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芳

台灣廣播人,寫作者。

面訪萬能青年旅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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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青與Gigs工作人員、陳德政、馬世芳攝於台北永和樂華夜市,2012年。

(2012,原刊於Gigs雜誌)

一位因為工作走遍中國許多城鎮的上海朋友對我說:她不大能明白萬能青年旅店為什麼在台灣也能紅成這樣。她的意思是:若是沒有在石家莊那樣的二三線中國城市生活過,莫說隔著海峽的台灣,即連北京上海廣州那些大城的文青,也未必真能體會萬青那種浸透骨子的,二線城市青年的混混氣質。

我不曾去過石家莊。我也不曾去過The Beatles的利物浦,或是Bruce Springsteen的Asbury Park。說來慚愧,我甚至不曾踏進林生祥的美濃,不曾登上胡德夫和巴奈的大武山。陳昇和「新寶島康樂隊」在海峽對岸粉絲極多,我亦不無納悶:他那屬於潮熱南島的土台味,在冬雪封城的北國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呢?

或許我的朋友要說的是:萬青之走紅,並不等於千萬人便都理解了那音樂的來處,他們其實始終都是尷尬而寂寞的。他們紅了,也只不過把這份尷尬和寂寞複製放大了千千萬萬倍──搖滾核心的矛盾,似乎始終如此。你把整付青春獻給了這輩子你自認唯一能做的事,從「正常社會」的縫隙掉落出去,一心覺得自己會成為偉大的藝術家。你遍聽歷代經典名盤,瘋了一樣地練琴,反覆「和磁帶上的外國人較勁」,五年過去,你練出一身絕活,仍然沒沒無聞,窮得有一頓沒一頓。十年過去,團員來了又走,有人後來加入主流樂壇,功成名就,你卻跌入憂鬱症的深淵,開始認真懷疑自己不屬於這顆行星,獃望天空想著幽浮什麼時候來接你回家。

你不再年輕,漸漸活過了搖滾史那些早夭神人的歲數。十多年不離不棄的哥們兒替你彈出來的旋律填上了如蜜如夢如刀的詩句,你開始認真把那些歌錄下。賸下兩人玩團未免太寒磣,你們邀了同在這混帳的城裡編搖滾雜誌的一哥們兒入團,那哥們兒說他什麼都不會就只會吹小號,於是你們的團便有了小號。然後你們拉來一個「九○後」的小伙子,讓他坐上了鼓凳。幾個人在平常練團的破爛磚房就著東拼西湊的器材錄著那幾首歌,毫無工業標準可言,土法煉鋼邊做邊學,曠日廢時,事倍功半。好不容易蹭出一首半首成品,拿來和那些樂史經典一比,馬上搖搖頭推倒重來。如是兩三年,那耗盡你整個青春性命的七首歌總算錄完。

幾乎一夕之間,你們征服了全中國樂評人,被譽為中國搖滾的救世主。你們拿下一座又一座的大獎,從小酒館克難巡演「蹭吃蹭喝蹭住」的世界唱到了音樂節壓軸,再唱到了香港和寶島台灣。你望著舞台底下萬頭攢動,他們一句句跟著唱那首你憂鬱症故事的歌,台上的你面容沈靜,不見悲喜:

站在能看到燈火的橋 / 還是看不清 / 在那些夜晚
照亮我們黑暗的心 / 究竟是什麼
於是他默默追逐著 / 橫渡海峽 / 年輕的人
看著他們 / 為了彼岸 / 驕傲地 / 滅亡


這是萬青的故事。主角是吉他手、作曲兼主唱董亞千(大家叫他『二千』)和他多年的哥們兒,貝斯手兼作詞者姬賡。從社會人的眼光看來,董亞千和姬賡幾乎是彼此的反面:一個是不事生產的社會邊緣人,「十多年加起來掙不到幾百塊錢」,一個是河北師大作育英才的英語教師(學生之中不乏萬青樂迷,在網路社群興奮分享親炙『姬老師』風采的故事)。然而他倆的搭檔,就像Lennon/McCartney、Jagger/Richards、Morrissey/Marr......,兩人互為陰陽表裡,缺了誰就不是那回事了。他倆中學時代便一起組了團,那還是九○年代,網路尚未普及,舶來搖滾的來源主要是「打口帶」──西方國家把滯銷的庫存唱片、卡帶作為塑膠廢料論噸運到中國做「最終處理」,外殼都打了洞或者剪了口子以示報廢。這些回收廢料在有識之士發掘之下,竟成了不只一代人的啟蒙材料。通過打口帶,他們聆聽了大量的西洋搖滾經典,這幾乎是那個時代每個玩樂隊孩子的必經之路,只不過他們聽得更多一些、深一些。

