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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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事事諸多思緒的半廢耶青。 太多人寫風花雪月,太少人寫一些有營養又貼地的文史哲。那麼我嘗試寫下吧。

政客、政府、傳媒沒有講的通識科架構性缺陷

這一科,即使不講政治議題,本質上已經是一個系統化災難。由一開始,這一科的架構已經注定了是災難。

2009年開始成為香港新高中四個必修科之一,2012年開始考核,2023年最後一屆考核,一個只維持了十一年的短命科目——「通識教育科」(下稱「新通識」),大概也是香港教育史上的奇葩。

2020年11月26日,教育局長楊潤雄召開記者會,宣布原有的「通識教育科」死亡,在數個月內急上馬推動「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新通識」從構建、制定、推行、實踐、檢討,都充滿著爭議。可以說,香港社會這二十多年來的變化,決定了這一科的興起與衰亡。同樣這一科,亦深刻影響著香港社會的流變。此科將不同範疇的知識議題綜合成一個必修科目,是全球教育體系的新嘗試,亦是香港曾經嘗試帶領教學潮流的記錄。而在其死後,歡天喜地開香檳鞭屍的人不少,走出來肯定這一個科目有價值的人不多。

多年來,對於通識教育科的爭議不斷,但是以香港傳媒、政客的質素,極其量只是寫幾個標題吸睛,有營養的內容有限。縱然這一科的命數已絕,但是暫時官方的文件仍尚算齊備,我嘗試整理一下這些官方文件記錄,選兩個值得留意的資料,讓大家瞻仰一下這個在香港教育史上的「異類」(black sheep)。

畢竟,這是一科起碼考核過60萬人次的大科,數以萬計的教師曾經執教這一科,一整代香港人都受過其洗禮。



「新通識」,縱然綜合了一堆科目,但藍本是高級程度會考(A-Level)年代的同名科目。

高考年代的通識教育科(下稱「舊通識」),只是一個小眾科目,選考的人數長期只得千多人,直至政府在2005年出版《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第一階段諮詢報告》後的年份,選修人數才上升。這一科,才真正在多數學生的眼前出現。

2001至2012年的「舊通識」應考人數,留意2006年人數明顯上升至1855人。「舊通識」舊通識應考人數,留意2006年人數明顯上升至1855人。

而對比新舊通識課程,兩者的單元頗為相似:

值得留意在「舊通識」課程,單元之間的銜接並不明顯,單元編排相對獨立。而「新通識」的單元編排,卻明顯凸顯了「同心圓」架構——即是由個人、家人朋輩、城市、國家、世界層層累進。這個架構亦著實顯示了香港當年的教育改革,是參考了不少社會科學的學說編排,是一個創新的想法。

只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新通識」本身構想的課程更為宏大,內容更多。在2004年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第一階段諮詢文件》(頁49),建議「新通識」設三大範疇,每個範疇設必修部分,以及選修部分,總共設定的單元達21個之多。

一開始建議的「新通識」框架龐大且自由,與大學課程結構相似,可惜難以在中學框架中實行。

從今天的角度,著實難以想象這個龐大的課程如何能夠中學課程課時框架內實施,所以去到2005年的計劃書,則出現了這個影響到今天的課程框架結構(頁34):

這是「新通識」落實時的框架,不設選修單元,所有單元均為必修。

這個框架基本上與「舊通識」已無分別,只不過,本科目是當年教育當局整個教改的主菜,當然要隆重其事。早在2003年,在《高中學制檢討報告》中,已經勾畫了「新通識」的架構,組合了一大堆科目,計有「綜合人文科」、「科學與科技科」、「舊通識」、「經濟與公共事務」、「社會教育」及「政府與公共事務」。

