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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抵制洋货”到“抵制辱华企业”:全球化与消费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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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辱华企业”的支持者仍然在身份政治的层面认为“跨国企业有祖国”,但是在经济层面,答案却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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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两周,由新疆棉花事件引发的抵制辱华企业活动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新疆棉花和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不同的平台也就这场运动背后被销声的劳工问题发表观点,指出支持新疆棉花更需支持背后的劳动者,这不仅包括采棉者,还有整个全球纺织品行业链条当中的广大工人。本文作者在此基础上比较了20世纪初的“抵制洋货”运动与当下的“抵制辱华企业”运动背后不同的情境与逻辑,指出当下“抵制辱华企业”运动背后是“崛起”后民众试图通过经济行为,令辱华企业承受经济损失,“以牙还牙”的心态。然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如今的阶段,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跨国资本的“祖国”。这场由民族主义情绪驱动的、意在“体现富强”的运动在狂欢之后,并没有关注到全球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不平等。

文|东篱岸

近年来,每当国外公众人物或机构针对中国发表负面评价或采取实际制裁时,国内往往会掀起一阵抵制运动。除了近日的抵制H&M之外,影响较为广泛的还有2019年的“抵制NBA”。这些抵制大都涉及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权力机构决策的维护,显现出民族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指责或制裁反映出第三世界主义式微、1990年代“历史终结”之后,西方国家对“人权”概念的掌控和窄化。这种霸权式的宰制状态显然存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抵制运动体现出国内日益激进化的民族情绪,并且这种民族情绪越发倾向于把经济领域作为宣泄的出口。经济与政治合流,“消费什么”、“为何消费”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与我们的民族身份息息相关。学界将这种通过消费选择体现出来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过程称为“消费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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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引发的抵制运动,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近代中国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国货运动”,这样的历史类比唤起了人们有关殖民屈辱的文化记忆,再次激起大众对西方国家“霸道”、“不公”的不满。不难发现,这两波抵制首先都起源于中国与世界的相遇。它们先后发生在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第一波全球化”以及冷战结束、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进程中。但是,如今的社会历史情境和国货运动时期已经大不一样,近几年兴起的以抵制辱华企业为主要手段的消费民族主义运动也因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两个大背景出发来理解这一波消费民族主义:第一是中国崛起,第二是全球资本主义。

中国崛起中的民族主义社会心态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看,郑永年在1990年代所总结的“旧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旧民族主义”是为了唤醒国民、塑造国族,目的是“实现富强”;而1990年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则是在中国开始走向富强之后希望“体现富强”,表明强大的中国不再容忍(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平等对待。汪宏伦进一步指出,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紧密相关,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更源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繁荣和“复兴”。由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的核心特征。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比肩的综合实力第二大国,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除了表现在社会心态方面的自信、自豪之外,更将这种自信、自豪拓展到了实际的国际关系领域,展现出越发强硬的姿态。从中美贸易战的“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到阿拉斯加会谈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中国官方争锋相对的回应激发并响应了民间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

在近几年的“抵制辱华企业”事件中,可以看到与这种强硬外交辞令相似的诉求和表达。“抵制辱华企业”和“抵制洋货”有一个很具体的区别:抵制的对象是具体的企业。与抵制一国商品而言,抵制具体企业更易见成效,也避免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从而更易得到官方的响应(甚至直接由官方发起)。民国时期国货运动的“抵制洋货”是一种象征性的抵抗,其目的主要是表达不满,但是往往难以对抵制国的经济形成实际的威胁。在国货运动时期,发起者也显然不是真的要靠抵制行为拖垮帝国主义国家。恰恰相反,正是零关税的不平等贸易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宰制才催生了奋起反抗的“国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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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民族主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尚在生成中,而“抵制洋货”的行为则可以视作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一种“民族营造”的实践。当时的“抵制洋货”与“推崇国货”互为表里,将消费与民族结合起来,成为民族化过程的一环:忠诚于祖国,就应该忠诚于祖国的商品。这个过程中存在各种试图推动运动的社会主体,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国内商会希望以此提高产品销量;民族企业家借此贯彻“实业救国”的理念;响应运动的青年学生饱含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但不可否认的是,抵制运动客观上塑造了“国”与“洋”的区隔,建构了内外有别的民族意识。