花了好幾年,董亞千戮力練琴,苦追那些西方搖滾宗師。他的吉他師承並不僅僅止於九○年代的美國另類搖滾風潮,而是一路回溯Stevie Ray Vaughan、Duane Allman、Jimi Hendrix,直追芝加哥,遠眺密西西比三角洲,一派正統的藍調底氣。因為喜歡九○年代美國另類搖滾團Blind Melon,他們把團名取作The Nico,那是二十八歲嗑藥而死的主唱Shannon Hoon襁褓中女兒的名字。這個團在石家莊搖滾史上並沒有留下太多痕跡,成員變動頻仍,大多數時間等於半解散狀態。2002年,他們決定改名「萬能青年旅店」,這是從董亞千寓居河邊那排破房子得來的靈感:各路人馬經常在那兒閒混,儼然石家莊的嬉皮公社。據說路上隨便問個面熟的人都有那兒的鑰匙,除了董亞千自己。

就在那一陣子,姬賡嘗試為董亞千的旋律填上中文詞。「不萬能的喜劇」是第一步的嘗試,歌詞很短,卻有極長的尾奏。這首歌,網上流傳好幾個版本,是萬青歷來五六年反覆實驗的痕跡,不插電版、純演奏版、無小號版......。直到2010年專輯出版,這首歌最終落實了每樣樂器的位置。抒情的前段轉入暴烈的後段,棉裡藏針,高潮迭起:

哎,愉快的人啊 / 和你們一樣
我只是被誘捕的傻鳥 / 不停歌唱
哎,悲傷的人啊 / 和你們一樣
我只是被灌醉的小丑 / 歌唱......


萬青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來自每一個環環相扣的部件:老辣無雙的電吉他,璀璨奪目的小號,聲嗓毫不自戀卻收放自如的主唱,層層疊疊洶湧澎湃的鼓和貝斯,柔情似水的提琴笛子和曼陀鈴,美不勝收的旋律,還有詩──在演唱英文歌詞為尚的獨立搖滾圈,萬青讓我們省悟:語言的揀擇,便決定了精神的去向:

是誰來自山川湖海 / 卻囿於晝夜,廚房與愛?

還有更模稜、同時也更直白的:

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 / 青春,自由似乎理所應得
面向渙散的未來 / 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

姬賡曾說:若是把「酒館」代換成「廣場」,就全明白了,畢竟那時候「他們確實把坦克開上街了」。但他不願意那麼寫,寧願用「酒館」保留一點兒希望,讓那件「特別殘酷的事兒」退到背景。在中國,政治無所不在,哪怕你不想招惹它,它也時時來招惹你。一部中國搖滾史,幾乎有半部都是音樂人和它周旋的曲折歷程。萬青這幾個「八○後」身處「後改革開放」的經濟狂飆時代,自然不復崔健「一無所有」、「一塊紅布」那種荒蕪中苦苦掙扎的大敘事、大史詩。他們的苦悶自有別種質地,像這樣的詞:

不事勞作 / 一無所獲
厭惡爭執 / 不善言說
終於淪為沉默的幫兇

聽者有心,或不免把「爭執」聽成「政治」。這歌叫「十萬嬉皮」,開頭雖寫「大夢一場的董二千先生」,其實豈止一代人的集體狀態。

初次看萬青演出是2011年春的北京「草莓音樂節」,那時專輯剛出半年。老實說,對照他們錄音製作簡直無懈可擊的專輯,那天現場看到的萬青,感覺只算還行,總覺得少了點兒什麼。或許囿於現場硬體條件,又或許從live house來到這樣大的戶外場地,能量不免有點兒渙散。不過,底下觀眾是很high的。那是沙塵暴和楊柳飛絮成災的季節,風極大,吹得人人灰頭土臉,很有幾分悲壯神色。萬青登台的時候,天色緩緩暗下來,草坡上幾千青年擠在一處,虔誠望著舞台。壓軸曲照例是「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全場齊齊念咒一般跟著董亞千唱:

在八角櫃檯 / 瘋狂的人民商場
用一張假鈔 / 買一把假槍
保衛她的生活 / 直到大廈崩塌
夜幕覆蓋華北平原 / 憂傷浸透她的臉......


