的报道。所有信息都被默认的“客观”标签包装起来,但少有人仔细探寻这些信息生产时的立场、视角和真假。相信阴谋论的人质疑精英们为自己提供的简化版本的世界,而宁愿选择一个更加离谱的简化版本,本身展现的是崩塌的阶级信任与社会流动性的衰退。人们的现代生活被麻木和重复劳动所支配,人们仇恨着这个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需要狂欢、需要想象、需要单调的复仇,追寻着一个宣泄的出口。

或许这便能解释陈导想要利用的东西,他带着镜头游走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之中,并且拿恶俗的段子、色情的暗示加上一段推理赚得钵满瓢满,再希冀于用阴谋论的罂粟壳起调动观众的各种情绪让人欲罢不能,在这最后,毫无逻辑地放上一首《we are the world》尴尬地呼唤爱与和平世界大同。但陈导本人并没有理解到片尾曲的意义。

四海皆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创造美好的未来要靠我们,所以,让我们开始奉献自己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 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we ar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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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非洲发生大饥荒,24个国家面临食物短缺,其中埃塞俄比亚的最为严重,大约1.8亿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样的新闻使得英国歌手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突发奇想,与数十位当红艺人一起用义卖唱片的形式筹集资金捐赠给非洲难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迈克尔·杰克逊在1985年召集一批美国歌手共同创作和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用同样的方式帮助非洲。

这显然是一个迷人的模式,站在中心世界的人们利用市场造就的偶像流量,将财富导入边缘地区。但这也便是矛盾所在,1973、1980、1987、1994、2001……非洲大地上轮回式的饥荒不仅在于气候变迁、也在于社会动荡,而这二者都和资本主义体系所造就:前者是中心地区能源使用和过度生产的后果,而后者则和殖民主义、劳工剥削和全球化息息相关。正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我们正在做的抉择,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夹杂着中心世界人们既负罪、又优越的姿态,它影影约约地指出:创造痛苦和参与帮助的力量同根同源。最后的爱与和平,彷佛只是在召唤一个死去的神灵,在幻灭的基调里透着悲怆。或许它的大卖,并不因为着歌词感动人心,而是它点出了无力的悲剧感。这不是他人的命运,这是我们的命运。 21世纪璀璨的东京湾花火更该感动的是因为爱情而心灵破碎的都市男女,而如此无病呻吟式的升华,只能让人在看完这廉价的故事后上豆瓣打个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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