对照来看,“抵制辱华企业”不仅是一种建构民族身份的社会实践,更要求实际的经济影响力。除了表达不满,当代的爱国消费者相信他们的举动能够影响辱华企业的实际经济利益,他们的抵制运动也往往以达到经济成效为目的。如前文所说,这类具体的抵制往往能得到市场和政策的响应,比如抵制NBA后央视暂停赛事转播、中国篮协暂停与火箭队的交流合作;这次的H&M事件后,一批艺人先后与涉事品牌解约、电商平台关停线上店铺,这些做法似乎成了这类抵制运动的“常规操作”。除此之外,“抵制辱华企业”和“支持国产”也更多地体现出对国产品牌的自信:抵制“H&M”,不再只是因为民族情感,更是因为它的质量“本来就不好”,而国内的一些品牌则已经迎头赶上。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对祖国的自信也体现在对祖国商品的自信上。

两种抵制运动的不同也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正因为“抵制洋货”是象征性的,这些运动往往诉诸一些仪式性的行为,比如游行、毁坏外国商品等。在这类行为中,“洋货”成为国家的具象化身,是可以用来发泄愤怒和不满的物质对象,甚至会暗含性别、身体的隐喻。葛凯在《制造中国》中提到,国货运动时期,使用洋货的妇女会被一些运动支持者称作娼妓。在这个例子里,用洋货的行为被视作出卖女性身体,是对父权国家的不忠;而洋货本身则化身成外国男性,代表了异族对身为男性附属品的女性的侵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似乎也成为了中国男性的“国货”。相较而言,“抵制辱华企业”虽然也存在象征性的行为,但其更直接的诉求是经济效果。或者说,“抵制辱华企业”反而旗帜鲜明地拒绝仅存在象征意义的抵制行为。在这之上,抵制活动的支持者们更要求实际影响,因为一个强大的祖国一定会让冒犯者付出代价。1990年代畅销的民族主义思潮代表书籍《中国可以说不》的标题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民族心态。而言及如今的消费民族主义,中国不仅可以说不,更可以主动出击,以经济上的优势迫使对方就范。“抵制辱华品牌”体现了“以牙还牙”的心态,而中国崛起则为这种反击提供了条件。强大的经济实力给民族主义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中国可以通过具体的抵制行为让“辱华者”承受经济后果。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全球资本主义的吊诡:跨国企业有祖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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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另一个大背景——全球资本主义——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并非如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体现出全球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而受市场动荡冲击最严重的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初加工产业。以国家领土划分边界的世界里,资本的流动却能够跨越国界。在这种政治上划界、经济上跨界的矛盾中,跨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配和资本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服装业为例,从设计到原材料采购、从配件生产到纺织加工、从成衣制作到渠道分发和销售,现代服装产业这条长长的商品生产链跨越了地球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底负责哪一个步骤的国家是这件衣服的“祖国”?

让我们先回到“国货运动”时期看看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全球秩序基于帝国主义国家操控下的条约体系,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下施行零关税政策,直到20年代末才重获关税自主权。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不公与压迫激起了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反抗运动,“国货运动”呼应了普通人在经济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不公平感,所以会得到民众支持。这种不公平感贯穿了后来许多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不满”是这类运动的典型情绪。当然,一场区分“我”和“他”的运动光靠情感是不够的,还要回答“他是谁?”这个问题。在“国货运动”时期,“抵制洋货”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商品有祖国吗?”,只有给出肯定的回答,才能进一步区分商品的“祖国”,做出抵制或支持的行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在办公桌前拍板决定的,而是经由不同行动者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被不断阐释。国货运动正是各色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形成的初期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那么,接下来就该回答“什么是国货?”这个经典的区分敌我的问题。同样,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即使在当时的资本全球化程度下也很难定义。葛凯指出,确定“国货”的标准实际上经过了多方激烈的讨论,这说明“国”与“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从来就不是自然的、天生的分类。一方面,反帝抵制运动需要建立一种将“国货”和“洋货”截然二分的“纯粹国货”概念;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现实却不可能保持这种完全对立的二分。比如当时的在华日本工厂以及使用外国机械的中国工厂,都体现出“国”“洋”的混杂。根据《制造中国》书中的考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甚至发布了官方的“国货标准”,按照资金来源、管理者国籍、原材料来源和劳动力国籍四个标准把国货按照纯度分为了七个等级,其中最纯正的第一等国货需要满足“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的条件。

