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

無所事事諸多思緒的半廢耶青。 太多人寫風花雪月,太少人寫一些有營養又貼地的文史哲。那麼我嘗試寫下吧。

香港中史教科書中的混亂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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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香港的中史教科書史觀頗為混亂,甚至在公開考試中,亦經常出現錯誤。隨著香港的史觀即將與中國完全看齊,我們懷緬一下這個雖混亂不堪,但尚有活力的歷史教育。

歷史教育是一個大課題,聰明的當權者,會在歷史教育中下苦功,用歷史為工具,製造一群合其心意的國民。

香港長久以來,是英國殖民地,港英政府對於本地的教育制度,長期放任不理,大部分課程,除卻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歷史,其餘照搬英國制度。

而上述三個科目,長期受到民國教育體制的影響,所以那套敘事方式,亦長期承襲中華民國的一套。

1949後,大批文人來到香港,其中對於香港歷史教育影響最深的一批學者,有新亞一派的錢穆,以及港大中文學院的羅香林等。需要留意的是,由於當時的新亞並非官方體制內的院校。當時香港教育體系的架構,由官立的中小學和香港大學建構一個細小但堅實的基礎。

羅香林長期在港大任教,著作甚多,對於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影響甚大。他及其門生影響了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半個世紀之多。可惜的是,自從港大出現了一個「不聘請港大生」的奇怪政策後,承傳著港大派的香脈亦逐漸消退。港大訓練出來的中史教授,已經全數退休。現在最多港大博士生工作的地方,絕非港大,而是其他大學。反而中文大學訓練的學生,則能夠在港大謀得教職。學風,自此絕弦。

只不過,對於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影響,錢穆的影響更大,即使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從教科書中見到錢穆《國史大綱》的影子。

2020年,錢穆逝世三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八十年紀念版。

錢穆曾長期在港活動,所以其著作影響本地教科書,毫不出奇。此外,如果在香港高中選修中國歷史的學生,必然對傅樂成的《中國通史》有更深的印象。香港考評局在公開考試中,非常喜愛援用《中國通史》的隻言片語作為資料,乃至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師,都應該有一套《中國通史》。這套著作,亦深刻受到錢穆《國史大綱》的影響,在其「新版自序」有以下句子:

這些意見,大部是我近十年來所作的歷史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實說,也多半卑之無甚高論,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錢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等,還差得遠。

關於這些學者究竟如何對香港中史課程帶來影響,可以有很多文章分析,但是只要查找課程建議的參考書目,已可窺一二:

高考年代的參考書目少一些,但是錢穆、羅香林這些學者「經常出現」。



新儒學對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影響,從高考(A-Level)年代的科目名字「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化)已經可窺一二,而其中的範文、必讀書本,有極其濃厚的儒家色彩。典型例子,必然是高考年代諸學生必記入腦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唐君毅)。

這群南下的學者,師承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共同點均是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甚至反對馬克思史觀。這些人對於當時不允許共產思維入侵香港的港英政府而言,是可以「合作」的群體。

香港的中國語文、文學、歷史教育,就是由這樣一群人,慢慢建立一個堅實的傳統。

可惜歷史研究永無終結,社會演變亦會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評價。香港在97歸還中國後,在歷史教科書中,自然無法出現反共、反共產主義的內容,但是一直以來對中共建政後首三十年的敘事,都是一脈相承:反右、三反五反、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

高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大綱,建國後的歷史篇章,多數是痛苦的事件

這些敘事,無疑讓學生深刻感受在中共建政後,帶來的是空前絕後的災難。當然,近年的課程,已經加入中國的外交成就、改革開放等正面內容,但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老師,未能迅速適應敘事角度的改變。(更不要提及經常因為課時不足,教到文革已經完事。)

究竟怎樣定性建政後頭三十年的災難?跟從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的教科書自有一套敘事方法,他們視歷史為發展階段,必然如此發展。以建國後的政治事件為例,2019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以「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為標題,用以下的敘事去概括這三十年的「折騰」:

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很短,我們黨對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彎路。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
「建國頭三十年,縱然有很多政治風暴,但社會仍然有建設成就」。這些敘事是香港教科書缺乏的。

因為要符合階段發展,將歷史事件扭正,或者略去,香港的教科書,慢慢開始出現這種的「再評價」。只不過,目前為止,建國頭三十年,仍然災難為主敘事,成就就以補充資料補上。


敘事史觀的混亂不限於現代史,古代史亦然。

錢穆的《國史大綱》成書於抗日時期,自然希望國家軍事富強,但同樣忌憚軍閥割據。這樣的思維影響他的敘事,譬如「出現藩鎮」等同災難,而最典型例子是宋代。宋代「重文輕武」、「強榦弱枝」、「積貧積弱」,這些四字詞語,凝結了《國史大綱》(以及《中國通史》)的思維。

《國史大綱》宋代的章節有以下標題:

貧弱的新中央 - 北宋帝系及年曆 -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近代太多學者研究重新評價(甚至是否定)錢穆的這套敘事:宋代敵人環伺,根本沒有條件「輕武」,所以宋代是「重文但不輕武」;宋代的經濟繁盛,海外貿易遍及四海,所以難以說是「積貧」;南宋能夠以一己之力抵抗蒙古鐵騎數十年,所以不是「積弱」。

這些重新評價,根本上否定了教科書關於宋代的一些「根本特色」(或者用傅樂成《中國通史》的字眼「國策」。)

問題就來了,教科書主敘事仍然承襲著這些主線講述,只不過同時在教科書的同頁就有些增潤內容,提供這些「重新評價」。

對於教師而言,是混亂,對於同學而言,更加是混亂。


出卷會應該怎樣出呢?特別是同一級別,有幾個老師任教時,究竟應該施教更為學術界認可的「新版本」,還是傳統的主線呢?

還是教主線保險一些。」也許大部分學校都會這樣處理。

如是者,年復年,日復日,一些不再正確的觀點仍然不斷灌輸予學生。當然,個別新派,沒有包袱的老師,會願意把這些新敘事施教予學生。但請不要小覷傳統敘事的力量,去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生把孫中山視為「國父」。

Come on,已經2021年了,「國父」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敘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多視之為「革命先行者」。

中國是政治引領史觀,史觀引領歷史教育,然後從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選擇合用的內容。外國是政治、學界思潮影響歷史教育,歷史教育思潮影響教學內容。

香港卻雜亂不堪,香港第一個中國歷史課程,其實是把當時社會上存在的歷史教科書(例如《國史大綱》、《中國通史》之芸)整理一番,提煉課程出來。所以香港曾經是先有教科書,後有課程。

政權移交20多年後,觀點慢慢改變,特別在2019年後,整個教育生態劇變,看個樣子,很快這個雜亂的歷史教育思維,會被一統。

屆時我們的學生,即將統一認識「正確」歷史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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