在當年政府的願景中,「新通識」融合了不同科目,希望達致知識間的「融會貫通」。

把這麼多課程融合為一個龐大的必修課程,用那個時代時髦的字眼而言,就是希望學生的知識能夠「融會貫通」。

只不過,現實總是骨感的,經過大量討論後,最後落筆的,基本上就是使用「舊通識」的骨架配上其他科目的一些元素。


「舊通識」的考核模式,竟然被「新通識」好得多。

作為一個必修科,影響所有應考公開考試學生的科目,「新通識」考試提供的試題數目,竟然遠遠少於「舊通識」。如果我們閱讀兩個課程的考核模式,我們竟然會發現有令人詫異的分別。

筆者閱讀過2004年及2012年的「舊通識」考核大綱,基本上課程並無改變,考核形式如下:

本科包括六個單元:
香港研究;環境教育;人際關係;現代世界;科學、技術與社會;今日中國
考生須選考其中兩個單元,並就所選讀的其中一個單元,提交一項專題研究報告。每一單元的分數佔全科總分的百分之四十,而專題研究報告則佔百分之二十。
每一單元的考試時間為兩小時三十分。
每一單元的試卷將包括兩組題目:
甲組(75%):本組設資料回應題,各題全答。
乙組(25%):本組共設四題,考生須選答一題。


而「新通識」的考核方式則是如此:

公開考試卷一:資料回應題(50%),設三題,均需回答,時間為2小時。
公開考試卷二:延伸回應題(30%),設三題,選答一題,時間為1小時15分鐘。
校本評核佔分20%(即獨立專題探究,IES)。


對比兩個課程,我們會有以下的發現:

  • 在「舊通識」課程,每一次公開考試,設42題,考生共答8題(答19%題目)。
  • 在「新通識」課程,每一次公開考試,設6題,考生共答4題(答66%題目)。

明顯「舊通識」課程提供的題目選擇多得多。固然題目選擇多不等於好,各題之間的標準劃定也可以出現不一,不過從「學生能夠選中合答議題」的角度而言,「舊通識」的制度明顯理想得多。


  • 在「舊通識」課程,每一題統一20分(分題內的分數組合多數為10 + 10;8+12),考生在5小時內回答8題,每一分平均書寫時間為1.875分鐘(300分鐘÷160分)。
  • 在「新通識」課程,由於卷一全部必答,所以每題分數可以不一,甚至每年卷一的總分亦不一,以2018年為例,卷一總分為46分(各分題分數分佈是 4+6+8 | 4+4+8 | 4+8)。而2020年卷一總分則為48分(各分題分數分佈是 4+6+8 | 4+6+8 | 4+8)。卷一考生平均分別書寫2.6(120分鐘÷46分)及2.5分鐘(120分鐘÷48分)取一分。而卷二則統一每題20分,平均書寫3.75分鐘(75分鐘÷20分)取一分。

新、舊課程考核時間與分數的比例不同,可以有很多演繹。可以演繹為「新通識」考試時間相當寬裕,高水準的學生,能夠在短時間內就能完成試卷,而較平庸的學生,亦能夠有較多時間完成試卷。亦可以演繹為「新通識」取得分數的門檻,較「舊通識」高,因為學生要寫得多一些,才能夠取得分數。甚至可以演繹為「舊通識」考試難度更高,因為學生要在更短的時間中取得分數。

其實時間與分數之間,亦未必有科學關係,只不過上面的計算,可以見到「舊通識」的分數和時間比,是固定的。而「新通識」,卷別之間已經有分別,而不同年份之間亦有區別。

那麼,有肯定標準的考核模式好些,還是每年每題飄忽不定的標準好些?


