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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太小惹的禍:為何說澳門的小不利其民主發展?

(edited)
坊間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即澳門太濃厚的「人情味」剛好不利其民主發展,因為沒有秘密能在此躲藏。換個說法,就是你做了執政者不喜歡的「壞事」,很快就會被知道。難道體積太小真的是民主原罪?
作者:廖志輝(澳門學16號創辦人)

澳門的小是公認的。即使數百年來持續填海,目前澳門的總面積只有32.9平方公里,這個數字在兩百年前僅為2.78,澳門已經很努力了,但仍只有香港的33分之1和一個台北文山區的大小。

這麼小的地方,卻塞了68萬人,即每平方公里要住2萬人。如此,澳門既是學術定義下的「微城」(microstate),也是現實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

坊間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即澳門太濃厚的「人情味」剛好不利其民主發展,因為沒有秘密能在此躲藏。換個說法,就是你做了執政者不喜歡的「壞事」,很快就會被知道。難道體積太小真的是民主原罪?

想想又不太合理。看看民主治理的搖籃雅典,正是因為城邦不大而可以落實直接民主,讓每為公民就每個政策展開討論再達成共識;此外,不少研究已指出,世界上的獨裁者也對小地方較沒興趣,因為體積小,資源相對也少,略奪的動機相對不大。

雖說「雅典式民主」被視為民主起源,但都要補充多句,這種議政權是不包括婦女與奴隸的(Image: 搜狐)

所以應該怎樣理解面積人口大小與民主的關係?

「問題是在制度啊!」香港學者鄺英豪等人曾在2017年發表研究,指出在思考物理大小與民主關係時,應該將重點放在政體本身的性質,民主政體可以因為體積小而獲益;而本身是非民主的政體,同樣也會因為體積小而鞏固其非民主本質。不相信?看看下面這三個來自港澳比較的支持證據吧!

證據一:小到太易被控制

澳門的小,讓執政者更易維持管治菁英的團結。我們在之前的文章已說過,澳門在殖民時期已極度依賴由商人菁英建立的民間社團進行社會的間接管治,既為民間提供社會服務,民間也能透過傳統社團向執政者反映意見。當政執者在回歸後由葡人換為華人後,意識形態衝突消失了,新政府透過給予傳統社團領導人政治職位與財政支助,有效維持菁英團結。

而傳統社團亦樂於運用社會影響力,幫助政府引導輿論與收集(監控)社會意見。這種影響力,清楚可見於2009年《國安法》立法、2012年政制改革時輕易收集數十萬市民支持聯署的實況(須知道澳門只有60多萬人)。這些行為,在人口越稠密,人情味越濃厚的地方當然越易進行。

相反,同樣性質的傳統社團在700多萬人口的香港,自然難以維持其社會影響力。例如同樣由商人菁英組成的親政府政黨「民建聯」,其菁英在香港回歸後同樣被吸納成為管治團隊一份子,卻越發與基層社會脫節,無法如澳門般利用其影響力進行社會控制。香港在同樣的《國安法》立法與政制改革上,相對澳門自然是一波三拆。

證據二:小到難以存在反對聲音

雖然雅典的例子告訴我們人口少更易形成共識,但相對來說,人口少也代表意見單一、不同的意識形態難以存在,反對派因此亦難以生存,澳門的現象正是如此。

來看立法會與特首選舉的情況吧。澳門特首透過400位來自不同界別(如教育、金融界)的法人代表選出,而這些投票代表又選自各界別內部,內部如何協調出選,外界無從得知。

一個事實是,從回歸至今澳門從未有過來自民主派的特首參選人;至於香港,特首選舉方法大抵相似,但民主派在過去卻可以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中,穩佔約300人的選委席位,也曾成功在2007年和2012年分別推出梁家傑和何俊仁作為民主派的特首參選人。

澳門政治的死固在立法會選舉亦同樣出現。根據學者鄺英豪統計,2001年至2017年的歷屆選舉中,澳門的參選名單與選民比一直維持在1:13000左右,參選人數與選民規模比均無太大變化;相反,香港的參選名單與選民比例則在同期由1:84872,下降至1:44989,這樣的變化代表香港的政治光譜在不斷拉闊,新的建制派、新的民主派、新的本土派都一同加入選舉戰場。這樣的參選空間在小到窒息的澳門卻難以存在。

立會的死固亦體現在投票意向,根據2013-2017的數據,上圖顯示越靠左的議員越支持政府法案,可以看到大部份「左傾」議員都來自間接選舉或政府委任。 (Source: Jang, J. (2018).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oll Call Voting Behavior in the 5th Legislative Assembly, 2013-2017. )

選舉政治如是,日常生活亦如是。因為成為澳門反對派而遭遇困難的例子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存在。最經典的當如元老級民主派議員吳國昌,當年因為參選而失去銀行職位;近年的還有大學教授疑似因為參加社運失去教職、代表民主派的人權律師無故被襲擊等等。

回過頭看最近的澳門版DQ事件,其背後意涵也就不言而喻。

證據三:小到影響媒體自由

最後,小地方小市場也難以供養獨立意志的媒體,新舊媒體的情況同樣如此。

根據學者統計,至2017年為止,澳門主流紙媒親中比例高達8:1,而香港則為4:1。小市場下缺乏足夠的廣告收入,澳門傳統媒體傾向依賴政府的財政資助維生,或者直接由親政府的商人擁有,在前面提到執政者能夠利用政治與財政資源分配,維持商人菁英團結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存在完全擁有獨立意志的傳統媒體。

那麼向來被視為擁有更大自由度的網媒和新媒體又如何呢?

同樣根據學者統計,澳門網媒的親北京與親民主比例為1:1,但在香港則為0.6:1。也就是說,雖然澳門網媒的自由程度看似較紙媒高,卻仍然缺乏香港的優勢。實際情況下,澳門具批判性的網媒大概只有《論盡媒體》《愛瞞日報》(後者也在去年結束營運),它們一個的財政收入部份來自眾籌、另一個的生存則極大依賴民主派議員的收入貢獻。顯然而見,其與傳統媒體的最大不同便是有否社會支持。

《論盡》與《愛瞞》,一個善長調查報導、一個知名於其政治諷刺特色,兩者已是指標性的澳門獨立媒體。但兩者前途在近年政治變化下亦是堪憂,例如民主派議員被DQ後的《愛瞞》能否生存已成疑問 (Image: BBC)

香港網媒又如何呢?除了比例上親民主的網媒多於親政府(2017年數據),從百花齊放的獨立電台、到現實生活中的所謂「黃色經濟圈」、再到付費訂閱各種反對派人物產出的網上內容,實際上香港的民主派群眾已經在過去幾年的社運抗爭中,持續展示一個人口足夠多與強健的公民社會,在半民主政體下是如何支持多元聲音與媒體自由。

結語與反思問題

在政治學的政體分類中,港澳同樣被分類為半民主半威權的「混合政體」(hybird regime),因為兩者同樣有半民主的選舉與不完整的公民自由。但實際分析港澳兩地的社會控制、政治競爭與媒體自由等程度,香港要比澳門民主卻是不爭事實,箇中原因,似乎便是物理大小惹的禍。這樣的解釋簡單粗暴,卻也與澳門的現實經驗相符。

「大香港,小澳門」,既是媒體比較港澳事務的鐘愛標題,原來也有學術意義。

本文從三個面向討論了澳門的民主困境,如果你是澳門人,會認為那個困境最難改變?
A. 菁英團結下的社會控制
B. 反對聲音的存在
C. 媒體自由

#文章編號:5️⃣4️⃣

#Cover Photo: @thever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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