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教育之命？港澳國民與公民教育的變遷與差異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作者）

近年港澳網民流傳著一張經典截圖，一名操標準普通話的澳門小學生受訪表示，自己因為與「習爺爺」握手而寒氣全消，因為「溫暖一下子傳到我的全身」。網民笑稱這是一種誇張的愛國表現。但也可說，這是良好國民教育的典範。

說到港澳兩地青年的國民認同，最近以民調為基礎的研究已指出，當香港新世代的本土認同越發與國族認同衝突，澳門青年仍然呈現穩定的「雙重認同」狀態，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始終佔據主流。

換句話，澳門的國民教育相較香港成功。但事情真是如此？

我們在早前曾介紹過澳門的教育制度，說到在殖民到回歸初期，澳門的教育乃是混亂無彰，各背景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課綱與政治取向，殖民政府無力統一制度，直到近十年特區政府才因為充足的財政資源進行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

很難說澳門相對成功的國民教育是來自教育體系本身。相反，港英政府早在八十年代已推行教育改革，行政能力與資源當然也較澳葡政府優秀，回歸後的國民教育又特別受到北京「關注」，然為何從數據看仍是成效不彰？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莊璟珉，曾在2018年發表研究探討港澳兩地國民教育的發展與差異，指出兩地的國民教育長期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互為表裡，而兩地國民/公民教育的差異又與社會實際發展有關。

香港相對澳門更複雜的社會形勢，最終也形塑了更迂迴的國教軌跡。

回歸前：做個好公民 先為己後為人

我們知道八十年代港英政府的教育改革，實際是為之後的去殖化做準備，目的是盡快完成香港現代化與民主化，讓英國影響力在回歸後仍能繼續在香港存續。

但公民教育的改革卻始終保守。1985年，港英政府首次出台「公民教育指引(The Civic Education Guidelines)」，卻被外界批評過度去政治化與保守。細究指引內容，大部份圍繞個人的權利與責任，不涉及社會現實政治，對民主、人權、法治的教育也相對不鼓勵。這樣的教育取向卻正對北京胃口。

學者認為，正正是殖民晚期港英政府在公民教育上不完全的改革（或者說是去政治化的改革），讓北京較順利進行回歸過渡工作，因為即使殖民晚期香港不乏反對回歸的聲音，但大體上，社會主流仍是所謂的「經濟動物」。香港這種注重個人德育的公民教育，與北京想要推廣的愛國教育在這時看似沒有衝突。

相對地，澳門在回歸前的公民教育改革更是落後，我們既很難找到如香港般明確的公民教育指引，部份學校的德育與公民科教育，也早已涉入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學習。當中原因，當然與澳門多樣的學校背景有關。

在此時期，親共紅底學校與天主教學校各據出頭，各自有著不同的教育與政治取向。可以想像親共紅底學校早已將愛國教育加入教學元素；而某些天主教學校，則維持相當的去政治化，或較深的台灣關係。其他公私立、葡文和宗教學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教育取向，澳葡政府難以統一課綱。

這時期港澳兩地的公民教育可算相當個人化，先要求大家做個好公民，但這個公民不應過於政治化。

這個情況在回歸後急速轉變。

回歸後：在晚間新聞前先聽國歌

「馬照跑、舞照跳」大抵仍貼合香港回歸初期，雖然這時期特區政府的「德育與公民教育」已包含國家認同，卻只是四大核心價值之一。直到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明確表示香港要強化青年的國家認同後，教育局隨即展開一連串公民與國教改革。

先是在2008年，教育局出台「德育及公民教育修正框架(Revised Framework of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鼓勵老師的公民教育應該讓學生的生活與國家產生連結；兩年後，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正式將「德育與國民教育」取代原來的「德育與公民教育」，公民被去掉了，並要求學校提升國民教育的教學比重，以進一步培養國民認同。

教育規定如此，具體落實又如何？除了成立恆常諮詢組織「公民教育委員會」檢討政策執行，一個更形象的「創新」，便是開始在電視廣播節目的晚間新聞熱門時段前，插播孩子們唱國歌等愛國廣告；另外也撥款資助學校舉辦赴國內愛國基地的學習團、以愛國為題的繪畫比賽、角色扮演、學習週和升旗禮等等。

