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派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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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被举报的杨笠:当女性表达撞上中国屏幕

文|陆不平

脱口秀演员杨笠又上了微博热搜。这次是在12月25日腾讯视频播出的《脱口秀反跨年》节目中,她讽刺“男人还有底线呢”。此前,杨笠就多次因调侃男性,引发争议。她在《脱口秀大会》一句“他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男的,垃圾”,一度红遍整个微博。

但与前几次不同,杨笠这次遇到了点麻烦。在“反跨年”表演之后,一位微博名为“平权盟-南平”的网友向国家广电总局举报杨笠的脱口秀,声称杨笠的脱口秀“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

杨笠的脱口秀意外地撕开了一道舆论口子:一些网友猛烈抨击杨笠,认为她“一棒子把男性全部打死”,把“贬低男人”变成“财富密码”,赚取性别红利;但也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杨笠,其中包括不少男性,他们从杨笠的表演中找到了共鸣,认为她表达了“男性盲点”,是一些男性观众“反应过度”。

那么,杨笠的脱口秀代表了什么样的女性幽默,为什么能引发如此普遍的共鸣呢?同时,对杨笠脱口秀的举报又意味着什么样的女性表达困境?

从赵丽蓉到杨笠:喜剧舞台上女性表达的变化

中国屏幕上活跃的女性喜剧表演者并不多。赵丽蓉是改革开放初期,同时获得官方接纳和大众喜爱的少数女性喜剧演员之一。她在1988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表演小品,此后共参加了7届。其中,她与巩汉林搭档表演的《如此包装》(1995)和《打工奇遇》(1996)十分受欢迎。以《打工奇遇》为例。该小品讲述一位农村老太太进入城市一家酒店当服务员,遭遇新黑老板售卖虚假商品、宰客的故事。赵丽蓉饰演的农村老太太,不断拆黑心老板的台,呼吁“货真价实”的价值观。该小品展示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后,“旧的”文化价值观遭遇新市场价值的冲突与矛盾。

虽然性别为“女”,但小品并不强调表演者赵丽蓉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体”。从小品中,我们无法看到一名农村老年女性,在进入都市,成为底层打工族所遭遇的问题和矛盾。相反,她代表的是那个抽象的、被美化的农村形象;她代表的是试图融入新市场的、“淳朴”的作为他者的农村。

1996年春晚小品《打工奇遇》截图。

近十年来,贾玲成为得到官方小品舞台所接纳的新一代女性表演者。相较赵丽蓉,出生于八十年代的贾玲在春晚上以更年轻的女性形象出现。2015年春晚,贾玲主演的小品《女神与女汉子》引起了很大讨论。

《女神与女汉子》的表演背景设定在一个小中产家庭的客厅里。贾玲饰演一位北漂的“女汉子”,年近三十,没工作,没对象,身材微胖,长相不够女性化。她想参加选秀节目,在两位男性友人和一位“女神”的帮助下,最终坚持逐梦。

贾玲的角色设定不仅没能引起那些北漂女性的共鸣,甚至导致了对该小品的强烈反弹。不少观众批评《女神与女汉子》深化了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在小品中,瞿颖饰演身材样貌出众的“女神”,作为“女汉子”的对立面,她漂亮,追求者众多。小品的最后,为实现贾玲的选秀梦,两位男性,一位为贾玲出钱,一位做贾玲的经纪人,而女神瞿颖却被安排成贾玲的化妆师。这样的角色设定无疑进一步迎合和加强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男性掌控权力和钱,女性只能负责美貌。

由此,贾玲不再代表“淳朴的农村”,她以年轻女性的主体形象出现在官方舞台上。但她所代表的并非是全体女性,而是在大都市打拼的普通白领女性。她的人物设定试图表达的也是这类女性在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外貌、工作与家庭的焦虑。只是,在小品中,这类女性主体依然无法言说,她的焦虑最终以不明不白的大团圆方式解决,她的焦虑在固化的性别权力结构中被压抑下去。

2015春晚《女神与女汉子》截图。图左为贾玲饰演的女汉子,图右为瞿颖饰演的女神。

与赵丽蓉和贾玲不同,杨笠的表演在更为市场化的平台上,直接获得众多女性观众的欢迎。杨笠的表演并非出现在代表官方的春晚上,而是在网络平台播出的脱口秀。中国网络电视形式的脱口秀最近几年在市场上受到不少观众喜爱。端传媒一篇文章中指出,脱口秀兼具“商业娱乐文化的敏锐性和主流文化的适应性”,能形成了一种“相对开放、灵活的生产者文本”。 美式脱口秀调侃对象上至总统下至普通人,吐槽内容也包含许多政治和社会时事;而以网络平台播出为主的中国《脱口秀大会》,因种种原因,主要依赖素人的个人经验表达。通过社交媒体二次剪辑,引发观众的讨论、认同和批评,把本是个人经验的表演变成一次社交媒体的公共情感宣泄。

或许也因此,脱口秀这样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表达打开了空间。那么它打开的是哪一类女性的何种表达空间呢?