2012年三月八日晚上,在爆滿的台北The Wall,我再次聽見全場跟著董亞千齊聲唱起這首歌,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只不過捲著舌頭的北方腔普通話換成了台灣腔的國語。隔了兩天,在高雄「大港開唱」,碼頭邊搭起的舞台底下擠著好幾千人,我又聽到了台灣腔的齊聲合唱──這是多少年來,我所親見第一支能在台灣展現如許魅力的對岸樂團。那兩天的萬青,較諸十個月前我看的那場演出,臺風更穩,能量更飽滿,換句話說,更不愧他們橫掃樂壇的聲望了。

The Wall演出前一天,萬青剛下飛機不久,我便約了採訪,和董亞千、姬賡、史立在永和一間泡沫紅茶店面對面坐下,一時無話,彼此都很拘謹。為了打破尷尬,我和姬賡聊起「殺死那個石家莊人」的幾個細節:「八角櫃檯」是專有名詞麼?(不是的,只是個意象,想像出來的,其實人民商場沒有八角形的櫃檯)人民商場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小時候石家莊最熱鬧的百貨商場,現在破落了)河北師大附中是頂好的學校麼?(說不上頂好,也就是還行吧)......。

弄清楚了這些,就能更完整地理解這首歌麼?好像也不見得。詩的魅力,往往在於那些不能解釋不該解釋的,就像這首歌與世紀初那場實有其事的靳如超爆炸案若即若離的牽連,未必需要坐實。歌裡這樣的句子,即使從未去過彼地、不知那間教室的模樣,也不妨礙它在心裡激起的千層巨浪:

河北師大附中 / 乒乓少年背向我
沉默的注視 / 無法離開的教室
生活在經驗裡 / 直到大廈崩塌
一萬匹脫韁的馬 / 在他腦海中奔跑


姬賡倒是解說了幾句:乒乓球在對岸素有「國球」之稱,是師長眼中不妨提倡的正當活動。於是在這兒,「乒乓少年」暗喻著一個壓抑的乖乖牌,打球或許是他鬱悶的青春時光唯一的宣洩。言罷,唱過這首歌無數次的董亞千笑道:唉唷原來還有這層意思!以前怎麼沒聽你說過這段兒!

話說萬青大概真的是很紅了──聽說有樂迷自己組了石家莊觀光團,設計「萬青主題之旅」,一一造訪歌裡提到的景點,徘徊留影。

或許,多年之後,它們都將因為萬青的歌而不朽:河北師大附中、瘋狂的人民商場、秦皇島那座「分割世界的橋」、甚至林立的洗浴中心。他們在自己的歌裡預示過的:

肥胖的城市
驅趕著所有拒絕沉沒的人
那首瘋狂的歌又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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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萬能青年旅店對談

訪問:馬世芳

採訪隨行:gigs團隊、陳德政
文字整理:盧一嫥
時間:2012/3/7,下午4:30-6:00
地點:永和樂華夜市旁泡沫紅茶店


萬青團員profile:

董亞千
小名董二千,1981年生。擔綱樂隊主唱、吉他手,負責作曲。

姬賡
1981生,樂隊Bass手、作詞人。現職為公共英文教師。

史立
1982生,樂隊小號手,現為中國「最邪惡的雜誌」《我愛搖滾樂》編輯。

馬世芳(以下簡稱馬):這是第一次到台灣來?之前去過國外的演出嗎?

姬賡(以下簡稱姬):第一次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演出。

馬:以台灣生活經驗很難想像在石家莊長大是什麼樣,都說石家莊是二級城市,是不是可以給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二級城市?

姬:中國有十大城市,就算最重要的十個城市,包括大城像武漢、西安、成都,之後稍有規模的叫二級城市,石家莊在二級城市裡也算後面的,叫三級城市都差不多,沒有什麼外資、大的成熟企業,較大的企業像三鹿牛奶,還有藥廠,藥廠養活了很多人。

馬:像你這歲數的同學、朋友離開家鄉的多嗎?

姬:沒有辦法的就離開,有辦法的留家幫忙,感覺上離開的是比較多。事實上大陸的二級城市大多是這狀況,當地機會不是很多,不太公平。

馬:石家莊也有一個玩搖滾的圈子是吧?

姬:基本上是沒有。我們開始玩是14歲,大概是1996年,樂隊叫The Nico,那時候還有個圈子,但過了2000年,好的樂手就離開了。

馬:因為北京挺近的,到北京發展是蠻直覺的事情。所以你們當地有Live House,有可以演出的場地嗎?

