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anhe1906

修正傾向的小布爾喬亞

当他回忆过去,只有尸骨堆积如山

【一则《时间的噪音》与《见证》的微型比较摘抄】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去世次年,其口述回忆录《见证》出版于美国,在冷战双边都掀起了涟漪。官方叙事里的人民艺术家形象被消解,由回忆录构建的“反动”形象也因口述记录者索科洛夫“叛逃”西方而面临质疑。几十年后,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第三人称形式描摹肖斯塔科维奇的记忆,试图重塑事迹,以复观其人在历史中的自我确证。当历史材料和小说想象将人物卷入叙事的漩涡 ,读者如何确证其中的真实?


1906年,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生于圣彼得堡,童年记忆与革命、暴乱、饥荒相连。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处女作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1936年,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改编自列斯科夫同名小说)被真理报一篇名为“混乱而非音乐”的文章粗暴批评。其时,肃反运动已经开始,斯大林将党内斗争外扩,枪毙名单上出现各界知识分子的名字,真理报的批评可以等同于死亡点名。但肖斯塔科维奇活下来了,后来他又活过了二战,活着看到斯大林死去,活着拿到了许多勋章、以及更多不再危及生命的批评和谩骂。等他去世时,唁词称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忠实信徒”,但他留下一份口述回忆录,由记录者,他的门生所罗门·伏尔科夫送至西方出版。“我曾以为我想表达的都在音乐里了”,但是不行,还需要配上歌词。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怒。“大师”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美。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子’或卢比扬卡,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时间的噪音》第60页
在斯大林画像前给战斗飞行员们弹奏


如今,我不能忍受粗暴,哪怕他是所谓的伟大的艺术家。我最恨粗暴和残忍。我认为粗暴和残忍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很多,斯大林便是其中之一。[...] 使我感到难受的是,这些虐待狂者总是有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典型的例子是托斯卡尼尼。
我讨厌托斯卡尼尼。我从来没有到音乐会听过他指挥,但我听够了他的唱片。我认为他对音乐的处理是可怕的。他把音乐剁碎了,然后在上面浇上令人恶心的调味汁。托斯卡尼尼给我“面子”,指挥了我的交响乐。我也听过这些唱片,它们毫无价值。
我读到过描写托斯卡尼尼指挥风格和他指挥排练时的作风的资料。那些形容他的可厌的举止的人为了某些理由反而对其感到愉快。我简直不能理解。
我认为那种举止令人生气,不是令人愉快。他对音乐家又叫又骂,并且以最不体面的态度大吵大闹。可怜的音乐家们必须忍受这一切胡闹,否则就会被解雇。可是他们甚至开始在其中看到了“某些东西”。
当然,你对比必须习惯。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则哦到嘲骂,那么你要么就是逐渐习惯它,要么就是发疯。只有坚强的人才能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可是在乐队演员中又有多少真正坚强的人呢?集体演奏的习惯培养的牧群的本能。
——《见证》第56页
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访美期间,在麦迪逊广场上演奏。

他和阿赫玛托娃也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他邀请她来热皮诺会面。她来了。他沉默地坐着;她也是;这样过了二十来分钟,她站起来,走了。她后来说:“好极了。”
关于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释,在沉默中,言尽乐起;而且,乐也尽了。有时候,他将自己的处境与西贝柳斯的相比,西贝柳斯在人生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没有写任何东西,相反,他就待在那里,象征着芬兰人民的荣耀。这是一种不错的存在方式;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沉默。西贝柳斯显然满心不快,自轻自贱。据说,他将自己留存下来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释重负。有道理。就像自轻自贱会跟酒精相连,一个刺激另一个。他太知道那种联系、那种刺激了。
关于阿赫玛托娃拜访热皮诺在这个版本中,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好极了。”如果她真的这样说了,她是在做白日梦。但那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后人该相信什么?有时,他觉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时间的噪音》第97页
尽管我们有那些相同之处,要我和阿赫玛托娃谈话仍然叫我为难。不妨说说那次“历史性的会见”。别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马罗沃为我安排了一次与阿赫玛托娃的历史性的会见,结果出现了相当尴尬的场面。我们都没系领带——反正是在乡间。他们曾劝我在同这位有名的女诗人见面时穿得像样一些,可是我说:“算了吧,反正来的是一个胖老太婆。”我对这件事很不在乎,穿的衣服既不讲究,也没系领带。等到看见阿赫玛托娃时,我感到紧张了。她像个贵妇人,一副高贵气派。这位著名的女诗人穿得极为讲究,看得出她是为这次历史性会见着意打扮了的,她的举止也是恰如其分的。而我,连领带也没打。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光着身子似的。
我们默默地坐着。我沉默无言,阿赫玛托娃也沉默无言。我们什么也没说,坐了一阵就分手了。我听说她后来说:“肖斯塔科维奇来看我。我们谈得很多,什么都谈。”
历史性会晤大抵如此,别的是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加进去的。
——《见证》第346页
中间的老妇人是晚年阿赫玛托娃,左一青年是《见证》记录者所罗门·伏尔科夫。摄于1965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一次,一个轻骑兵诱拐了将军的女儿。不知更糟还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将军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决了问题:首先,他宣布婚事无效;接着,女孩的贞操被官方恢复。在大象的祖国,什么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他并不认为有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奇迹,能恢复他的贞操。
——《时间的噪音》第119页
最好不要谈什么纠正错误了,因为只会越纠正越糟。更重要的是,我喜欢“恢复名誉”这个词。当我听到“为死者恢复名誉”时,我更受感动。但是这也没有什么新鲜。有一个将军向尼古拉一世诉苦说,有个轻骑兵诱拐了他的女儿,甚至结了婚,但那将军反对这门亲事。皇帝想了一会,说:“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大家要认为她是处女。”
不知怎么的,我还是不觉得自己像个处女。
——《见证》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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