杨笠的主题与贾玲的表演类似,同样以女性身份创作,表达的同样是80、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普通女白领的生活困境。杨笠表演的话题,包括身材焦虑、婚恋中的矛盾、职场里的性别歧视、女性之间的友谊等等。 

杨笠的表达不“说教”。不像贾玲在春晚的表演,不得不把女性的不安表达压抑到无意义的大团圆结局中,最后振臂高呼,“我虽然没有工作、没有对象,但有朋友”。

这样空洞的口号,无法令人共鸣。

也不是霸道女总裁式。她不像女总裁,告诉年轻女性时刻要“lean in”(向前一步),要在职场打败男性,要平衡家庭与工作。

杨笠表达的是普通都市女性的渴望、不安、脆弱,与自嘲。她调侃男性普通却自信,也表达对恋爱的渴望:“太喜欢男生以至于舍不得挑一个”、“谈恋爱就要和配不上的在一起”;她调侃自己微博只发广告,说那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她讽刺自己鼓励他人坚持自我,在面对老板时,却又要自我规训。

杨笠的表达同时又是大胆、冒犯的。她讽刺漫威女英雄黑寡妇唯一的超能力是不会老,她讽刺男性主导的审美,以“你喜欢什么,我偏不长什么”反击男性凝视。杨笠借用脱口秀这一公共平台,以看似个人化的个体经验,展现了新一代都市女性的主体。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立体的、不单一的女性表达,才能令如此多普通女性观众找到认同和共鸣。

被斩首的美杜莎,被举报的女性表达

由杨笠脱口秀表演所引起的讨论,本来只是公共文化场域里不同观点的争锋。但却有网友希望通过“举报”,以此惩罚杨笠。

惩戒挑战现有权力秩序女性的事例并不少见。希腊神话里被斩首的美杜莎就是一个例子。美杜莎一头由成千上万条蛇组成的秀发,只要她看着谁,那人便会变成石头。她的蛇头本象征着她对男性权力的颠覆,但她却惨遭男英雄斩首。美杜莎的故事似乎在提醒女性,如果女性胆敢僭越,挑战男性主导的权力机制,那她的下场就会如美杜莎一般。

在《女性和权力》一书中,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就指出,美杜莎并非是颠覆性别权力秩序的象征。恰恰相反,美杜莎被斩首意味着男权社会对僭越女性的惩罚,是对男性霸权的维护。美杜莎被斩首的比喻仍在西方媒体中被反复利用,以此嘲讽女性政治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一些特朗普支持者把英雄珀耳修斯斩首美杜莎的雕像,PS成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脸。在被PS的照片中,特朗普成了男英雄,他一手高举着被斩首的希拉里。这张PS过的希拉里被斩首的图片被印在马克杯上,衣服上,广泛传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前首相特蕾莎,也都曾被PS成被斩首的美杜莎。

杨笠的公共表达无疑挑战了现有的权力机制。脱口秀演员黄西九指出,“脱口秀的优点之一是给弱势群体吐槽强势群体的机会。以前喜剧里拿残疾人开玩笑,拿女性开涮,吐槽社会底层,但极少有人抗议这些三观不正的段子。” 杨笠的段子则是颠倒了这样的秩序,她从女性生命经验出发,拿男性开涮,吐槽男权文化。

正如端传媒《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一文中所评论的,女性脱口秀表演的冒犯“提供了一种反对性别立场的机会”,挑战了男性霸权的主流文化,释放女性被压抑的表达。杨笠自己也在《GQ报道》的采访中说道,“我写的文稿也吐槽了女生,但几乎没有女生骂我。因为女性习惯了,听太多那种话了,而男性只看到吐槽男性的部分,他们就是听这种话听得少,我还没有想到他们听得这么少。”

如果杨笠的表达是对男性霸权主流文化的僭越,那么对杨笠的举报则意味着中国微博男权试图斩首僭越的女性。只是这样的美杜莎式的斩首,颇具“中国特色”。微博男权维护者试图借助举报这一公权力,惩戒女性。需要强调的是,举报是一种暴力,其效果并不亚于当街用刀捅死女性。如果舞台是承装僭越女性头颅的盘子,举报则是男权借助公权力行使暴力的工具。

杨笠因脱口秀被举报凸显了现有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市场需要杨笠式的女性表达。比如,杨笠被举报后,有许多网友站出来表达对她的支持、对举报的不耻。在微信账号中搜索杨笠,能发现不少表达支持杨笠的文章。杨笠的支持者中除了女性,也有不少男性。但另一方面,市场所开拓的杨笠式表达空间又挑战了现有社会性别秩序,引发男性特权者的不满,导致了他们希望用暴力压制女性的僭越。

脱口秀式的冒犯,是女性在公共场域表达主体、挑战既有男性霸权机制的重要尝试。在有男网友举报杨笠之后,不少女性网友想要以同样的方式举报这些男性。对此,需要警惕的是,女性公共表达的目的并非是复制男权逻辑,替代男性成为新的掌权者,而是以女性视角出发,创造新的世界,新的价值理念。

参考资料:

侯奇江. 2020-09-29. “脱口秀女性的’说笑时刻’:矛盾还在,‘冒犯’还会发生.” 端传媒.

玛丽比尔德.2019.《女性与权力》. 后浪出版社.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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