姬:也沒有,那個時候就是禮堂、小酒吧或是迪廳(Disco,舞廳),表演完自己還要把東西擺回原位。

馬:以你們的歲數,打口帶(西方市場滯銷的音像製品,在外殼打上缺口當成回收廢料運到中國,流通於中國非主流管道)是你們小學的時候,記得最早聽到的打口帶是哪些東西?

史立(以下簡稱史):重金屬像是Iron Maiden,很少,沒什麼選擇,來什麼聽什麼。那時九〇年代初有外國來的磁帶就挺牛逼了。網路是我們高中上了一半時才有的。

馬:你們一開始聽西洋音樂就是聽打口帶嗎?還是之前也有聽流行歌?

姬:小學時代有聽港台流行歌,像趙傳、鄭智化、張雨生,羅大佑後來也有聽。

史:小虎隊是我小學時候的偶像!為了買一盤正版磁帶跟我媽哭了好幾天。(眾人大笑)

馬:網路流行起來就改變很多事情了。你們開始玩團是九〇年代末的事情,那時候就聽很多了嗎?

董亞千(以下簡稱董):其實不多,我們消化系統比較好,學習能力也強。那個年齡做什麼事都特別重要,那時候聽的音樂是絕對塑造性格,反而現在聽多了,影響就沒那麼深刻。

馬:一開始應該都是先翻玩別人的歌?有一件事滿有意思:你們好像沒考慮過唱英文詞?

董:在The Nico時代有考慮過唱英文歌,因為以前聽搖滾已經習慣了英文發音的結構,編的旋律也都是以英文發聲為主寫出來的,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解決語言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心理障礙,過了就沒事了。

馬:第一首寫的是〈不萬能的喜劇〉嗎?

董:對。那時候寫完就有信心了,覺得唱中文也挺好聽的,然後就接受了,但還是過了很久才把專輯完成。接下來姬賡寫了〈秦皇島〉跟〈揪心的玩笑和漫長的白日夢〉歌詞給我,花了特別長時間練,一年後才完成。

馬:因為你在音樂動機形成的時候是英文的語法跟感覺。一下變成漢語會不習慣。

董:一開始我們老想各自的問題,到最後能唱成,是終於明白一首歌有了旋律,也有要一個意思把它支撐起來,一個旋律只是一個皮,有了歌詞之後它就張開了、進來了,後來我體會了,就進行的特別快。一開始他寫來的詞,我總說這兒改、那兒改,後來他寫什麼我也不管了。

姬:其實我想對寫流行歌的人來說,根本不把這當問題,但我們得先說服自己才能做下去,一卡就是好多年。

馬:這問題其實在不同世代華文世界寫歌的人都碰到過。七〇年代的台灣現代民歌運動,一開始他們也是在聽Bob Dylan,滿腦子都是西方民謠、搖滾樂的旋律,那時候有個爭論:那種搖滾、那種民謠是不是根本不適合用中文來唱?因為聽的太熟了,腦子裡都是英文語法的東西,一張口唱漢語覺得彆扭,也聽得彆扭。後來才想說:用現代詩的語感來試試。早年寫流行歌的人會回頭去聽上海時代的流行歌,那時候的人寫歌,會自覺地處理詞曲咬合的問題。

董:詞曲咬合是一方面,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歌詞本身的力量。有時候你可以忽略那些生硬的咬字,但如果歌詞的畫面帶出來了就是另外一回事。

馬:你們會在乎聽眾聽懂你們在唱哪些字句嗎?

姬:聽得亂七八糟也挺好的。像最早(著名樂評人)張曉舟就把我們歌詞「妻子在熬粥」聽成「妻子在澳洲」,其實聽完也就是他的,大概是他自己生活的投射。(眾人笑)

馬:你們這張唱片是在自己打造的家庭錄音室慢慢做的?那是什麼樣的地方?

董:我們樂隊的性格不適合去錄音室錄音,所以基本上是在我家。2008年開始想錄音,我偶然得到一支U87(Neumann U87,錄音室麥克風),歌還沒寫完就要開始錄音,後來又買了Fender Deluxe音箱,但還是奇怪錄了怎麼沒唱片放出來的好聽,這才明白話放(麥克風擴大機)特別重要,又花了一萬六買話放,〈秦皇島〉、〈十萬嬉皮〉的電吉他這才錄好了。後來想錄鼓,但我房間實在太小了。

馬:而且你錄鼓也不能只用一支U87吧?

