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史教科書中的混亂史觀

歷史教育是一個大課題，聰明的當權者，會在歷史教育中下苦功，用歷史為工具，製造一群合其心意的國民。

香港長久以來，是英國殖民地，港英政府對於本地的教育制度，長期放任不理，大部分課程，除卻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歷史，其餘照搬英國制度。

而上述三個科目，長期受到民國教育體制的影響，所以那套敘事方式，亦長期承襲中華民國的一套。

1949後，大批文人來到香港，其中對於香港歷史教育影響最深的一批學者，有新亞一派的錢穆，以及港大中文學院的羅香林等。需要留意的是，由於當時的新亞並非官方體制內的院校。當時香港教育體系的架構，由官立的中小學和香港大學建構一個細小但堅實的基礎。

羅香林長期在港大任教，著作甚多，對於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影響甚大。他及其門生影響了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半個世紀之多。可惜的是，自從港大出現了一個「不聘請港大生」的奇怪政策後，承傳著港大派的香脈亦逐漸消退。港大訓練出來的中史教授，已經全數退休。現在最多港大博士生工作的地方，絕非港大，而是其他大學。反而中文大學訓練的學生，則能夠在港大謀得教職。學風，自此絕弦。

只不過，對於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影響，錢穆的影響更大，即使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從教科書中見到錢穆《國史大綱》的影子。

錢穆曾長期在港活動，所以其著作影響本地教科書，毫不出奇。此外，如果在香港高中選修中國歷史的學生，必然對傅樂成的《中國通史》有更深的印象。香港考評局在公開考試中，非常喜愛援用《中國通史》的隻言片語作為資料，乃至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師，都應該有一套《中國通史》。這套著作，亦深刻受到錢穆《國史大綱》的影響，在其「新版自序」有以下句子：

這些意見，大部是我近十年來所作的歷史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實說，也多半卑之無甚高論，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錢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等，還差得遠。

關於這些學者究竟如何對香港中史課程帶來影響，可以有很多文章分析，但是只要查找課程建議的參考書目，已可窺一二：

新儒學對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影響，從高考（A-Level）年代的科目名字「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化）已經可窺一二，而其中的範文、必讀書本，有極其濃厚的儒家色彩。典型例子，必然是高考年代諸學生必記入腦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唐君毅）。

這群南下的學者，師承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共同點均是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甚至反對馬克思史觀。這些人對於當時不允許共產思維入侵香港的港英政府而言，是可以「合作」的群體。

香港的中國語文、文學、歷史教育，就是由這樣一群人，慢慢建立一個堅實的傳統。

可惜歷史研究永無終結，社會演變亦會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評價。香港在97歸還中國後，在歷史教科書中，自然無法出現反共、反共產主義的內容，但是一直以來對中共建政後首三十年的敘事，都是一脈相承：反右、三反五反、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

這些敘事，無疑讓學生深刻感受在中共建政後，帶來的是空前絕後的災難。當然，近年的課程，已經加入中國的外交成就、改革開放等正面內容，但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老師，未能迅速適應敘事角度的改變。（更不要提及經常因為課時不足，教到文革已經完事。）

究竟怎樣定性建政後頭三十年的災難？跟從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的教科書自有一套敘事方法，他們視歷史為發展階段，必然如此發展。以建國後的政治事件為例，2019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以「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為標題，用以下的敘事去概括這三十年的「折騰」：

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很短，我們黨對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彎路。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

因為要符合階段發展，將歷史事件扭正，或者略去，香港的教科書，慢慢開始出現這種的「再評價」。只不過，目前為止，建國頭三十年，仍然災難為主敘事，成就就以補充資料補上。

敘事史觀的混亂不限於現代史，古代史亦然。

錢穆的《國史大綱》成書於抗日時期，自然希望國家軍事富強，但同樣忌憚軍閥割據。這樣的思維影響他的敘事，譬如「出現藩鎮」等同災難，而最典型例子是宋代。宋代「重文輕武」、「強榦弱枝」、「積貧積弱」，這些四字詞語，凝結了《國史大綱》（以及《中國通史》）的思維。

《國史大綱》宋代的章節有以下標題：

貧弱的新中央 － 北宋帝系及年曆 －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近代太多學者研究重新評價（甚至是否定）錢穆的這套敘事：宋代敵人環伺，根本沒有條件「輕武」，所以宋代是「重文但不輕武」；宋代的經濟繁盛，海外貿易遍及四海，所以難以說是「積貧」；南宋能夠以一己之力抵抗蒙古鐵騎數十年，所以不是「積弱」。

這些重新評價，根本上否定了教科書關於宋代的一些「根本特色」（或者用傅樂成《中國通史》的字眼「國策」。）

問題就來了，教科書主敘事仍然承襲著這些主線講述，只不過同時在教科書的同頁就有些增潤內容，提供這些「重新評價」。

對於教師而言，是混亂，對於同學而言，更加是混亂。

出卷會應該怎樣出呢？特別是同一級別，有幾個老師任教時，究竟應該施教更為學術界認可的「新版本」，還是傳統的主線呢？

「還是教主線保險一些。」也許大部分學校都會這樣處理。

如是者，年復年，日復日，一些不再正確的觀點仍然不斷灌輸予學生。當然，個別新派，沒有包袱的老師，會願意把這些新敘事施教予學生。但請不要小覷傳統敘事的力量，去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生把孫中山視為「國父」。

Come on，已經2021年了，「國父」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敘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多視之為「革命先行者」。

中國是政治引領史觀，史觀引領歷史教育，然後從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選擇合用的內容。外國是政治、學界思潮影響歷史教育，歷史教育思潮影響教學內容。

香港卻雜亂不堪，香港第一個中國歷史課程，其實是把當時社會上存在的歷史教科書（例如《國史大綱》、《中國通史》之芸）整理一番，提煉課程出來。所以香港曾經是先有教科書，後有課程。

政權移交20多年後，觀點慢慢改變，特別在2019年後，整個教育生態劇變，看個樣子，很快這個雜亂的歷史教育思維，會被一統。

屆時我們的學生，即將統一認識「正確」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