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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关于缅甸的利益与道义——敌友思维裹挟下的中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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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敌友思维已经自上而下蔓延到参与评论中缅关系的每个个体,贴标签成为屡见不鲜的做法,政变及军民冲突爆发的原因已经失去焦点,“暴徒”对象为谁已经模糊,取而代之的则是带有敌友思维的互相指责。

文|潘夏

自缅甸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缅甸军方拘押昂山素季和原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官员以来,缅甸一直处于示威抗议活动之中,而反华情绪也随着中方对政变的“不干涉”态度而日益增加。3月14日据以对缅甸及周边政治经济局势分析见长的独立媒体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报道,仰光莱达雅(Hlaing Tharyar) 工业园区的两家制衣厂(中资和台资)发生火灾,尽管工业园区负责人称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但工厂纵火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传播者声称有超过20位骑着摩托车的纵火者携带铁棒、斧头和汽油对工厂进行了打砸抢烧。

次日,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发表社论称,在3月14日的大规模纵火和破坏事件中,共有32家中资企业受损,最新消息显示2名中国工作人员受伤,损失总额近2.4亿元(合3700万美元)。评论最后指出,若缅当局无法保障中国利益并制止蔓延的冲突,中方可能被迫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中方言论一出引发国内外讨论,有人发现中方在长期的“不干涉”态度后终于发表强硬言论;另一些人认为中方的发言并未提及军方的不当行为,似乎是对军方暴力的默许;更有声音则直接将缅甸的所有暴力行为均简化归西方势力所为。在敌友思维裹挟下,无论是中缅关系本身,还是缅甸华人的现处境都因此变得极端复杂多变。

缅甸中资工厂遭到纵火。(网络图片)

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敌人的划分”。那么敌人的标准是只有当一个斗争的群体遇到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时,才有敌人的存在,因此,敌人只意味着公敌。基于敌人的概念,敌人与朋友也不可以按道德、审美、经济上的标准来划分,而是基于生存所实现的联合。基于公共性而非私人性的敌友关系意味着斗争及战争的可能性构成了政治概念的前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施密特的理解是基于战争的“非常状态”。然而本文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敌友本身已经超出生存意义上的本意,而外延为话语构建的主体。因而,我们应去思考,敌人与朋友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塑造话语背后的动机在哪?

本文主要分析敌友思维是如何被“默许政变”和“默许杀戮”两种话语所构建,以及中国又是如何落入这种敌友思维的陷阱,及后续影响。

中国在历史和利益惯性下的“默许政变”话语

缅甸政变后陷入军民对峙的局面,无论是军政府还是群众而言,都面临着敌人与朋友关系的重新塑造,当军政府成为民众公敌的时候,国内外的行为主体多大程度上谴责军政府的行为将会反过来塑造民众与这些行为主体的敌友关系。

政变初始,G7(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与欧盟)发表声明谴责军方行为,并呼吁其释放昂山素季,而中国在外交部的发言中对政变一事,主张缅甸内部事务应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解决。由于中方并未对缅甸政变一事进行谴责性质的表态,并且在次日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政变一事提出不支持意见,这很大程度上被缅甸民众塑造成一种“默许政变”的话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对缅甸政变持非谴责态度的国家,为何最后这样的话语仅在中国身上被得以塑造? 中国这样的话语主要伴随着以下两个原因被媒体所构建起来:第一,从中缅关系史角度来说。中缅的胞波(意为兄弟般)的关系自1954年建立到2020年,在历届政变中中方少有明显谴责行为,如在1962年政变后,中方成为第四个承认缅甸军事政权的国家,在1988年政变中后,中方主张不干涉原则不予评论。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经济制裁缅甸军政府时期,中方依旧与缅甸保持经济关系。因而有评论(Bertil Linter)指出中国这次也许会“再次向缅甸伸出援手”。

中国在疫情期间捐助医疗物资给缅甸。(网络图片)

