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常识

“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灵魂在故乡”，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朋友在喜庆的饭桌上，用这句话幽默地概括她在西藏的感受，话音未落，集体喷饭。不错，这就是在高原的感觉，也应该是这种感觉，如果你有高原反应的话。然而似乎又隔了一层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对于在百联又一城吃着日本料理的人来说，西藏，只能是一个形容词：神秘、圣洁、永恒，或是灵魂吧。那些藏在褶皱中的村庄和生活的人们，永远停留在历史的黑洞中。

八月在康藏旅行时，听同行人说台湾学者王明珂碰巧也在那里考察，但在一个县的面积就上万平方公里的甘孜，这种碰巧似乎并不意味着能有幸相逢。好在另一种相逢不会被时空阻扰。《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明珂，中华书局，2009年7月）几乎让我可以想见王明珂是如何穿行在那片高原的褶皱中的，穿行在高山深沟之中。

1994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并在驰名国际学界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终身聘职的王明珂，首次踏上大陆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宁，一路上造访各地考古与民族研究机构，到处递出我印着‘哈佛大学博士’的名片，卖弄着我在西方苦读有成的学问。直到一天，我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见到我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至此，他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转变”，“面对真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于是此后到2003年，这十年间（除了1999年我身在美国），我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真实的‘人’与‘社会’面前从头做一个学生，重新寻找古代羌人与今之羌族”。《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便是他十几年寻羌之旅的见闻记录，介绍了生活在深山沟寨中羌村民众的生活与沟中的文化和传说的点点滴滴。

汶川大地震之时，王明珂《羌在藏汉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的出版，无意中让这本学术名著带上一份悲情和纪念。作为这部著作的副产品的《寻羌》，虽少了学术上深刻，但却更为有血有肉，更让人歔欷感慨——它打开了那些似乎永恒的黑洞，将那些藏在山沟褶皱中的秘密生动而真实地展示出来。“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的独特之处——它们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因此，与《羌在藏汉之间》相比，这本《寻羌》无疑更适合我这个外行阅读，也能纠正猎奇者我的一点错觉，或是自我陶醉或自我欺骗。诚如王明珂在后记中所说：“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事实上，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那些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虽然，对于我来说，这种变迁和幽默有些让我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失望和尴尬，但我得承认，王明珂老师的话绝对正确。

在跟随作家阿来到达格萨尔的故乡阿须草原后，我们在格萨尔神像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神骏昂首扬鬃、刀剑辉映日月、英雄叱咤风云，在威风凛凛的格萨尔铜像前，一位满是沧桑却没有年轮的白发藏族老人，口诵真言，燃起桑烟，当香气浸透河滩时，我们依藏民习俗，手举哈达，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祭拜仪式。接着，阿尼老人在格萨尔铜像前，为我们讲唱起千年的古老故事。

年近70的阿尼是目前四川藏区已知的最年轻最受欢迎的艺人。15岁时，他梦见一位身穿白衣,骑着一匹白马,全副武装的格萨尔化身曼青热嘎 (藏语音译,莲花生大师点化的名字)，在梦中教授他说唱《格萨尔》的唱腔，便开始偷偷学唱《格萨尔》。在当时，他为此常常受到批斗。他的老师曾送给他一杆类似传说中格萨尔用过的九节马鞭,马鞭上挂着一个印有天然菩萨像的翡翠玉,与传说中格萨尔披过的铠甲片相似。他在给我们说唱时,手里依然握着那杆马鞭。说唱中的阿尼，并没有出现传说中如神附体的痴迷情形。在晃动的相机和猎奇的眼光下，他简短的说唱反而有些拘谨，眼中似乎总流露出一丝不自信与疑惑。