董:對,連借帶騙去弄來器材。有了經驗就知道電吉他不能用U87錄,因為房間不好錄出來效果就是不好,明白之後我頭也大的不行了,想說還是先編曲吧,根本歌也沒寫完。

馬:所以網路上〈廢人們在忙什麼〉是你們那時候的小樣(demo)嗎?

史:那根本只有一個封面,不知道為什麼就傳到網路上了,但其實沒有歌。現在網路上早期小樣都是朋友傳上的。

董:後來我又得知了一個叫Studer(多軌錄音座)的東西,請朋友寫信去法國網站買來兩條特別便宜的,我專輯裡唱的就是用那錄的。那時在石家莊其實我已經快瘋了,從冷天開始錄音錄到熱天、然後又錄到冷天……石家莊不能待了,我就拿了所有設備去北京,也想換環境。想說北京朋友的房子大一定好,沒想到回音嚴重,一籌莫展的時候,朋友說有個台灣人錄音棚要撤了,我就去拆吸音板回來改裝,後來長笛、木吉他……就在北京錄完了,也花了兩天錄鼓。小號、唱、Bass是後來回石家莊錄,全部完成就有了信心。

姬:最後就是混音,覺得有些地方不特別滿意,然後我們就開始爭吵,唱片設計也有問題,但馬上就要面臨巡演,想說就這麼辦吧,反正還有進步空間。

董:另外還有個特牛逼的事,就是(用Auto-Tune之類電腦軟體)修音準。我前期錄唱音準可以唱到80%,但混音師說要修音準,修完後我聽了發呆,大家想說怎麼變這樣,把音都修平了,沒感情了,才恍然大悟:你還是別修了!

史:我小號剛錄完,想說特爽、特帥,修完也是怎麼變得像電腦做的,這應該不是我吹的吧!

馬:你們第一次進錄音室正經八百做一張唱片,做到最後也是充滿意外,因為都不是標準規格,而且你們也沒有在標準錄音室的工作經驗,不曉得跟業界人士溝通的語言。

史:對,家庭作坊。

馬:十年做出一張專輯確實不簡單,當中發生很多事情,包括團員來來去去,二千也待過一陣子療養院,後來是怎麼恢復的?

董:跟我的性格有關,挺好強。我就是想要搞音樂,想要寫出好的歌,很堅持想做完,若是做完精神就會好些,我也不敢說現在完全好了,還是每天不高興的時候多一點。(停頓)但我現在挺好的。(眾人笑)

馬:那時候有替未來設定具體里程碑嗎?

董:音樂方面一開始總想說要跟某某樂隊一樣牛逼。像我高中時代開始聽盲瓜(Blind Melon)那些,覺得搖滾樂真是太爽、太好玩了。高中時代聽的音樂覺得那就是我的美學,那時下定決心這輩子就是要玩音樂。

馬:姬賡是不是陪著二千去了療養院一陣子?

董:我是2000年左右得憂鬱症,跟石家莊的變化也有關係。小時候石家莊工業沒那麼發達,家門口就是菜地,印象裡那時候每天陽光特別燦爛。長大後石家莊變得擁擠,突然意識到怎麼變得特別難受,呼吸困難,自己做事又不怎麼順利。會逃離去秦皇島是那邊海邊乾淨,後來就在那兒寫了〈秦皇島〉這歌,姬賡放假來找我玩,他詞裡就是在描述秦皇島:荒涼的海岸、遠處的燈火……。

馬:〈十萬嬉皮〉是姬賡想藉著歌裡的「董二千」去述說什麼事嗎?

姬:就好像戲劇裡面有個主角嘛,其他是現在年輕人身上看到的特點綜合在一起。

馬:二千一開始好像不願意唱?

董:對,想說難道我在你心目中就是這個樣子嗎?當然不願意接受。後來有次演出,就把自己放進那角色裡唱了,唱完心裡也舒坦了。姬賡那首歌本來是講算命,那歌詞很像籤詩,就是算命抽到一把爛籤的感覺。

馬:到現在為止,你們有時來運轉、總算熬出頭的感覺嗎?

姬:還是如履薄冰,但生活條件有好點兒,其實是之前太低了,很容易改善。(眾人大笑)

董:很多年沒收入,就這樣長大了。十多年只掙了幾百塊,不知道怎麼活過來的。

馬:是的,社會應該供養你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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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2:万青在大陆被封杀的《酒馆》———毋忘六四

那年北京刀子一樣的風

崔健〈南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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