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疫情關鍵詞（二）：疫情時間點的意涵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前言：論時間的重要性

在前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及社會在兩地的抗疫工作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到底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上文曾談到先前事件對兩地走向的影響：香港由於反送中運動的遺緒（如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運動時期的組織及資源分配網絡），令民間在疫情初起之時，自發地組織由下而上的抗疫工作。澳門則是憑藉博彩業所累積下來的龐大資源，令政府得以主導防疫工作。在此意義上，疫情在甚麼時候爆發，對兩地的分道揚鑣有相當重要的效應。

本文則嘗試進一步探問時間點對於兩地疫情發展的意義。透過一些平行時空式的反例，我們或許更能理解時間點的重要性。試設想，如果疫情在崔世安任內時爆發，他的表現會令澳門人把他稱作「崔爸爸」嗎？如果疫情在反送中運動前出現的話，當時香港的政治低氣壓，會令民間自發起組織防疫工作嗎？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在平行世界當中的事件具體而言會如何發展，但這些假想更為重要的意義，是揭示事件甚麼時候發生，將會影響事件如何發生。基於此一命題，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考察疫情的時間點對港澳兩地各自的意義。

澳門：有比較才有傷害？

賀一誠於2019年12月20日，亦即澳門回歸中國二十週年紀念當天，就任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約一個月後的1月22日，澳門出現第一宗肺炎確診案例。在上任不久之際便遇上疫情，或許對新任特區政府的管治造成極大挑戰。但從事後回看，當時澳門人似乎普遍對澳門政府的表現感到滿意。此種反應除了與政府迅速應對外，換屆的效應在當中亦扮演了一定角色。

首先，以前任政府作為衡量現屆政府表現的參照點，反而為現屆政府施政帶來意外的優勢。在經歷崔時代的一系列失誤（包括反離補事件、天鴿風災）後，澳門市民普遍對「新人新氣象」抱持相對正面的看法，令政府在疫情時得以順利推行較「激進」的措施。在如暫停博彩業營運此種大刀闊斧式的緊急措施時，當時澳門政府所遇到的阻力相對較少。

崔時代的失誤亦形塑了澳門人的認知框架。上屆政府在「把標準降低」後，令本屆政府雖不至於可以蒙混過關，但如果政府能「走在正確的道路」的話，所獲得的正當性效應將被放大。由澳門人對政府應對疫情表現的讚許，及把行政長官視為「英明領袖」上則可見一斑。政治蜜月期不單並未因為疫情的突然來臨而驟然中斷，反而受惠於兩任政府的比較而延長。

個人魅力亦是崔時代難以想像亦難以實行的夢想。從澳門人對崔世安所改的一系列綽號及精華輯錄上，便可得知崔世安在澳門人心目中的地位。相較之下，賀一誠的「英明領導」，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政府一直以來只依靠施政表現來獲得正當性的壓力。透過提供了正當性的另一種來源—個人魅力，賀政府在疫情早期仍能維持相當高的威望。疫情來臨的時間點，對澳門政府而言或許仍能應令。

香港：防疫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就香港的疫情發展，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社會運動與疫情兩者之間的關係。雖然運動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政治及社會的格局，但我們或能借助一個與2020疫情相類似的例子，來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2003年香港的發展，恰好與2019至2020年的事件順序相反。在2003年中，非典肺炎疫情正好發生於當時香港回歸以降最大型的社會抗議—就《二十三條》所發起的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前。陳韜文與李立峯就香港2000年代中社會運動的研究顯示，董建華政府在非典型肺炎中的差劣表現（當時香港為中國以外的最大疫區）及香港在疫情中的衰退，令社會不滿早已累積。當疫情完結加上政府嘗試為國家安全進行立法（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規定），這些情緒進一步構成了七一遊行廣泛動員的必要基礎。

2003年對2019及2020年有甚麼啟示？社會不滿在反送中運動時已被充份動員，早前亦已討論過運動期間的組織基礎，如何成為民間自發抗疫的資源。另一個影響更為深遠且延續至今的效應，是香港社會對政府的充份不信任，令政府的防疫工作充滿困難。在近乎每項防疫政策皆遭到社會質疑的情況下，香港政府除了通過強制力執行（如限聚令、封區檢測）外，似乎並無法令香港社會自願地服從政府的防疫措施。從香港政府常掛在口邊的「防疫被政治化」論調中，正正可看出社會運動發生於疫情之前的意涵。而即使疫情似乎正陸續出現解方（疫苗），但此議題在香港仍有高度爭議性。這有相當一部份是建基於既有政府與社會的裂痕上。

小結：然後呢？

在上文當中，我們回顧了疫情在港澳發生的時間點，對兩地疫情後續發展的效應。除了作為一「點」之外，時間作為一個過程，亦充份展現在疫情的發展中。港澳疫情迄今，已踏入一年六個月，對兩地亦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到底為時甚久的疫情對兩地造成了何種影響？讓我們於下篇文章中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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