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来信

我爸站在汉口站出口处，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人群黑压压一片，他一抬手，我才看到，内心其实有点愧疚。那是 1 月 14 日。大概半个月前，就已经有消息说，武汉出现一种不明原因肺炎，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市场离汉口站只几百米，我爸没有戴口罩。他抬起的手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过去了。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为继续北漂或是回武汉安居争吵。我今年 30 岁，从武大毕业后到北京待了七年，去年底刚从一家媒体机构离职。我爸希望我做个决定。事后想来，这些争吵都显得无足轻重。我们没吵出什么结果。走进小区院门，沿路两排长了二十多年的梧桐被砍去枝干，空落落的。有居民投诉，说树枝可能砸伤路人和停在两旁的车。那些梧桐就被砍秃了。

这让我很不开心。封城后，他们光秃的截面是我唯一能看到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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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武汉市民可能都是到 1 月 20 日，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那天钟南山说，新冠肺炎是可以人传人的，已经有 14 个医护人员感染。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徒然增至 136 例。这和我们之前能读到的消息截然不同。我爸不再出门和老友打牌。我妈知道要戴上口罩再去买菜了。我则决定取消原定 1 月 25 日飞往柬埔寨的航班。

封城的消息在 1 月 23 日凌晨两点传来。市防控指挥部的通告只有两三百字，”解封日期另行通知“，这句话令我气愤。关于公交系统关闭后医护人员如何上下班，患者如何求医，市民们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没有任何解释。我妈倒不怎么惊慌，她可能觉得封城只是暂时的，要紧的是买菜。

离家最近的超市骑电瓶车去大概 10 分钟。早上八点，结账的队伍已漫出路面。旁边的药店不停把人往外推，说消毒水已售空，只剩 30 元一包的普通医用口罩。蔬菜区什么都没有，鲜肉区要排队，只有鸡蛋、牛奶、大米和零食可以拿上就走。我妈装满了所有帆布袋，出门时遇上神情恍惚的对门邻居。门口的购物篮已经被抢光了。

朋友圈里很快开始流传本地慈善志愿车队的入群二维码，由尚无症状且拥有私家车的本地市民组成，按 13 个行政区分区行动。相比之下，直到 1 月 24 日晚上，武汉防控委才发出第七个通吿，说要调度 4000 台出租车，分配给各社区中心。我们又从《财新》和《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里得知了更多事实：数量不够的试剂盒、艰难的确诊、短缺的床位以及因此到处行走的感染源。

越来越多的医院求助截图也出现在微信群里，又被人汇总成公众号文章、微博帖子。物资告急的程度令人难过。医生不敢吃饭，因为防护服不够用，脱了就得换新的。一个口罩带两三天。没有口罩就用手捂着。不少医院绕过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自己发布了求助海报。有标注汉口殡仪馆身份的人说，从收到的尸体判断死亡人数是公示的 5 倍。微博国际版上有人发视频，三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躺在医院过道里，两侧或坐或立着戴口罩的人。录视频的是个女人，汉腔里带着哭腔：“市长热线打不通，尸体没人管，医生忙不过来，医院领导找不着。”有人开始辟谣。但关在家中的我们获取实情的方式，除了严肃媒体报道，就靠这些真真假假的截图。

封城 48 小时后，我查了查湖北省卫健委和武汉市卫健委都在干什么。省卫建委 23 号更新了一篇问答，全是关于如何自我诊断、自我隔离的科普。市卫健委没什么更新。市防控委发了 6 个通吿，包括封城、社会捐赠官方渠道、网约车出租车停运、关闭过江隧道。负责医疗物资对接统筹的武汉红十字会和其它的武汉市慈善委员会，没有更新过往来信息。

除夕那天中午我们吃得很丰盛：炸藕夹、竹笋炒木耳、排骨藕汤、炒苦瓜、炒白菜、红烧鱼。每人一只盛有椰奶的玻璃杯。我妈让我从两只新碗中选一个更喜欢的。“来碰杯！”三人举起手来。“身体健康“、”找到好工作“爸妈说，笑嘻嘻的。我有点恍惚。这是除夕，但外头只有雨声，没有鞭炮声。明明身在家中，但手机和电脑里看到的那个世界却显得更真实，才是我唯一能了解真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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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再读《方方日记》时，我总会想起 1 月 28 日她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所说的话。“从心理上来说，武汉人最紧张最慌乱最恐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年初一。”她那时显得很乐观，完全不像会说出“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种话。后来我们知道，才过去十几天，《方方日记》就成了人们释放焦虑或是寻求真实的某种避难所。

1 月 31 日，鲁磨路救援队宣布停止活动。另一个叫“武心援”的志愿者团队也将关注点从物资援助转向了患者救援。这是因为物资管控变得更严格了，部分由军队接管，民间介入能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有限。那天早上我收到的另一条消息来自物流公司老板老张。我们是去年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老张告诉我，他母亲 6 点 40 分在医院过世了。由于拖太久才等到床位，肺部已经全白不能工作。他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之子。他也担心自己的公司能否撑到解封：每个月单是工资就要支付 40 万元，仓库和办公室年租金则要 80 万元。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老张的事之后，我打算开始做志愿者。家里没有口罩，我也害怕出门会传染父母，所以活动仅限于线上。微博肺炎超话下的求助信息已经数不过来，志愿者们经常直到凌晨四五点还在打电话。2 月 4 日晚上，洪山体育馆的方舱医院连夜找去 200 多个志愿者搭出 1000 个床位，开始收治患者。但我们仍然感到非常无力。床位明显不够，能做的只是告诉患者：一定要想办法做 CT、做核酸测试，尽快确诊；危急的情况要去微博求助；要不停打电话催促社区、卫健委、防控部；所有能填写的表格都要填一遍。

