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哲學解釋澳門經濟變遷：黑格爾—和辻哲郎文化哲學在澳門的應用｜投稿 #06

按：本文為5月4日澳門大學鏡海人文圓桌研討會3A哲學組的論文匯報From coastal to River Valley: On the Changing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Macao in terms of Hegel’s and Watsuji’s studies of Fudo的中文撮要，屬於《新風土論：和辻哲郎風土論及對港澳研究的應用》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作者：André

長久以來，中國被視之為「大陸國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演講錄》批評中國「以海為界」，未有在海洋裡實現其文化精神，然而黑格爾認為只有海洋的無邊無際才能使文化充分實現「自由」的本質（註1）；因為中國精神從未在海洋裡實現自我，所以黑格爾斷言中國文化沒有自由。

但黑格爾的武斷與史實矛盾。首先，根據歷史學家林肯．佩因（Lincoln Paine）的說法，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大陸國家」，因為就算是內陸國家如蒙古，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都直接或間接透過河運受到海洋航運影響（註2）。

其次，歷史上中國曾經活躍於海上航行，如唐宋的海上絲路，明初鄭和下西洋等；再者，香港與澳門這兩個歷史上分別受英國及葡萄牙殖民的海岸城市，正好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發展，成為東西文化與經貿交流的中間者（in-betweener）；此外，澳門在1842年香港開埠後所經歷的航運衰落，更證明一文化不必永遠在海洋自我實現，可以更換實現自我的場所。

相比起無法解釋文化變化的黑格爾，京都學派的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論則能為澳門歷史轉變提供文化哲學的解釋：由於和辻認為文化是風土與人間之間的「間柄」所生，因此當日論文匯報指出，根據修正後的和辻及黑格爾理論框架，澳門經歷了從在海岸實現文化到在平原實現文化的轉變。

何為間柄？在《倫理學》裡，和辻定義間柄（aidagara）為「來自作為主體的個人的互相關注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就好似溝通和組織一樣。（註3）」然而，間柄不限於指涉個人之間的互動，亦可包括人與自然之互動。由於和辻認為文化乃是人類社會與自然互動的產物，因此任何地理與歷史條件的改變可以造成文化價值的徹底改變。但對黑格爾來說，文化價值甚至實現的場所也被上帝決定，因此價值變化並不可能。

可是，相比起黑格爾，和辻的地理知識卻相當窮乏，在討論「風土與人間的間柄」時，側重考慮氣候因素，而甚少討論海陸地形因素；反之，黑格爾強調地形與文化價值存在直接關係。

因此，是次研究項目除了解決了黑格爾無法解釋文化轉變，以及和辻未能充分把握文化與海陸因素互動之外，亦首次將文化哲學應用於港澳研究，為港澳研究提供一套哲學方法。

黑格爾的「普遍關係三階段」

黑格爾哲學認為人類歷史都是同一個絕對精神（Geist，即主宰宇宙萬物運行的「上帝」；雖然黑格爾聲稱這就是基督宗教的上帝，但哲學家及神學家未必同意，如齊克果）的自我顯現，而這此顯現過程是必然的，完全由精神決定，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精神只是絕對精神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已。在《歷史哲學演講錄》裡，黑格爾因而將歷史發展分成三階段，分別是：

1. 東方精神，只有一人是自由
2. 希臘羅馬精神，有些人自由
3. 德意志精神，所有人自由

黑格爾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與其對精神的定義相關。黑格爾定義為「自覺意識」，而「『精神』的『實體』或『本質』就是『自由』。（註4）」人能否充分實現自我決定了自由的程度。在東方世界（包括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只有皇帝一人自由，其他人都被視為皇帝的奴才，因此屬於歷史發展的最低階段。

但要討論文化的實現，人們不能只談歷史，而忽略黑格爾所言的「地理基礎」。雖然黑格爾反對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無法決定文化，但承認地理環境會約制文化精神的實現，使之實現不同的特點。他認為文化可在三個地理範疇，即高原、平原流域及海岸區域三地實現自我。其中，海洋被視為是精神充分展現自由的場所。黑氏指出：

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裡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超去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裡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註5）。

黑格爾對地形的重視使其文化哲學別樹一格。東亞的文化哲學家，如勞思光、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往往只從歷史及哲學經典去判斷一個文化的「文化精神」，無視地理基礎。西方的文化哲學與神學家，如田立克的《文化神學》及尼布爾的《基督與文化》，也忽視了文化的地理條件。

應留意的是，一個文化精神在何處實現，完全取決於文化不變的本質（註6），而這本質是由「絕對精神」或上帝決定，是必然的過程。黑格爾在《法哲學》§345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是絕對精神發展的「必然環節」（註7）。因此文化精神不能有時實現於海岸、有時實現於平原，只能實現於特定某地。黑格爾斷定中國文化本質缺乏自由，只在平原實現自我，無法在自由的大海實現自我，無法解釋澳門的存在，故我們需要借用和辻的哲學去分析澳門的處境。

和辻哲郎的間柄、風土與人間

和辻在1927年乘坐遠洋輪船白山丸赴德留學，途經中國（上海和香港）、南洋、印度、阿拉伯、埃及、希臘、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地，考察各地氣候與文化之互動，因而在1935年寫成《風土：人間学的考察》一書，主張文化是人間與風土之間柄所生。

和辻文化哲學的好處在於：他的理論並無假設不變的文化精神存在。黑格爾認為文化精神先於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而存在，但和辻卻認為文化精神是人間（社會）與風土（自然）之互動的結果。只是和辻在考察人間與風土的互動時，只側重於氣候，而忽略黑格爾所關心的地形；此外，由於和辻的氣候學及文化人類學知識貧乏，亦令他在《風土》提出很多令人難以理解的「考察結果」。

