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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专题|听说8亿中国人脱贫了,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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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叮咚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让世界都笼罩在一股不安阴霾下。阶级差距在扩大,贫穷在蔓延:一边是中上层阶级白领精英利用数字化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享受着“居家办公”的特权;另一边是底层工人为了糊口依旧在外奔波,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员……支撑着整个城市的运转,支撑着整个中上层阶级生活的继续。

2020年,同时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不获全胜不收兵”。11月23日,832个贫困县宣布已脱离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即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人民币)。“摘帽”的消息一出,立即霸占了各主流媒体新闻的头条,脱贫攻坚战胜利的号角被吹响。

 但,绝对贫困的基本消除,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停下减贫的步伐。毕竟,绝对贫困的标准仅为解决温饱,远非为农民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甚之,如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所说,“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帮扶政策要从攻坚战转入常态化”,在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趋于频繁而导致贫困正进行城乡转移的背景下,减贫战略亦理应从重点解决农民贫困逐步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可惜的是,相比起在农村扶贫上倾尽全国之力的投入,国家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贫困的救助和帮扶,仍处于“真空状态”,即便我国农民工总量已高达2.91亿。

图:截自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国家并非从来没有关注过农民工的权益,只是其关注重点较为片面地放在了农民工的就业收入上。早期,2007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中期,人力资源和社会部印发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着手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今年8月,国务院成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定下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目标。不难看出,延续农村扶贫的道路,国家依旧竭力通过保就业和保收入来解决农民工的绝对贫困。

当欢呼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稳步提升时,不要忘记,即使是2019年,他/她们的月均收入亦仅为3962元,其次,收入得与消费结合起来看。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生于80年后)家庭年人均消费为29987元,比上一代(生于80年前)高出26%。现在,异地打工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房租、医疗、子女教育费用占农民工收入的份额越来越高,他/她们手头上的钱,越来越少。收入增幅跑不过消费增幅,农民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那所谓名义上的收入。

其次,农民工一般从事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的低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人、工厂普工、餐厅服务员、快递外卖员。他/她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工资收入不成比例,“低薪”贯穿了农民工所在的所有行业和岗位。普工阿兰在深圳某家电子厂工作,早八晚八,全程站着,每天下班的时候衣服早已湿透。就算在这样高强度体力劳动后,她到手的工资也就四千出头。后由于长期过劳,身体逐渐出现胃痛、肌肉酸痛让她无法长时间站立,只能辞工修养。手停口停,虽没了收入,但阿兰每个月的花费都不少,得看病吃饭租房,全都是钱。辞工后的她,只能靠前一两年存下来的一两万过活。

你说,阿兰贫困吗?贫困。“我现在的户口就只有四位数,我也不怕给你看”,阿兰不知道自己还能在深圳这个城市撑多久,一个月?两个月?

阿兰不属于收入的绝对贫困,即使停工半年,她的年收入亦早早超过农村贫困线。先不要说阿兰因户籍问题,无法申请城镇低保,就算可以,同样按照低保的标准(如广东省2020年申请低保标准为人均收入低于900元每人每月),她也不会在受保范围内。阿兰属于收入的“隐性”贫困,持续性低薪低保障的工作让她根本禁不起没有工开的风险,“开工”还是“要健康”,那都是拿命搏回来的。但隐性贫困有着向绝对贫困转移的风险,当广大工友无法在大城市呆下去时,被动的逆城市化,极有可能引起农民工的“返贫”。毕竟,贫困黏着在底层工人身上,不以地区的流动为界线。

 《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里,罗福兴说过,他当年玩杀马特是因为如果你玩得好,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上升阶梯,你知道你有可能成为贵族。但在工厂,他根本看不到上升的阶梯在哪里。所有进厂打工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在工厂呆多少年,你的工资也就那么多;你进去时是一个普工,那你做一辈子也是一个普工。叫人绝望。在一个完全由资方主导的市场上,不管工人多么勤奋工作,做到“12127”,他/她们的收入眼见都不可能有跳级式的增长,赚的钱就是为了花,也仅够用来花。受困于低薪而无望于升迁的工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追逐。差别就在于,你是在农村贫困,还是在城市贫困罢了。

所以说,收入不应成为衡量贫困的唯一标准。多维度的贫困标准,包括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居住贫困和教育权利缺失等等,都应成为衡量流动人口贫困的重要指标。甚之,工作贫困(in-work poverty)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基于个人维度贫穷的讨论,将探讨和解决贫穷的问题扩散到家庭维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教育被普遍认为与收入挂钩时,工作贫困的家庭往往因无法提供足够或较好的教育资源给子女,子女后续无法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上占据优势,借收入摆脱贫困。因此,工作贫困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遭受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打击。

其实随着流动儿童逐渐增加,农民工代际间贫困的传递已不是什么新鲜事。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有1897.45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有1550.56万人。做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是每年农民工子女都要面对的问题,但这从来都不是孩子们的选择,也不是大人们的选择。他/她们根本没得选。