一位朋友在《人民日报》志愿者团队里，不过只做了几天就感到身心俱疲。她的工作内容是确认求助信息，同时筛选上报最危急的病例。比起那些年轻且一家多口感染的，70 岁以上老人可能无法被排上优先级。她打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这样的：患者刚在家里去世，家属联系 120，但要等 120 来开具死亡证明，才能联系殡仪馆。而即使打 120，也还是要排队，有时排到 300 多号。

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我们还遇到过一次突发状况。有三十几个确诊轻症的老人原本被送去方舱医院，但医院已经住满，并且只收治 18 - 65 岁的患者。接送的车辆是一台改装的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武昌火车站停车场就下班了，而老人们则无法回家。这时已是凌晨 12 点半，我们分头打电话：市长热线、110、120、卫健委、防控部、城管。都无法得到立刻派车解救的答复。直到凌晨 2 点半，通过联系每个老人所在的社区以及愿意接送患者的志愿者司机，我们才终于找到所有老人。社区只负责上报患者信息，卫健委只负责筛选信息、分配床位、联系患者和医院。社区与医院之间的那个真空地带，成为类似事件的温床。

方舱医院不断增加、高校和酒店被征用为隔离点后，求助床位的患者越来越少，但一直被忽视的非肺炎患者却成为另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且直至 3 月初都尚未解决。

有位患者只有 37 岁，是个 5 岁女孩的妈妈。她 2 月 4 日在武大人民医院做完最后一次透析后，就再也找不到能够继续做透析的医院。人民医院的说法是，需要上报到市血液透析中心等通知。指挥部通吿里虽然发布了六家血液透析定点医院，要么说还没有改造好，无法收治；要么也要等市血液透析中心通知。而社区则迟迟无法安排车辆去做核酸检测。2 月 12 日，在 8 天没做透析后，这位患者死在了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外，她先生的车里。

一开始我不和父母谈论这些事。不过封城越久，就越避免不了谈论生死。我们所住的小区里已有十几例确诊，两例死亡。父亲有位认识已久的朋友，武汉电视台记者，大年初一去世。还有全家四口感染去世的湖北省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也是他读党校时认识的同学。母亲有位高中学弟，已在美国定居，今年回武汉过年，大年初一也离开了人世。

我们楼上还有位邻居，他们今年特地去美国看女儿，一家三口开车去加拿大游玩。现在也因为湖北人的身份被隔离在边境，不知何时能重获自由。

我们聊着这些消息，也不知该把话题往什么方向引。我爸后来习惯了坐去阳台，边抽烟边刷小区微信群，一门心思投入到家庭饮食的团购里。我妈则学会了如何给学生上网课。笔记本内置的麦克风质量不好，她只好不停朝电脑屏幕低端的那两个小孔大吼。这是她最后一年任教，明年就退休了。我妈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也没想到自己任教的学校会被征用为隔离点，学生们会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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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的工作经常到深夜才结束。一些陌生人或是久未联系的朋友常在这时候来闲聊。每个人似乎都有很多话想说，打头都是“武汉怎么样了？”，但话题最终也不一定关于疫情。

沈阳人灰狼蹲在他的店里，有时和我说说话。他和几个哥们有支乐队，叫满洲飞儿子，用合成器、人声、吉他、鼓声等混合起来，唱得都是属于北方的失落。他们有家叫仙境俱乐部的店，一开始是家咖啡馆，后来也卖卖演出的票、组织一些活动。疫情期间，他们还待在店里，各做各的事，试图维持某种日常，又像是待在某个梦境里。灰狼也是武大毕业，有天晚上忽然问我，东湖风光村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段时间他在那里住过。风光村破破烂烂的，但很有人情味。后来我们发现，东湖风光村去年早就被拆掉了。现在那里只有些断强和破烂，倒不用担心有没有独居老人吃不上饭，或者患了肺炎的患者无法联系到社区。

初中同学小张已经定居意大利，是某银行米兰分部的一位经理。最近他也高烧咳嗽，不知该如何求助。意大利政府于当地时间 3 月 8 日发布新法令，宣布伦巴第大区及分布在威尼托、艾米利亚-罗马涅、皮埃蒙特和马尔凯大区的 14 个省都“封城”。小张所在的米兰是重灾区，感染人口占意大利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但银行仍然要求他们正常上班，路上也很少有人戴口罩。小张有些后悔之前没给自己留几个口罩——3 月初，他刚收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的感谢信，感谢他作为在意募捐联络人，给医院捐赠了数千套防护服和 1000 多只 N95 口罩。

传感器销售公司的一位李经理有时也来聊聊。封城初期他卖卖口罩，由于有位朋友正好是额温枪厂商，前几天他又卖起了额温枪。但他在心里给自己设了一个道德底线：口罩只加价三到五元，额温枪每支也只赚五元。口罩利润低，卖了一个月只赚了几万。额温枪则不同：起订数大，利润高。卖出 25 万把能赚 100 多万。朋友们都和他说，趁这几天说不定可以把这辈子的钱都赚了。他也心动，但做着做着也感到有些恶心。市场里“倒爷”多，不少手上没钱但盼望着空手套白狼的家伙。还有的机构负责人在谈买卖时还要求高额回扣。

”这算不算国难财？”李经理时常问自己，但没有找到答案。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告诉他武汉的雨断断续续下了四五天，楼下的玉兰花已经开了。他送给我一本冯骥才的《100个人的10年》，说你就把自己当作未来人的眼睛，这些正在发生的历史都该好好记录下来。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