一個叫公民教育但實際也是國民教育的課綱如此形成。

鄰埠如斯積極，回歸後的澳門有發奮圖強嗎？可以說，澳門的公民/國民教育改革某程度在走香港舊路。

學者提到，回歸後公民教育的教課書一般由澳門教青局與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首先夠政治正確。整體的公民教育取向則與香港相似，既強調個人的「負責任公民」角色，如守法、尊重他人，也納入「為國自豪」等國教元素，卻仍然很少鼓勵討論爭議性的社會議題。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也與澳門教育配件相對不足有關，這裡的配件不是金錢就能解決。例如，回歸初期澳門在人口上仍未出現少子化現象，常態的大班教育當然阻礙深入討論，但更重要的，則是澳門缺乏「跨學科」的通識教育傳統，先天性限制了學生從不同話題產生討論興趣的可能性，不利公民教育發展。

這大概也與我作為90後的個人經驗相似，貫穿整個小學與國高中時期，我就讀的天主教學校沒有正式意義上的公民教育科，小學時期的「常識科」成為最類近科目，內容限制在「過馬路要小心」、「不要亂拋垃圾」等個人公民責任；國高中時期，公民討論課仍然懸缺，較能接觸時政議題的，竟然是從歷史科老師得知「六四」等事件。

有趣地，澳門教青局早在2006年便開始制定國民教育，卻因為本地長期無法統一的教育系統，給予不同背景學校自主的空間（或者叫不作為）。

可能的解釋：社會結構與意外的改革

對於澳門教育系統不濟，青年國族認同卻從未成問題；香港花盡力氣推行國教，卻表現參差的原因，研究者嘗試跳出教育本身去尋找答案。

第一個原因可能與社會運動有關。從回歸始，香港從未缺乏身份認同相關的社會爭議。2003年百萬港人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06/07年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抗爭、09年反高鐵興建抗議、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2014年佔領運動，當然還有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等等。

作為一個生活在資訊自由社會的香港青年，面對這些社會事件確實難以回避，全盤接受學校所教。結果，我們知道本土分裂訴求在這個脈絡下出現，中央則是以更強硬的手段回應。但與此同時，這些抗議不是沒有公民力量在支持，例如直接牽涉教育制度的「反國教運動」，背後至少有著快速集結的專業教師聯盟和自發的家長組織。

回過頭看，這些爭議與公民力量，在澳門幾乎不存在。

那麼澳門的情況是如何呢？如果說導致國民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應該在社會中尋找，可以想像澳門國民教育必定受建制與保守力量主導。

澳門盛行社團政治與侍從主義（Clientelism）。簡單來說，社會與政治領域，大部分由親政府的工會、商團、街坊會和同鄉會主導，這些組織樂於也積極傳遞愛國教育。

例如澳門最大的工會組織「工聯」，每年均舉辦祖國週等展覽活動；來自同鄉會的立法會議員，三不五時提案身份證要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教育要結合黨史等國教政策；澳門第一學府澳門大學，也不敢怠慢在2015年抗日七十週年，舉行盛大的「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活動。

澳門的民間力量如香港般同樣集結，卻是齊心合力搞好愛國教育。

除了社會結構因素，研究者亦提到另一個導致香港國教踢鐵板的有趣原因。即港府在推行國教改革的同時，亦在2009年推行另一項通識教育改革，該改革強調學生要有多元觀點和批判思考，也鼓勵老師帶領學生認識社會與政治議題。

然而這次改革的直接結果，是在社會抗爭不斷的當下，給予學生正當性在學校討論社會議題，甚至如作者所說，讓部份學生「更能同情和理解抗議者立場」。

為何官方要推行看起來不利國民教育的通識改革? 研究者沒有細說，可能是官方需要為國教置換公民教育的舉措提供理由，也可能沿於內部政策的不協調。

但無論如何，香港的國教改革仍要比澳門多變與波折，青年世代的國族認同，自然也非一面倒，而是相當變動，甚至對抗。

結語

本文介紹的研究似是點出又一個港澳似是而非的事情，即在澳門穩紮的國民認同，並不代表有著同樣優良的教育制度；香港方面，反之亦然。

國民教育是否成功的原因，從港澳的例子看，至少必須納入社會的現實狀況一起討論，與社會狀況脫節或全然相反的國教觀點，似乎也難以說服自由社會的孩子們。

與此同時，研究者亦同時帶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後續問題：即港澳這種「公民與國民合一」的教育政策，到底是否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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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簡版同步發表於中葡媒體《澳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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