首先,缺乏本地户口,流动儿童难以被纳入公立学校的免费系统中,单是排位等位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不是他/她们整个家庭所能耗得起。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碍于资源不足也常被诟病无法为流动儿童提供较好的教学质量,不仅学生学习成绩比公立学校的差,就连辍学率也偏高。但就连这被反复诟病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被认为不符合办学资格而纷纷被迫关门。孩子们该何去何从,无人问津。

如果还想要跟着爸妈,在城里生活上学怎么办?只能支付更高昂的学费。工友阿青的孩子在惠州某民办小学读书,一学期的学杂费、课本费(含校服费)是2600元,而公立学校一学期相关的费用只要108元。一年下来,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占了这个三口之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非公立幼儿园的学费更贵,阿梅的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是按月收费的,一个月1100元,一年下来一万多了。“家中无力负担”成为了儿童辍学或一直没有上学的主要原因。额外的教育成本本就使得流动人口的整体福利受损,若拼死拼活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后,仍发现无法依靠教育改变命运,则是对他/她们的又一重创。而教育回报的下降,导致工友们不再倾向接受更高的教育,二代农民工在孩子教育投资上的投入仅为上一代的73%便是有力的证明。自此,教育贫困与收入贫困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拉着流动人口往贫困的深渊坠落。

回农村老家当留守儿童?不过是上一代熟悉的一幕再度上演罢了。

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留守儿童的命运是阿青始终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生活读书的原因。最开始,阿青辞掉工厂的工作在家专职带小孩,依靠丈夫一个人一个月六七千的工资,勉强生活。但等孩子开始上幼儿园后,昂贵的学费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得更加困难。于是,阿青找了一份公寓保洁工作,按单算,一个单位一单,一单算50元。送完孩子上学后,阿青开始接单,一天算下来可以做2-3单,挣个百来块钱,刚好够给孩子交学费和课外活动费用。“我打工就是给小孩子交学费,买点吃的,帮补一下家用。都知道,赚不了钱。”阿青知道这样的接单散工没有保障,她也想要找一份有社保的全职工作,但碍于照顾孩子与料理家务,全职工作根本不现实,“我也想要多赚点钱,但家庭和工作,你只能选一个”,阿青说。

不管是城市工人还是流动人口工人,在工作愈发不稳定和工资持续两极分化下,大部分的家庭都需要依靠双职工才能持续运转。尽管女性已大规模参与生产劳动且分担家庭经济的责任,但仍始终作为照顾家庭和儿童的主要承担者。对母亲的工资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更让她们持续承受低薪、低保障且不稳定的工作,加强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亦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贫困。家庭中女性的贫困,宛如让本该双轮驰行的家庭瞬间变成发育不全的独脚兽,大大增加了家庭贫困的风险。

除了女性作为照顾孩童和料理家务的主力,老人也同样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到照顾孙子女的工作中。《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这种隔代照料已成为老年人流动的首要原因。虽说隔代照料一方面能降低家庭在市场上寻求育儿服务的经济支出,也能增加女性的工作时间,但对老人来说,即使通过流动持续为子女的家庭作出贡献,但碍于户籍问题,他/她仍无法在当地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障。对手头上闲钱本就不多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根本无法承担高昂的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在异地看病的补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生病致贫,绝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案例。如果说,在家庭内部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老人无偿的隔代照料何尝又不是呢?用完就丢,是资本惯用的手法,也是致贫的手段。

为了五光十色的城市,为了傲人的GDP,我们把农民一个个拉进城务工,却从不为他/她们的“家”考虑半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流动老人、留守老人,通通都丢回去让他/她们自己解决。怎么解决?让农民工再造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以为资本的剥削提供永恒不息的廉价劳动力。憧憬着就业可以解决贫困,殊不知,只不过是反复验证,流动的底层工人注定在贫困内上下跳动罢了。

前面提到阿兰不知道还能在深圳呆多久,但能去哪里呢?阿兰也不知道,自嘲道,“一退再退,退到无路可退”,“等到连房都租不起了,能不走吗”。一方面是官方数字公布喜人成绩,进城农民工在2019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比去年提高了0.2平方米;另一方面是官方在城市更新中重点整治城中村,频繁逼走只能承担低廉房租的流动人口。不仅要忍受居住不稳定、居住环境恶劣以及日益上涨的房租,面对制度性的清除,流动人口的居住贫困愈发严重。

无论是北京市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对居住在城市边缘廉价房屋内的流动人口进行驱赶;还是深圳以城市更新为名,快速清租在白石洲内的超过12.7万的“深漂”,我们都可以清楚看到,掌权者从来没有想过为这班进城奉献光和热的劳动者提供一方安静的休息地。似乎,劳动者就注定是永动机,最好可以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睡觉,便能一直劳动,创造更多的私人财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实属没想到,杜甫的心愿到了“国泰民安”的今天,仍是空想。

我们应清楚地知道,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贫困,不再是表现为绝对的物质贫困,简单如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是消极怠工陷入失业的贫困,而是在遭受长期的剥削和排斥的工作贫困、教育贫困、迁徙贫困和居住贫困等多维度且动态的贫困。他/她们缺乏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权利和机会。

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到“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提质发展阶段,但可见的是,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逐渐凸显时,针对该群体的扶贫政策和体系却迟迟未能提上日程。如若待其贫困程度在老龄化加速和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加深,可谓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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