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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大大救救我們」:澳門人訴諸中央背後的政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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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對國家領導人的別稱,或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感情的「祖國」,在抗議現場或是社交媒體,我們不難看到澳門人在表達不滿或情緒時動用國家符號的情境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承接本爐另一位作者廖志輝對澳門人身份認同的討論,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將檢視一個在過往間歇性出現,曾引起相當迴響但未曾得到妥善解釋的現象。

在前任特首崔世安任期間所出現的管治挑戰(如社會抗議事件,或特發的天然災害)中,相關抗議群體甚至社會主流意見其中一種回應策略,便是祭出各種形式的中央權威。不論是對國家領導人的別稱,或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感情的「祖國」,在抗議現場或是社交媒體,我們不難看到澳門人在表達不滿或情緒時動用國家符號的情境。

我們該如何理解此種相當具有「澳門特色」的舉措?兩位澳門研究者陳宇威及蕭家怡,正正就著此一問題進行分析。他們認為,澳門人之所以會有此一特定反應,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有關澳門身份認同的論述,在未有相應管治措施配合下,產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中葡交匯」下的潛臺詞

在討論澳門身份認同的文章中,廖志輝曾討論了澳門回歸初年特區政府建構身份認同的策略。為挽救回歸初年低迷的社會氣氛以及發展旅遊業的經濟需要,政府重新詮釋了殖民地時代的遺產,並以此建構了澳門作為歷史及文化意義上充滿中葡色彩的敘事。而與此種敘事互為表裡的議程,便是澳門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如何利用了充滿混雜元素的歷史及文化遺產,以建設其經濟結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主軸—旅遊業。

由於此一安排事實上是中央對澳門所訂立的特殊經濟優惠政策,因此在澳門所達到的經濟成就中,中央的角色可謂是不可或缺。同時,經濟的蓬勃發展,亦印證了「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施。透過中央角色以及「制度優勢」的互相強化,特區政府藉此加強了澳門人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感。

而對於國族認同感的強調,亦具體地反映在特區政府的政治論述中。兩位作者在分析2000年到2019年兩任特首(何厚鏵及崔世安)的歷年《施政報告》前言中,發現了兩個重要的趨勢。第一,在約賭權開放前的時期(2004年前),特區政府較為強調澳門社會在政府管治中的角色;在此一分水嶺後,特區政府則轉為強調中央政府的支持。第二,在兩屆政府當中,崔世安相對何厚鏵而言較常提及中央的角色。

論述上的兩種轉向,事實上反映了特區政府管治策略所遇上的挑戰及變化。相比起回歸初年相對穩定的社會氛圍,從2000年代中期起的兩次五一勞動節大遊行起,特區管治的「不穩定因素」似乎正不斷增加。有見及此,政府於是嘗試透過澳門人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感,以此來鞏固特區管治的正當性。

作為一種管治策略,訴諸國族認同在不滿尚在蘊釀之時,固然尚能有效維持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但民間在持續缺乏監督政府施政的渠道下,一旦特區政府管治的問題不斷累積,國族主義將逐漸以與政府原意相違的姿態,被民間挪用作為表達不滿的新策略。此亦說明為何在民調當中,澳門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下降之時,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反而更加鞏固。

雖然針對澳門或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在歷年看均呈下降趨勢,但相對澳門政府,澳門人對中央的信任度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較為穩定與持平(Source: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國族主義「出口轉內銷」的三種面貌

而澳門人如何在社會事件中,具體地再利用了國族主義?在三件曾引起相當迴響的社會事件中,兩位作者觀察到國族主義情緒如何以不同形式,成為澳門市民政治無力感的宣洩出口。

首先,在為眾多澳門人詬病的輕軌建設中,工程的嚴重超支及延期,以及長期施工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早已令民間產生相當不滿的情緒。但由於立法會在議席分配及其監督權力,並未能有效監察政府施政。政府效率的低下,再次令澳門社會產生對政府貪污的懷疑。故此,一部份社會意見認為中央官員應來澳「打貪」,以期中央政府能介入澳門事務,彌補特區政府的不濟。

而在2015年的「海一居事件」當中,「部份聲音」則進一步演變成為小業主們抗爭的策略。由於發展商並未能在土地批給期限內完成住宅興建,故此特區政府按照新的《土地法》收回土地。已預購單位的業主們,在面對無法收樓的情況下,曾多次發起示威行動,並曾與警察直接衝突。

除此以外,抗議業主們的抗爭手法亦動用了形形色色的國家符號。透過如「中央政府/習近平主席救救海一居」、「愛國愛澳」、或是引用中央高層的言論等,業主們透過借中央「主持公道」的方式,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再一次地,特區政府(對小業主們而言)的表現,成為了民間借中央符號以投射不滿的契機。

而令民族主義情緒急速升溫的,則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2017年颱風天鴿重創澳門,造成了嚴重傷亡及破壞。風災過後,澳門市面日常運作幾乎全面停頓,自來水、電力及網路供應一度暫停。氣象局由於未能準確判斷颱風強度而令居民疏於準備,成為了澳門居民的共同不滿所在。

左圖:天鴿風災解放軍進駐澳門畫面;右圖:海一居買家手持「習主席:請救救澳門水深火熱的市民」紙牌抗議(Image: 《論盡媒體》)

此時,特區政府提請駐澳解放軍出動救災,則再次成為了澳門人聚焦的對象。兩位作者發現,澳門網民對解放軍協助救災一事,大多有相當正面且帶有濃厚國族主義意味的修辭,如「感謝祖國」、「為人民服務」等。此些事例除再次展示了澳門人強烈的中國認同外,還與特區政府的表現產生強烈的對比。

小結:唯一的出路?

從以上三件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澳門政府及社會一種特定的互動模式:特區政府透過強調中央角色以鞏固其正當性,但由於此種論述並未得到有效治理作為支撐,故此澳門社會反過來利用中央的符號,利用國族情緒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兩位作者認為,雖然此種情緒或許減低了未來區域融合政策實施的阻力,但訴諸中央長遠而言卻不利於「高度自治」的實施。

有趣的是,對特區管治亦構成了一定挑戰的新冠疫情,似乎並未令澳門居民訴諸中央協助。如早前的全民檢測中,廣東方面亦派員來澳協助檢測的進行,但就筆者的觀察,澳門居民並未如天鴿一事般有強烈的國族情緒;「感謝中央」的言辭,在本次檢測中似乎相對有限。或許此正意味了特區防疫體制的迅速動員有效地防堵疫情爆發所致。至於此種轉變孰好孰壞?請參考我對最近一波疫情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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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社會科學和歷史背景的作者,嘗試訴說一座名叫「澳門」的看不見的城市。它的故事不止關乎自身,也關乎背後的帝國和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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