第二,从地缘政治角度,缅甸作为中美两国的角力场,中国实际上同军政府与民盟都保持一定的联系,然而基于中国在缅甸一带一路的利益,中国不会放弃与任何当权政府的沟通。换句话说,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只会与缅甸执政者对话,无论执政者是谁

当“默许政变”的话语被构建起来后,这样的外交策略在缅甸本国的冲突中便会显得被动而拖沓。中方因循这种话语来回应引发缅甸群众恐慌的事件时的暧昧,留给了缅甸塑造话语的空间与时间。其中一件事件为2月10日缅甸媒体流传的“昆明飞仰光的飞机上载满了技术人员来帮助缅甸构建防火墙”言论,由于缅甸政变初期断网成为常态,一切关于军政府如何控制网络的言论都成为热点,因此“中国提供技术人员”的情景迅速占据主流话语也不意外。然而外交部的发言直接以“没听闻”此事结尾,同时一个名为缅甸中国企业商会的组织发文称该货物为全为进出口海鲜。从“IT技术人员”到“海鲜”,对这极大的反差,群众并不接受,而六天后官方(陈海大使在接受缅甸媒体采访)才回应当时的货物确为出口品而非技术人员。初期外交部的发言较为消极,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虽然民间组织首先代为回答,但回答因为民间组织可信度不高而大大降低,从此事件后,反华情绪日渐增长,直到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官方才不得不被“倒逼“做出正面回应。

“默许杀戮”的话语令华外交失人道立场

“默许政变”的话语随着死亡人数在军民冲突中的增加逐渐变成“默许杀戮”的话语。3月初以来冲突日渐增加,第一个时间节点为3月3日,当日死亡人数38人,为2月游行示威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高一次, 而次日外交部的发言中依旧对军方暴行并无评价,并坚持着“不干涉”的方式来解决缅甸的冲突。3月14日死亡人数达到单日达39人,值得注意的是冲突集中爆发在莱达雅区(22人死亡),这与当日被纵火的中资工厂在一个区域。14日当天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言,指出该事件的恶劣性,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损害缅甸群众利益,谈话最后呼吁“缅甸群众合法表达诉求,不被煽动和利用,破坏中缅合作”。

华裔青年被缅甸军方枪杀,他的母亲在向媒体控诉。(网络图片)

然而,这篇声明发出后却加剧了中缅民间矛盾,原因有两个。第一,中方声明模糊处理了事实与争议。全文并未提及当天同在莱达雅区所爆发的冲突,军民冲突作为当天的主要矛盾,纵火工厂有可能是军民冲突的外延,因而纵火对象在当时来看并不明晰;更重要的是,军民冲突所致的部分交通瘫痪,使得消防车难以进入该区,并没有及时制止纵火。然而,大使馆发言并未指出纵火对象不明,却呼吁“群众”保持克制,无形中似乎谴责不克制的群众,并对当日的军方的暴行选择沉默。因而大使馆声明发出后,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是谁纵火的争论,争论逐渐变成军方纵火论(缅方群众观点)与群众纵火论(中方观点)。也许是察觉到了反中情绪的上升,CGTN在次日的英文社论中补上了“纵火身份不明”的表述。那么在这个事件中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应是纵火行为被纵容,相关救援无法及时赶到。

第二,中方后续在CGTN的社论中暗示基于国家利益的“有条件干预”成为可能。其实从政变以来就不断有消息(无论真假)试图去证明中国与缅甸政变之间有关联,但外交部均以不干涉原则来否认。然而,中方在打砸抢烧后的强硬态度与此前对缅甸政变的不评价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有条件的干预”已成为可能,而这个条件的基础即为“中国利益”。在媒体的语境下“中国利益”在缅甸政变的今天早已不再单指中资打砸抢烧事件受损的海外华人,而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执政者所谈拢的大型投资项目,那么在军民冲突中伤亡的群众又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利益”挂钩呢?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在道义上不占理,被构建成“默许军方的暴行”,从而引发民怨。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也许是基于人权vs主权关系的理解而有所不同。