例如，和辻將全球的風土及文化按氣候分成三大類：季風、沙漠和牧場，卻錯誤地以為熱帶氣候也是「季風」一種（註8）。又例如，由於和辻認為歐洲屬於牧場氣候，其降水及溫度變化穩定，因此歐洲人「比較理性」，這種說法實在非常牽強。

黑格爾和辻理論模型對澳門的應用及理論貢獻

考慮到黑格爾及和辻的文化哲學方法論的優劣，《新風土論：和辻哲郎風土論及對港澳研究的應用》此計劃結合雙方的長處——黑格爾對地形之重視，以及和辻認為文化是風土與人間互動之產物——建構一套「黑格爾和辻理論模型」，以解釋香港及澳門的特殊地理條件如何影響其文化意識的形成。而是次會議論文匯報，即嘗試將此理論框架用於解釋澳門文化實現（cultural manifestation）場所如何由海洋轉變為河谷。

1842年香港開埠後，香港迅速取代澳門，成為國際轉口港以及中西文化交匯中心。從「黑格爾和辻理論模型」的角度來看，就是說：在1842年之前，澳門文化實現於海洋；1842年後漸被香港取代後，其文化實現於河谷。

此轉變與港澳的地理條件，尤其港口水深，有極大關係。眾所周知，澳門水淺，風平浪靜，故有濠鏡之稱；反之，維多利亞港水深港闊。在帆船時代，澳門的淺水本為優勢。如《香山縣志》曰：「澳門可泊船處，曰沙瀝。西門潮退時僅三拓，近東界與三角島間深四拓半至五拓，泥土甚鬆，拋錨恆易埋沒。（註9）」

但在輪船時代，澳門港口卻難易令輪船靠岸，自然被擁有深水港的香港取代。拱北海關税務司賀璧理（Alfred E Hippisley）於《1887至1891年拱北關貿易報告》，指出「珠江及西江河水帶來大量淤泥，致使位於兩江出口處的澳門港口迅速淤塞，或許也是導致澳門商業中心地位一落千丈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註10）」

歷史學家Jonathan Porter將澳門史大概分成六個時期，並認為香港開埠直接導致澳門史由作為「自治城市」的第四時期（1750-1840）過渡至第五時期（1840-1950）：澳門變成「在政治或貿易上毫無地位的落後地區。」（a backwater no longer significant politically or commercially）（註11）

但這不是說澳門從此就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只是轉為在河谷上實現其文化，而此河谷就是指珠江（尤其西江流域）。根據蔡思行的研究，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由於粵東、廣西及雲南等地陸路交通不便，因此英國人如欲與珠江中上游地區貿易，必須透過西江河運，偏偏西江水道狹窄而淺水，香港的輪船難以進出，於是帆船及小輪船能夠進出的澳門就成為了梧州—香港貿易路線的中轉站（註12）。澳門的地位即從「中西交通樞鈕」降格成「內陸與香港之間的中轉站」。

從「黑格爾和辻理論模型」的角度來看，澳門地方的改變，是由於十九世紀人間與風土之間柄發生轉變：澳門風土的轉變是「港口迅速淤塞」，而人間的轉變則包括：西方航海技術改變，輪船取代帆船，鴉片戰爭後滿清被迫割讓香港島等等。

由於黑格爾認為海洋是文化實現「自由」特性的場所，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澳門在1842年前有「自由」的特性，而在1842年之後此特性漸漸消失。基於本研究仍在進行階段，到底這一理論假設是否成立，仍有待考察，但現階段我們可以先澄清黑格爾所言大海體現「自由」之內容，再以此作為標準檢視澳門歷史。黑格爾說：

航海的人都想獲利，然而他們所用的手段卻是緣木求魚，因為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恰巧相反。 這一層關係使他們的營利、他們的職業，有超過營利和職業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 因為勇敢的人們到了海上，就不得不應付那最奸詐的、最不可靠的、最詭譎的元素，所以他們同時必須具有權謀——機警。 （註13）

因此，黑格爾所說的大海中展現的「自由」，是指脫離土地的束縛，使人勇於冒險：承擔航海風險以賺取利潤，同時也變得「機警」。

這種描述，到底是否適用於十六至十九世紀初的澳門呢？而澳門在十九世紀中以後是否已完全失去這些特性，還是選擇性地保留了一些殘餘的「海洋性」？這是往後文化哲學研究需要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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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註1：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93。

註2：Paine, Lincoln,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3), 5-6.

註3：原文為：「主体的に相互にからは会ふところの交り、交通といふ如き、人と人との間の行為的联関である。」Watsuji Tetsurō, Watsuji, Tetsurō, Watsuji Tetsurō’s Rinrigaku: Ethics in Japan, Yamamoto, Seisaku & Carter, Robert E tra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18.

註4：黑格爾，《歷史哲學》，頁17。

註5：同上，頁93。

註6：Andrew Ka Pok Tam, ‘On the Kierkegaardian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 (post-1842)’,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20, 156.

註7：黑格爾著、鄧安慶譯，《法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475。

註8：參見譚家博，〈中國風土和人間的多元性: 論和辻哲郎的《風土》的中國文化觀〉《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9卷，第1期（2022），頁1-40。

註9：陳澧，〈海防〉《香山縣志》，卷八。

註10：賀璧理，〈1887至1891年拱北關貿易報告〉《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2022年4月22日截取自 https://www.macaudata.mo/macaubook/book180/index.html

註11：Porter, Jonath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ao’, Pacific Affairs 66, no. 1 (1993): 9-10.

註12：hoi, Sze-Hang, The Remarkable Hybrid Maritime World of Hong Kong and the West River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7), 76.

註13：黑格爾，《歷史哲學》，頁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