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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败寇:“天才少女”全红婵背后的故事很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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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同打造这“体育明星”,资本和国家都将其粉饰为自己的“门面”,这样一来既完成资本积累的需要,又完成了将国家与个人通过那虚幻的主人感所捆绑的任务。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那么瞬间都得到了疯狂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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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姐姐妹妹

中国近代,倡导国民身体之强健常常与国家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强调“体育救国”的口号以呼唤国民身体之强健,成为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而时至今日,即使不断有网民发出声音,强调“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金牌来彰显实力了”、“唯金牌论已经过时”。但现实是,中国的一张张奥运成绩榜仍然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投资:加入到奥运政治的赛场中争席位、秀肌肉,以四(五)年一次的金牌狂欢巩固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年-2000年)》发布,其中强调要通过发展普及程度较低的项目、小项目、科学化程度要求较高、运动员出成绩年龄较早的项目、女子项目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时间较短便于追赶的项目来打造奥运赛场上的中国辉煌。这也就是俗称的“小巧难女少”。后续的2001-2010版和2011-2022版在这一点上也基本继承下来。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尤其是占据了代表团人数69%又夺得大半中国优势项目金牌的女性运动员,也是这项国家主义“投资”传统的体现。来自广东省年仅14岁的全红婵,作为女子运动员在中国一直以来的强项跳水中以多次满分成绩赢得金牌,更是一时成为“顶流”,成为“大国实力”的象征符号。

在“金牌”的加持,出身于村内38个低保户家庭之一的全红婵,就这样被冠上“天才少女”的称号,被拉进了国家、资本与宗族共同缔造的名利场。

比赛进行时:荣耀五环背后的暗影

全红婵并非是广东省的一个“奇迹”。自1984年始,广东省就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一代代的跳水运动员,甚至是奥运冠军,其中又以湛江为最。除了地理环境的因素外,广东省培养跳水运动员还依靠从基层到体校,再逐渐到省校的系统跳水产业链,而且这条产业链从源头就开始“努力抓好苗子”。几乎每年,湛江体校都要重点到农村基层小学挑选人才。基层小学的孩子们出身乡村,家境贫困。这类孩子往往更愿意留下,体校也往往认为这些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更能吃苦,更能出成绩。展现出优秀先天条件的全红婵就是在小学时期被选中。她出生在广东湛江麻章区迈合村,家里子女众多,母亲又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养家的重担便落在了父亲身上。这样的背景,在这条竞技产业链上,非常容易得到青睐与重视。而全红婵在此基础上还自己立志为母亲治病为家里减轻负担,由此而来的“苦劲儿”和“拼劲儿”在竞争激烈的跳水竞技项目中帮助她开出一条血路。

体校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跳水台是露天的,水上训练把人晒得火辣辣的,陆上训练的房间又没有空调。训练的时候次数多了,反复与水接触,还容易生病发烧。能通过体育之路特招升入高中的毕竟是少数,而能够成为顶尖健将进入省校乃至进入国家队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体校中不乏有学生在毕业后进入体育中专、卫校、技校等。这并非是一条绝对铺满鲜花的光荣之路。万里挑一,四年一遇的狂欢散去,那些在“天才少女”奇迹身后挥舞国旗、为金牌欢呼的,突然某一天又变成各个领域籍籍无名的普通劳动者,与更加暴烈的现实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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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奥运会将竞技体育与资本主义商业世界挂钩以来,奥运会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变成堆着金山的“专利”。电视转播权的售卖节节攀高,奥运赞助的集资款项令人咂舌。今天,奥运健儿同样是备受资本青睐的体育明星,“流量”达人。在英国,有些体育项目受高人一等的私校(指私立的精英学校,又称作英国公学)的主导,体育精英多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无产阶级的孩子可能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专业的训练。对于精英学生来讲,赢得体育领域的名声,无疑是一场投资:奖牌有进一步转换成权势与利益的可能。经济、教育与文化资本将竞技场变成了争夺与瓜分名利的游乐场。而对于全红婵,以及众多如全红婵一样长大、训练、在赛场上比拼的小运动员来说,“金牌之路”首先是另一种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活路”。这条路拥挤不堪,赢了,才有“逆天改命”的神话,就此成为强国旗帜与资本流水线上的宠儿。只要这条路上尚有一点点希望,他们会拿命去拼。但是失败了,只能回头,重拾过去的命运。两个地区的对比可能正是五环经济的一体两面:闪耀着“金光”的五环,打造的并不是一个体现卓越体育精神的乌托邦,而只是在让世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地向着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前进。

