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澳門年年有錢派，但這就是好的治理嗎？(中)：中國學者的詮釋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在上篇，我們提到世界銀行定義了什麼是「好治理」，即使並不完全符合發達民主國家的歷史事實，作為一種廣為被接受的「敍事」(discourse)，仍然影響力巨大。

就好比當年Microsoft雖然不是唯一一間開發電腦作業系統的公司，但當Windows成了兼容性最好的系統後，等於訂了行業標準，隨著市場佔有率的擴大，不接受Windows標準的軟件商，連做生意的機會都沒有。

不滿足「好治理」的國家，無論政府是民主或威權，都會感到壓力，後者因為合法性上的天然缺陷，壓力就更大。

對於威權政體而言，如果希望長期執政，就需要建構另一套競爭性的「敍事」進行抗衡，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Singapore Story」。中國共產黨亦一樣，例如在官方媒體《求是網》上，6月20日發佈了題目為《習近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文章，其中提到：

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構建一套有利自己的新敍事？

這裏以2018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學學者姚洋和席天揚主編的《中國新敍事》作為例子進行說明。在第8頁，姚洋首先提出了一個名為「中性政府」的概念，然後說：

所謂中性政府，就是當不同社會階層或政治集團之間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能夠選擇中立的政府。換句話說，中性政不會一直代表任何一個社會階層或政治集團，更不會被任何政治勢力所俘獲。

但是，這並不是意味着中性政府沒有自身利益，只是這些利益不受分散的社會群體的利益所左右。因此，與持續代表一個特定階層或政治集團的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采取有利於全社會長遠利益的政策。

然而即使政府是「中性」，沒有管治能力的話也是無法讓社會安穩，官僚的能力因此尤為重要。中國的官僚制度常被形容為是「賢能主義」(meritocracy)，那麼到底是如何選拔出能幹的官僚？在第14-15頁，姚洋說：

如上所述，黨在80年代就開始建立選拔黨政領導幹部的制度。2002年，這些制度被總結為《幹部任用條例》，經過2014年1月的修訂，這個文件改稱為《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這個條例詳盡地規定了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考核選拔程序。《條例》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必須堅持“黨管幹部原則”。

其他原則包括：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原則；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原則；注重實績、群眾公認原則；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依法辦事原則。各級黨委負責實際的選拔程序。

一般來說，黨委組織部和黨委書記是選拔工作的主要決策者。組織部先草擬一個小範圍的候選人的名單，然後與候選人以及他們的同事、下屬進行談話。在關鍵崗位如黨委書記和主要政府首腦的選拔上，組織部也會邀請剛剛卸任的老幹部進入考察組。

考察完畢之後，組織部向黨委推荐候選人，黨委集體決定最終人選。對於政府官員的選拔，候選人名單形成後，需要在地方人大進行投票確認。

最後是官僚的能力和政體正當性之間的關係。在第20頁姚洋接著寫道：

一個正當政體必須滿足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保證政治職位對所有人開放。……

第二個原則是保障個人表達、遷徙、結社以及擁有財產的自由……比如，一個善意的獨裁者可能會善待他的百姓，但是，這不能保證他的繼承者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如此一來，民眾就不可能接受這個獨裁政體正當性。

然而保護政治競爭和個人自由並不總是能夠保證一個政體的正當性。如果一個政體總是無法維持一定的政治秩序並改善民族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認為是正當的，而且，在一個競爭的世界裏，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

所以，一個正當的政體還需要滿足第三個原則，即能夠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決策和社會福利的改進等。

顯然姚洋要突出的是第三個原則，亦即所謂的績效合法性。我們在之前的文章已經指出過，如果用政治信任來作為合法性的測量指標，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任一直是很高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通過「中性政府」、「賢能主義」和「績效合法性」，姚洋由制度、管治和結果三個層面重新建立了一套不同於世界銀行的「好治理」的敍事。

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發現這套敍事和儒家文化中值得輔助共治的君主，在邏輯上有共通的地方，這也是為何姚洋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研究觀點有時候會「亂入」到中國哲學研究圈子中的原因。

而即便是按西方文明的觀點，姚洋建構的敍事和柏拉圖理想中的「哲人王」也頗為接近，假如他生在當代，說不定會覺得中國的制度更接近其理解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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