可见,什么才是“国货”并不是那么简单能够回答的问题。与其指定复杂的标准来人为地作出区分,或许更好的选择是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交融的世界,而国籍不过是划清界限的方式之一,并且这种方式永远无法一劳永逸。民国时期尚且难以定义商品的国籍,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就更不必说。当今世界资本跨国流动的形式、程度、范围和速度都与“国货运动”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跨国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代工厂遍布全球且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一件商品如果真要按照“国货”的标准来划分,一定只能被算作“世界公民”。当下的“抵制辱华企业”不再问“商品有祖国吗?”,而是问“跨国企业有祖国吗?”,这个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只会更加复杂,但却反而没有像“国货运动”时那样引起争议和讨论。肯定的回答似乎成了默认答案。我们习惯在公司前面加上国籍,这个国籍大多源自公司总部或者大股东的所在国。但是如果仔细思考的话不难发现,单一的国籍无法概括跨国企业的特征。对于业务和布局跨越全球的跨国企业而言,笼统地定义国籍真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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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制运动中,这种笼统分类所造成的问题更加明显。“抵制辱华企业”的支持者仍然在身份政治的层面认为“跨国企业有祖国”,但是在经济层面,答案却是“没有”。身为“制造工厂”的中国深深卷入了跨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链条中,大量从业人员的生计与这些跨国企业息息相关。抵制运动如果要有实际的效果,这些国人也许反而首当其冲。这次H&M的风波中已经有不少文章讨论了中国经济如何卷入全球纺织产业中,以及抵制和对立可能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影响,比如有文章指出H&M在国内有超过350间代工厂,在疫情影响尚存的情况下,抵制运动在动摇企业经济命脉之前,可能会首先让代工厂的底层劳动人民遭殃。

这引出了“何为爱国”的问题:是要在国家大义上以自发的经济手段抵制“辱华”行为,还是要在人文关怀下支持底层同胞反抗资本主义?多数派之前的文章已经指出,H&M本身就存在剥削劳工的问题,抵制是必要的,但是抵制的诉求应该是要求改善劳工待遇。跨国企业把自己包装成良心企业,以支持西方大众普遍认同的种族和人权话语来彰显自己的良善,实际上却在西方大众缺乏关注的阶级压迫和全球不平等领域继续着他们的不人道行为。这样的阳奉阴违实际上窄化了“人权”的意义,阶级问题屡屡被排除在有关人权的讨论之外。“辱华”所展现的是国际话语的不公,这种不公激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民族主义抵制运动;而全球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不平等更是实实在在的剥削。相较而言,“血汗工厂”更值得我们愤怒和抵制。

“抵制辱华企业”的目的不仅是在形式上表达不满,更要求实际的经济效果。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要求既反映了“体现富强”的“新民族主义”民族心态,也因此成为了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下,诉诸实际效果的抵制运动注定无法像身份政治那样清晰地区分“敌我”。如果真能对抵制企业造成相当的经济损失,最后结局更有可能是两败俱伤,而面对产业链外移带来的失业风险,对于基层工人而言则必然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所以,与其冲锋陷阵抵制辱华企业,不如先反思“民族”这个概念,了解其背后复杂的建构过程和时常不自洽的分类标准。或者,如果你真的热爱我们的民族,也许可以先试着关心民族命运大潮之下的普通人。“爱国”首先是“爱人”,只有中华民族的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才算是真正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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