奥运商业化沦为资产阶级锦标赛,完美地融入在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盛景之中。当中国也加入到这场游戏里来的时候,如全红婵一样年幼的来自贫苦家庭的孩子,仿佛是在那工厂里劳作的童工。他们的劳动支撑着那一个个资产阶级为了突破人类极限、为了攫取更大利润的美梦。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为的就是向我们反复确认“国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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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之后:国家、资本与族权加持的奥运造星

比赛过后,“奥运会”是一场大型的体坛“造星运动”,奥运明星的商业价值也会不断上升:2004年雅典奥运会110米栏的夺冠者刘翔瞬间成为“全民偶像”,将十几个代言(凯迪拉克、可口可乐、伊利等)收入囊中,其金牌商业价值被评估高达4.61亿元;2012年伦敦奥运会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孙杨同样依靠金牌光环加身,在2013年《福布斯》中文杂志的中国名人榜上以年收入3000多万元冲上第50名。当“奥运”被资本驯服,完美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中时,“奥运金牌”的含金量被不断推高,强拉着无数运动员入局。当运动员们在这么一场资产阶级锦标赛胜出后,各大资本家们又纷纷拿出“代言人”的头衔和高昂的代言费作为奖励,反过来利用自己打造出来的“明星”为自己的品牌增添光芒,落得个“双赢”,不仅赢得了奥运“流量”,还赢得了明星效应以收割大众。当全红婵贫苦的家庭被曝光后,网友们纷纷喊话各大企业,找妹妹代言,让她赚钱。我们对一个人的肯定、对一个人辛苦付出的奖励,最终都化作一句“让她赚大钱”。金钱逻辑再次腐蚀了我们对全红婵个人和家庭所折射的社会问题的后续思考与追问:城乡差距、农村社保不足、基层教育、青年出路……

当然,作为另一局内人,国家在这么一场“造星运动”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在“金牌制造机器”的“举国体制”模式下,不管是从小对运动员的选拔,还是培训到成熟,中央和地方各地政府都给予了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举国之力搞竞技体育,为的从不曾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却是“确保金牌榜奖牌榜第一序列”,以借助那虚无的金牌上的“第一”示国威,完成那么一场盛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狂欢盛筵。通过共同打造这“体育明星”,资本和国家都将其粉饰为自己的“门面”,这样一来既完成资本积累的需要,又完成了将国家与个人通过那虚幻的主人感所捆绑的任务。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那么瞬间都得到了疯狂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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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碍于年龄,全红婵现在还没有成为资本的“媒介”;但却因其性别,被宗族拿来作为炫耀和为自己贴金、巩固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工具”。在全红婵以“天才之姿”夺冠后,一则“广东省湛江市全氏总支本家追认2020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为26氏孙,并修订家谱,立门族牌位和匾额,加入全红婵这一支门第进入本家宗嗣,未来全红婵将获得独立牌位”的消息也在网上传播开来。“入祠堂的一个标准是家族的荣耀,整个家族为你感到骄傲”,在他们看来,破戒让全红婵一名本连族谱上都应无名的女性进入祠堂还或独立牌位,是对她的奥运冠军的绝对肯定和认同。在资本和国家权力背书下所造出来的“星”,又裹挟到“族权”中——“造神”,巩固自身宗族对女性的压迫。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至于女子,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靠着那陈腐的族约族规,赖着那对族内共同资产管理和分配权力的掌控,族权如蛭虫般依附于女性身上,吸血为生。即使到今天,这“族权”还试图变着花样捆绑着全红婵,试图为所谓的“入宗嗣”的认可来拉拢附带资本和国家光环的奥运明星,为的不过是彰显其宗族的繁盛。“族权”的卷入,告诉我们一个很社达的事实:即使你是女性,但当你获得资本和国家权力加持的情况下,族权可以为你打开大门,像认同一个“男性”般认同你,但认同的不过是你背后的资本和国家权力。揭开这“认同”的面纱,看到的不过是资本、国家和族权这不同权力对女性的宰制。如若没“金牌”加持,出身于村内38个低保户家庭之一的全红婵,又怎么会入得了资本、国家和宗族的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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