  • 在「舊通識」課程,各個單元之間並無內容重疊,考生能夠就著其熟悉的課題選擇應考單元。即使在該單元內有3題必答,但是考生擁有不選擇該單元的自由。
  • 在「新通識」課程,卷一乃是必答題,而且各單元的議題可以互相重疊(炒埋一碟),考生必須認識所有單元的知識,不能略去某個單元不讀。


當然,這個時候會有人撲出來解釋「新通識」的卷一是資料回應題,考生只需要就著所提供的資料回答。只不過,這些資料只提供部分觀點,而且長期卷一都有類似以下的長問題,要求學生提供個人對此題目的知識:

就所提供的資料,指出兩個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景。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闡述你的答案。(8分,2019卷一題3b)


上述展示的分別,會衍生一大堆無法解決的系統性問題


首先,應考「新通識」的學生(中六),年齡比應考「舊通識」課程的學生(中七)年輕一年,在學生的成熟程度上,會比「舊通識」的學生遜色。更遑論讀「舊通識」的同學,已經是經過一次公開試——香港中學會考的洗禮,嘗試過公開考試的滋味。而且考試人數更加是經過兩重篩選——會考篩走一批同學,而高考通識亦不過是選修科,所以又篩走另一大批同學。

篩選過後修讀此科的同學,自然會對這一個科目的認識、興趣更多。

其次,這個科目經常講求不背誦,但是要求學生對這些範疇知識有一定的涉獵。「舊通識」的考核規則,容讓考生略過一些自己不熟悉、不擅長的單元,改而鑽研個別單元的知識。反而「新通識」考試的卷一,卻經常橫跨六個單元,學生必須要對六個單元的知識有一定的涉獵,否則無法預料在考試中會面對什麼題目。

考試有些像捉魚,考生是撒網的漁民,而考評局就像四處出沒的魚群。

在「舊通識」,考評局挖了六個獨立魚塘,然後每個魚塘拋七條魚進去,考生只要捉到其中兩個池塘的各四條,已經成功。考生可以放棄一些池塘不顧,專心應付個別池塘可能會出現魚的地方。

在「新通識」,考評局卻打通六個池塘成一個大湖,然後考評局只會拋六條魚進去那個大湖,然後叫考生要捉到四條,其中必須要捉到三條指定大魚。

請問這個處境下,誰能有更大機率捉到魚?這個系統性弱點,好像這麼多年來,很少人論及。

也許教育當局盲目追求的「融會貫通」,結果就是很多人車毀人亡。



分析「新通識」的課時與課程內容變化,不難讓我們想像政府一開始推行這個科目,已經「計錯數」。

在2003年的《高中學制檢討報告》(頁12),已經建議設立通識科,而當時的時間分配比例是這樣的:

本來「新通識」的課時非常慷慨,佔達15%

「新通識」當時是全個課程中的主菜,其課時佔15%,而上文已經討論到當時的「新通識」,融合了六、七個科目,希望成為世界教育的改革先驅示範,所以課時分配亦非常慷慨,只不過這個課時比例亦慢慢遞減。

在2004年的版本,因為「斟酌衡量了學校的回饋後」,課時分配縮減到12.5%,亦在這一個版本,出現了上文講過的龐大「新通識」(帶必修選修部分)架構。

只不過,去到2005年最後落筆時,「新通識」的課時卻被寫為「最少10%」,以2700高中課時計算,是270小時。而這270小時,包含了180小時教授必修部分六個單元的內容(每個單元30小時)。另外的90小時則專用作「獨立專題探究」之上。

(用30小時講清楚「今日香港」、「現代中國」的課題?可想而知學生的認知會多麼淺薄!)

在這個時間,政府出現一個重要的抉擇:不寫清楚「新通識」的需要時間。「最少10%」,最高可以無上限,在經歷數年的實際操作後,發現這個科目涵蓋內容可以無止境擴張,所以也開始無限量的補課。而不少學校,將獨立專題探究的課時削走,用作日常的教學上。

更恐怖的是近年課時檢討,將整個高中課時壓縮,最後「新通識」雖然仍然保持最少10%的課時,但是課時卻減少至250小時,單元授課時間只有168小時,獨立專題探究只有82小時。

「新通識」的課時壓縮為最少10%,然後課程檢討後,更加把課時減到至168小時。

課時縮減,內容理應會相應縮減,只不過,理論和現實,往往背道而馳。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新通識」的課題內容,越堆越多。


「新通識」有很多值得回顧、反思的空間,上文提及的兩個系統性問題,合併就會產生一個嚴重問題:

