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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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晚会”:真正好笑春晚的来来去去

从想笑不能笑到想笑不能笑
“万民安康辞鼠年,欢歌笑语迎牛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刚刚过去的除夕之夜如约与观众见面——央视网

过完除夕夜,尽管“春晚”已经不再是人人必看节目,网民们对2021年“春晚”的讨论仍然热烈。相声节目笑点迷茫,包袱毫无新意也完全不响;小品话题尖锐,大量启用娱乐明星助阵,给出的观点却是“何不食肉糜”;舞蹈杂技类节目不温不火,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被删除的杨丽萍舞蹈以及元宵节地方卫视的传统文化节目力压“春晚”引发争议。由此,一年又一年“普通却自信”的春晚节目总是引发争议,已经不足为奇。

冷锋与叶问的《杀破狼》其实是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观众如是说。

早在“春晚”播出前,各种视频网站上就出现了所谓“押题”视频,通过对临近过年的时事热点分析,模仿“春晚”的节目样式设计,预测春晚节目可能涉及的话题,这些内容集中在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即相声和小品。

这些视频的作者显然至少得是春晚的“忠实观众”,他们对“春晚”的节目形式已经相当熟悉,撰写出的剧本台词也相当有“春晚”的味道,评论区用户高呼“春晚没有你我可不看”。


这可以称作一种独立的新meme:中国官方春晚语言类节目模仿。


“押题”视频的风格与春晚可谓是相当接近:通过贯口式的台词对仗,略带浮夸的抑扬顿挫,接地气的“官腔”、擅用俗语歇后语——对语文课本的活学活用。“形而上”紧扣热点,一比一强制反映社会问题——给出符合官方态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官方答案。配永远脸谱式的人物设计——却在故事的最后配合剧情与政策上演惊天川剧变脸,充满逻辑却毫无实际意义。

“春晚”的形式也诞生于经验主义,即曾经成功的经验被程式化保留:一而贯之的方言运用之南腔北调——尤爱东北话和刻意放大细节的南方普通话——某种程度上只是由于早期成功的节目演员恰好使用了某些方言。

倪妮的小品除开外表可能大概也许也不算没有深度,观众如是说。

年轻一代网友每天面对各种社交平台、媒体网站的狂轰,对于各种段子和梗的熟悉程度远超任何春晚编剧。很多人与其说已经在践行“过年不看春晚”挑战,不如说是“过年不看春晚语言类节目”挑战。


谁还在看春晚,谁还在看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流行音乐向粉丝化演变,新媒体技术融入创造更多技术类节目,而春晚的语言类节目正在走向一个完全不受观众喜欢的阶段:

中老年观众有的还坚守在逐字逐句分析语言类节目的第一线,他们习惯了这些“为表达而表达”的语言类节目风格,因为被生活里和春晚节目一样太多“脱裤子放屁”的琐事磨平了脾气,所以也并未想从晚会上找到真正的快乐。

青少年观众则是“无笑不欢”的一代,他们宁可去追求俊男靓女的荷尔蒙诱惑,也不愿对着让人完全笑不出来的语言类节目“体会快乐”。


语言类节目作为春晚的“头把交椅”,正在从神坛直接跌落到“痰盂”。


现在春晚很多时候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算不上,只是在人们感到喉咙里粘稠恶心、想要一吐不快时,拿来承接秽物的容器罢了。

在导演组和各位编剧冒犯了中国人的各种群体之后——肥胖群体、“求爱未成”群体、不恋群体、不婚群体、丁克群体、阴柔化群体,甚至泛东北人群体——尽管东北人几乎在每年春晚都会被多少冒犯——我们才意识到,这是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58年5月1日,三年困难时期前夕,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座谈会和歌舞节目的名义开始试验播出,“北京电视台”即今天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三年困难时期中,广播电视行业也开展“电视会战”,各地兴办电视台、转播台,上马了许多大的建设工程。

