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背後的家族政治：澳門三大家族的崛起與「雙邊策略」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作者）

俗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新政權上台的首件事，通常是清算前朝大臣與貴族。封建時代不說，單看上世紀國民黨遷台後如何逼害台灣日治時期的華人仕紳，便可知道這種觀念的根深蒂固。

同種族間的勢力更迭還可網開一面，遇上不同種族，那便是民族大義之爭，曾為殖民者效力的華人菁英變成漢奸，神仙難救。

不過任何事都有例外。

澳門有三個在澳葡時期便和殖民政府合作的家族，其家族菁英不但在殖民時期平步青雲，解殖回歸後同樣受北京祝福，三個家族出了兩個特首，掌控回歸後的澳門政壇廿載（澳門才回歸了23年），他們便是何賢為首的何家、馬萬祺的馬家和崔德祺崔家。

何、馬、崔三家產業橫跨金融、博彩、房地產與建築，家族勢力各自掌控澳門最大商會「中華總商會」、有120年歷史的慈善機構「同善堂」，以及澳門規模最大私人醫院「鏡湖醫院」的「鏡湖慈善會」。

何馬崔三家至今在澳門仍是政權錢權一把抓。但他們是如何辦到的？

過去我們曾花不少篇幅，介紹澳門政治所必須了解的「社團政治」，但社團需要人管理，這些躲在社團背後，或者說社團的實際話事人，其實都有「家族政治」影子。

專研港澳政治的廣州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黎熙元等人，曾在2019年發表關於澳門華商家族政治策略的研究，為我們分析了何馬崔三大家族是如何遊走在不同政權間，運用其所說的「雙邊合作」政策，立於不敗之地。

策略一：有關係等於沒關係

家族政治歷久不衰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在執政者面前彰顯價值。在殖民脈絡下，即代表澳門的三大家族必須能同時滿足澳葡政府與北京政府需求。

北京需求相對易理解，因為在1950年代剛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積極統戰與拉攏港澳菁英，而何賢，這位在50年代主導中華總商會、且一度與國民黨仍有來往的華商菁英，自然成為北京的統戰對象。

1954年何賢便開始參與首屆全國政協會議，這個中共治下最大的民意與統戰機構，其後進一步成為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至1983年，並晉升至相對核心的人大常委一職；而以貿易和房地產發家，在50年代崛起的馬家馬萬祺，亦分別成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的委員與常委，並在1983年進入人大，連任三屆升至常委。

回過頭來，何賢與馬萬祺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亦是澳葡政府所需，原因在於殖民地的尷尬地位。

雖然由葡國委任的澳門總督在澳門擁有相對高的自主權，但按照正常程序，若澳葡政府需與內地溝通，仍需透過母國的外交部聯絡中國外交部，再由後者聯絡地方政府。

例如要聯絡只隔一關的珠海縣政府，澳葡政府便得繞過半個地球先聯絡葡國外交部，情況就如要聯絡隔壁鄰居，明明可以過去拍門找人，卻要打上昂貴的長途電話，這樣的規定在實務上便相當費時耗工。

此時已被中共統戰的華商們便有用武之地。

例如政治上，無論是1952年發生在澳門邊界的中葡「關閘衝突」，與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澳門導致的「一二三事件／暴動」，澳葡政府在最後都需要依靠何賢與馬萬祺等人從中斡旋與調停；而在整個60至70年代，這幾個華商菁英亦持續在澳門遊說葡國，以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

民生上，何、馬二人對澳葡政府的幫助亦同樣重要。如1959年，二人便受殖民政府委託，利用其國內政治地位向廣東省政府請求解決澳門供水不足的問題，其後成功修築對澳供水的「竹仙洞水庫」和「銀坑水庫」；1972年，何賢亦受澳葡市政廳長歐若堅（Joauim M. Alves）之請，向珠海縣政府請求解決澳門垃圾圍城之困。

這種長期擔任政權中間人的特殊地位，用作者的話來說，是「為其家族積累政治資本以及為隨後進入澳門特區政府任職奠定基礎」。

1980年代後期中葡進入澳門回歸談判的最後直路，何家第二代掌門人何厚鏵與馬萬祺，順利成為1988年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何厚鏵同時為「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小組」的召集人，直接向北京負責；而崔家掌門人崔德祺，亦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主任。

也就是說，從中葡關係到本地法律制定，都受三大家族影響。

想當而然，三大家族的第二代，如崔世安、崔世昌、馬有禮等人，也自然成為1999年200位負責推選首任澳門特首的委員會成員，而他們共同推舉出的人選，便是何賢兒子，何厚鏵本人。

因為壟斷中間人位置，三大家族能長期獲得政權信任。既然中間人位置如此吃香，難道沒有本地挑戰者想取代嗎？在本地政壇脈絡上，三大家族又是如何鞏固地位的？

策略二：從集中權力到均沾權力

事實上，澳門家族政治是從權力集中到權力均沾的過程。

在澳葡殖民早期，華人代表進入權力機構的門檻相當高。根據1917年葡國頒布的《澳門省組織章程》，要成為權力核心「政務委員會」的華人代表，必須既擁有葡籍，住滿八年，還要流暢運用葡語。這樣的人選鳳毛麟角，標誌人物，便是清末民初活躍澳門政商界的盧氏二代盧廉若。

何賢，是另一位在權力集中時期成為政務委員的華人代表（但何賢是否懂葡語值得存疑），在1950至70年代初，幾乎是一人壟斷澳門華人話語權。直到1970年代中期，葡國成功民主化，增加澳門議會獨立性的《澳門組織章程》出台，更多華人代表能夠進入政治體制，原本權力高度集中的家族政治開始鬆動，這樣背景下，才加速了崔家和馬家勢力的誕生。

何、馬、崔三足鼎立後，也有意識地建立更強建的關係網，阻擋外來競爭。例如彼此參加對方掌控的社團組織，中華總商會雖由何賢主導，但馬萬祺之後也曾任會長，崔家二代崔世昌則做了三屆副會長；鏡湖慈善會先由何賢任主席，又來也交棒予馬萬祺等等。

這樣的策略也在回歸後維持，執牛耳成為特首的家族頭頭，主動任命另兩個家族成員進入議會或行政委員會。第一代提攜另一家族，另一家族提攜之前的二代，二代掌權後又任命另一家族的第三代進入建制，家族政治由此延綿不絕。

結語與一點點延伸思考

成功的家族政治當然非澳門獨有，如文章開始提到的台灣政治，至今仍然有如辜家等家族發揮相當的政壇影響力。澳門的三大家族，算下來仍只發展到第三代。俗語有說富不過三代，第五屆特首也不再是三大家族後人，再伴隨當今北京掌舵人如此厭惡資本家，澳門的家族政治能否繼續下去，值得持續觀察。

最後再補充一點延伸思考作結。

研究者在原文一直想強調這些家族人物的能動性，過去我們總認為澳門政治只是社會菁英聽命執政者的故事，學術地說，即用物質換取忠誠的所謂「侍從主義」(clientelism)，但如果從澳門家族政治看，這些家族菁英其實很懂把玩各種權力關係與網絡，他們知道執政者需要什麼，可以選擇給、也可以不給，當中是充滿算計，而非乖乖聽命。

過去我和阿恆曾在另一篇探討澳門地下黃金貿易的文章中，提到某些看似愛國的華人菁英，很有可能也利用民族主義去維持自身利益（如偷運黃金）。本篇文章的論點，算是佐證了我們的看法。

#文章篇數：8️⃣7️⃣

👉二月講座：秦漢時代社會底層的日常故事 （馬增榮 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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