从“默许政变”到“默许杀戮”的话语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其实并不愿意看到政变的发生以及后续的混乱,且“默许政变和杀戮”的话语对中国海外利益而言并无好处。然而这个话语之所以能够被构建起来,首要原因是离不开缅甸媒体的话语塑造,更重要的是中方从未在话语上占据一席之地。Facebook作为缅甸群众主要的交流沟通渠道,其在政变初始因为缅甸军方多次断网及封锁行为,使得缅甸群众转而走向其他的软件如Twitter进行表达。同期大量英缅双语的媒体首先占领话语领地,给缅甸群众更多渠道表达他们的声音。而中方在表达自己话语的渠道上过于单一,集中于官方媒体上,少有与非官方媒体的对话与交流。那么构建话语的群体是谁呢?受缅甸断网(无法使用移动网络)影响,目前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的群体一部分是仰光等有Wi-Fi 地区的群众和一部分英文创作者。因此,也并非是所有群众在断网的今天都有表达的渠道,而身处冲突中心的仰光群众及部分英文创造者为构建话语的主要群体,这在断网的当下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另外,中国因循常规造成了话语危机。在缅甸政变初始阶段,中国就像翻开了中缅关系史这本教科书一样,遵循了以往中国应对缅甸政变(如1988年政变)的外交话语即不评价, 并且机械系地重复不干涉原则,期间对中国相关的争议性事件及言论采取了“没听过”的消极应对。中期,尽管外交部有就印尼外长访泰国一事,在2月20日缅甸问题上提出过“东盟方式”即东盟域内的协商与斡旋,但对同日发生的伤亡未予评论。且“东盟方式”的设想由在2月24日印尼外长取消访缅行程而后变得不了了之。这种循规的做法试图想置身事外,但也许过于自信,低估了中缅民间矛盾,不料造成话语危机。也许试问,在3月14日的纵火事件之前,中方有足够的危机预警意识吗?在纵火事件后发表的声明中有考虑到其对话语构建的影响吗?在意识到反中情绪上涨后,有考虑过与当地媒体对话吗(如前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就栏目专访,就涉港、疫情等冲突性质问题进行对话)?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中国外交的惯性与灵活性之间也许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化解话语危机也许需要更多的智慧。

“默许杀戮”令中国在外交上变得被动。(网络图片)

从“默许政变”到“默许杀戮”的话语构建中,中国是否支持军政府的事实在舆论战上已显无力。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应对缅甸所爆发的群众运动及中资纵火事件上,最后采用了“西方势力”论,将缅甸示威的群众与港台分离势力一并谈论,并从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反华声明中找出证据。这样的应对方式就值得提倡吗?在敌友思维的背景下,“西方势力”论的提出将西方与自己对立起来,抢占的实际上为国内的舆论领地,最后强化的是民族主义,但分化的却是深深卷在政变风暴中利益受到侵犯的海外华人群体。

在反中情绪所带来的反华情绪的今天,占据缅甸5300万人口约3%的华人群体在面临自己身份认同上陷入不得不选边站的境地。一方面,华人不得不站出来将华人属性与中国进行分离,以避免更多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会将自己的华人属性与中国人进行连结,以寻求中国政府的帮助。如今,敌友思维已经自上而下蔓延到参与评论的每个个体,贴标签成为屡见不鲜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政变及军民冲突爆发的原因已经失去焦点,“暴徒”对象为谁已经模糊,取而代之的则是带有敌友思维的互相指责。也许值得反思的是,在中缅建立“胞波”关系的今天,在中国认为“对缅友好政策面向全体缅甸人民”的语境下,为何反中情绪日益高涨? 中缅民间关系的恶化在多大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国与国的利益?本文就“默许政变”和“默许杀戮”的话语构建进行探讨,也许对理解中缅关系复杂性有帮助,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全球化的今天,缅甸政治冲突已不再是单一事件,外界如何看中国对缅态度也许也会影射到其他事件之中,这种联动的国际影响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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