由于进口电视机停止,国产电视机被列为高级消费品、禁止社会集团购买,电视的观众极少。随着政治运动的减缓,各地电视台的跃进不久遭到挫折。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逐渐进入尾声。为了人民休养生息,中央对政治、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此时,北京电视台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1961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侨会议”,倡导“双百”方针和文艺民主。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精神紧张、情绪不大好的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广播电视节目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则进一步提出,要创办一些在电影院和剧院买票看不到的节目。文艺组组长笪远怀将领导的话记在了心上,他决定要办一个相声晚会。“既然要让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会’吧。”


为了缓解压抑的社会情绪,北京电视台特地在1961年到1962年间,举办了三次“笑的晚会”。


这三次“笑的晚会”宗旨是“有益无害”,内容以相声、小品和滑稽荒诞表演为主,在当时引发了热烈的反响。

第一次“笑的晚会”在1961年8月30日晚上8点举办。这次晚会主要相声演员的表演,亮点是“京津”两地相声演员首次电视同台,精彩纷呈。晚会播出后,观众写来了100多封信,大加赞扬,要求再办。台里决定在1962年春节前再办一次。二十多岁的年轻播音员赵忠祥坐在现场观众席中:“当时我的那种感觉,就像足球学校的一个年轻运动员看马拉多纳一样。”

随后,吉林省也模仿北京电视台的风格,推出了“长春喜剧周会”和“笑的晚会”。曾参与过晚会的长春相声演员王祥林后来在微博上回忆说:

“您听相声哈哈一乐,就把欠人钱的茬儿就给忘了!”这是让老百姓多乐一乐,把饿肚子的茬儿给忘了!
第二次“笑的晚会”,导演王扶林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小品中获得灵感,认为这才是百姓真正“买票也看不到”的节目,于是把“小品”这一艺术形式第一次搬上电视荧幕,距今整整60年。王扶林还第一次设计了茶座式的演出现场: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春晚”。
第三次“笑的晚会”,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最为著名的就是王景愚等人设计演出的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把全场气氛推向“笑”的高潮。

“笑的晚会”实际是如今“春节联欢晚会”的前身。晚会结束后,在主创人员为现场观众们的反应高兴时,转折点突然落下。


“无益多了,便也成了有害。”


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有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首都”播出的。

“笑的晚会”最终被带上“庸俗低级”的政治帽子遭到否定,中国电视晚会的开端终成昙花一现。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风波结束后,有关人员陆续平反,回归岗位。直到1983年的春节,原本的职工联欢变成观众点歌的现场转播,“春节联欢晚会”六个字的决定,意味着“笑的晚会”重新接续,把新的“文艺毒草”重新带到了观众面前。

这次“春晚”上,姜昆和刘晓庆作为年轻人和其他两位参加过“笑的晚会”的“老人”同台主持。春晚前,马季说服了被批斗过的王景愚重新表演“吃鸡”,获得满堂笑声,这距离上一次“吃鸡”,已经过去了21年。紧接着,春晚的红幕一次又一次拉开。


1984年,陈佩斯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7年,牛群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9年,宋丹丹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90年,赵本山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93年,郭冬临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0年,贾玲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2年,沈腾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3年,郭德纲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1984年6月,马季、姜昆等人整理出版了相声集,收录了大量改革开放前后新近创作的相声与评书作品。这本书的提要写道:“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也应该多一些欢乐的笑声……当你读着这些作品时,犹如步入了欢快的晚会。”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笑的晚会》。




之后,许多地方的节目演出、晚会活动等,常常起名为“笑的晚会”,稍加搜索,就能获得数十个名字相同的选项。名字这样直白,显得有些缺少牌面,但是敢于取“笑的晚会”为名,就证明晚会的实际意义所在。而多少那些取名曲折秀丽的晚会盛事,能够让人稍微的笑上一笑呢?

如今的春晚,甚至不如那些B站上的“押题”视频来的好笑。活动编排可以为政治任务所布置,但人的情感往往难以摆脱自然的视听。当笑被禁止,人们依然要笑;但当笑被强制,人们却笑不出来。


从想笑不能笑到想笑不能笑。看完春晚,你笑了么?


文献参考
《1962年笑的晚会:那年的春晚》 中国新闻周刊
《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三版)》 郭镇之
《1962:中国“春晚”诞生秘事》 文摘报
《忆1962年“笑的晚会”》 王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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