因為考核架構的緣故,導致學生需要掌握極龐大、寬廣的知識量。而日漸壓縮的課時,無法讓學生在合理的時間內掌握如此廣闊的知識。

簡單而言,在有限的課時下,你要教得廣,就不能教得深;你要教得深,就不能教得廣。你要教得又深又廣,麻煩你提供更多課時。

其實整個思維很簡單,睇餸食飯,有幾多課時,就可以有幾多內容。

結論受苦的,就是數十萬學生、以萬計的教師。

我們可以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一個說法:「上層架構理想的數學模型」,去概括「新通識」的推行。

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講述唐玄宗的兵制時)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在大學時,曾經有位老師講過香港關於教育的課程文件,很喜歡用一個複雜的圖表去概括整個課程的組織。以下一幅複雜無比的圖,把整個學校課程「簡化壓縮」成一張海報。可能是香港獨有。

香港教育制度特色,用一幅圖交代整個課程的架構。

通識教育科,亦不例外:

通識科的自我定位。

不要小覷這些圖,這些圖片在很多學校的網站都有自行繪製的版本,直接地影響通識教師、學生、家長,乃至社會的看法。於是乎這一科的資訊量慢慢累積得越來越多,基本上一科就肩負了高中學生對所有社會議題的教育功能。

這一科,在架構上,只是理想的數學模型,而一開始施行時,已經出現超負荷的跡象,而當社會的議題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考試課題越來越多樣化(乃至生僻),課時卻越來越短,請問已經長期處於超負荷的中學教師,能否良好處理這些問題?

結果就是這一科完全超越負荷,失控狂飆。


書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對通識科鞭屍。只不過,這一科從建立開始,已經充滿問題。本文盡量不討論通識科的內容爭議,反而聚焦在這個課程架構、邏輯上的缺陷。

這些缺陷曾經有不少學者在推行之前已經論及,但是在政府的推動下被無視。推行的十多年中,不同機構曾經推動過改革,這個課程亦的確嘗試改革,但是本文中提及的基本問題,卻似乎無人重視。(參趙志成、麥君榮:〈香港通識教育課程發展評析〉

千禧年初的教育改革,「人們大概不知道或者不記得,當時的動員工夫,其規模與頻率是超乎想像的;在國際上也引起頗大的注意」,也許在這段時間內,教育的模式有改變,只不過其中的主菜「通識教育科」落得完全失敗的結局;「中國語文科」中範文華麗回歸,以百計的文言篇章載道歸來;「組合科學(Combined-science)科」已經悄然無聲取消了;「校本評核」本來想普及到所有科目,只不過歷年檢討下,在文憑試的24科中,只有14科還保留該制度;「專題研習」是新通識的賣點主菜,美其名曰「獨立專題探究」,然後哈哈,這些詞語都消失了!

(可以幻想一下現在經常講的STEM,枝枝節節的東西會怎樣發展。或者更宏大一些,講STEAM,一鑊熟!)

我們要記住在1999年至2005年左右在教育局工作的高級官員。因為他們是這一科的推手,整個煉成計劃是他們的得意之作。(參霍秉坤、黃顯華:〈香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制定的過程與性質〉)最後,這個科目因為政府中某些人的「自以為」而推行,最後亦因為政府中某些人的「自以為」而毀滅。歷史不應忘記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製造出來的怪物,吞噬了數十萬考生、教師的時間、精力、資源,亦令不少學子失去入大學的機會,或甚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而這些製造怪物的人,正在享受公帑支付的長俸,有些還對社會議題指手畫腳,直至他們終於死去的一天。

一個討論了五六年的科目,其架構上的缺陷都無人填補,那麼在2020年急就章重塑的四個高中核心科目,會怎樣耗用社會精力?我們拭目以待。不過,樂觀一些,香港目前的學生人數,已經比2012年剛推行文憑試時下降了36%,出生率亦是史上最低,影響的人數,會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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