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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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化」究竟是什麼意思?(中)

(编辑过)
「行政主導」體制簡單來說,就是把立法和司法對行政的制衡減低到最小程度,理想情況下這能使行政變得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行政主導」在香港是失敗的。
前文提要:在上篇,我們討論了所謂香港在政制改革後將「澳門化」的議題,實際上不會完全跟隨澳門模式,而只是希望朝著相同的作用結果前進,即打造成與澳門一樣有效的行政主導體制。然而所謂澳門版的行政主導又是什麼?本文將從既有研究,對澳門與香港的行政主導格局進行檢視。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上篇我們提到所謂香港「澳門化」並不是指香港和澳門在「利益代表」結構上趨向同化,而是要香港達到和澳門一樣有效的「行政主導」體制。

那麼「行政主導」體制到底是什麼?學者出身,前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曾經指,行政長官在制度設計上擁有和港督一樣的權力。這些權力在《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中被具體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
1.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
3.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4.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命令;
5.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
6.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
7.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
8.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9.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10.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
11.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12.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13.處理請願、申訴事項。

由此可見《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極大的權力,同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有關立法會職權的規定:「決定議程,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試想如果立法會的成員多數和政府持同一立場,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6條第(一)款,只要出席會議議員過半的票數,法案就能通過。立法會很難不淪為「橡皮圖章」。而這正是澳門的情況。

澳門版行政主導

Source: Jang, J. (2018).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oll Call Voting Behavior in the 5th Legislative Assembly, 2013-2017.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4(2), 513-IX.

上面的兩張圖是台灣中山大學張晉赫,根據第五屆澳門立法會(2013-2017)的投票紀錄整理出來的表格。第一張圖片告訴我們議案的通過率高達82%,而第二張圖片則告訴我們議員的產生方法和他們的投票立場的關係,越往左邊越傾向投「贊成」,反之則傾向「反對」,可見「政府委任」和「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總體左傾,而四個特別右傾的議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他們是澳門所謂的「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區錦新、高天賜和梁榮仔。因此「行政主導」體制簡單來說,就是把立法和司法對行政的制衡減低到最小程度,理想情況下這能使行政變得更有效率。

Source: Fong, B. C. (2018). Executive-Legislative Disconnection in the HKSAR: Uneasy Partnership Between Chief Executives and Pro-Government Parties, 1997–2016. In Hong Ko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pp. 45-71).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從這個角度來看,「行政主導」在香港是失敗的。根據方志恆的整理,從董建華到梁振英三任特首期間的平均議案通過率只有約56%。背後的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香港的立法會在2021年改制之前的「直接選舉」比例高於澳門,而且「泛民主派」總是能夠在其中佔據多數席位。他們雖然無法主導立法,但因為《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6條第二款,規定議員提出的議案或法案修正案要同時在「功能組別」和「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都過半數才能通過。「泛民主派」因此可以通過提出法案修正案或者拒絶支持「建制派」提出議案的方式,對後者和香港政府進行制衡。

另外,和澳門政府與「建制派」以及後者內部利益較為一致不同,香港的「建制派」內部利益未必一致,他們和香港政府的利益也未必總是一致,例如2003年進行《基本法》23條立法時,自由黨的倒戈就使立法的過程一直擱置至今。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香港的選舉制度,會以目前看到的方式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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