说唱完后，阿尼有些笨拙地为我们递上他的名片。明黄的名片上，用红字印着他的三个头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格萨尔说唱家”、“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当我们表示钦佩时，阿尼的眼中掠过一丝得意。2003年9月，坎坷一生的阿尼开始在德格县文化局上班，有了每月300元的固定收入，偶尔还有一点外出说唱时的演出收入，但大多时候属义务说唱。如今，阿尼的最大心愿就是把自己的80个唱腔传下去。目前，德格县文化局有一位汉族姑娘跟随他学习藏语，但阿尼希望他的孙女泽仁曲珍也能继承他的衣钵。阿尼的孙女虽对此有点兴趣，但似乎更崇拜从德格走出去的歌手亚东和台湾歌手阿杜。

这段小插曲，让我想起《寻羌》中记录的民国初期学者黎光明的一段田野考察笔记：

杨喇嘛是瘦瘦的一个身体中平的人，口下倒栽着一股花白胡子。他名慈争顿真，但是他已经讲究到使用名片，右方还题“松潘灵宝寺喇嘛”。他递名片给我们的时候，解释道：“林波寺要翻作灵宝寺才恰当，因为壬烹（林波）原是宝贝的意思。”马大爷却很不满意他公然吧喇嘛二字印在名片上，因为“他哪里进过藏来？怎么配称喇嘛？不过一般人抬举他，称呼他喇嘛就是了”，这是马大爷早就对我们谈过的。

我们把我们的名片递给杨喇嘛以后，他在袋中掏出一只铅笔，在我们的名字旁边注上西番音；同时，马大爷向我们努一努嘴，使个眼色，意思是：“瞧！这怪物公然玩这般讲究！”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对此，王明珂说到：这段文字虽充满戏谑，但当时这位喇嘛的作为与黎光明的偏见均跃然纸上。为何那时以为松潘的喇嘛知道使用名片——某种新事物——是可笑的事？以我自己来说，为何当牟尼沟一位年轻喇嘛在接待我时不停地接手机，这样的举止也让我觉得荒谬可笑？或者这是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边疆”的认识都被一些刻板知识所塑造——他们是边远落伍之人，因此与一些新事物不相称，他们又是我国同胞，所以对一些新事物该有常识。

不过，对于黎光明这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期的研究人员之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完成的，被认为“学术价值不高”而被尘封七十四年未出版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该手稿后由王明珂编校出版——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王明珂编校、导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哈佛大学毕业的王明珂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以及故示客观之人类学论文的我来说，黎光明田野杂记式的报告却是十分清新可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偏见，更难得的是在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相反的，在他文中每个大小人物都活跃纸上。”“我读过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熟悉大小史事及其前因后果，但没有哪一本著作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我也读过许多人类学著作，它们中也没有一本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能有血有肉地描述‘人’，包括文中不经意流露的他‘自己’，而让我感觉身在当时社会之中。”

或许，用王明珂的这些话来评价他自己的田野笔记有些不太适合，但我也找不到更适合的话。我想，如果想亲身感受羌人和他们的山寨，最偷懒也是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读这本笔记吧。

而对于在这本田野考察笔记中有些突兀的陌生的黎光明，王明珂还花了不少文字介绍和感慨：

  黎光明离开史语所后，有几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便投身于军政——这才是他以及他周边的朋友所热衷的革命事业。年轻时黎光明曾与一帮朋友从事反军阀学潮，因此被大学开除，而后他们大都进入黄埔军校。黎光明则因信奉伊斯兰教，难以适应军中生活，所以转入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此，他身边尽是整天谈革命的朋友。1929年与他一同到汶川、松潘考察的王元辉，便是这样一个黄埔军校出身的革命青年。1940年代的先头几年，王元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十六区行政督察区专员，负责整顿川康边区军政民政，铲除鸦片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的革命同志，黎光明、汪一能，也在这几年分任靖化（今川西金川）与松潘县长。

    1942年，王元辉率军铲烟，在懋功（今川西小金）被护烟的会匪、村寨兵勇围困在县城内，赖地方势力出面斡旋才得脱身。1943年，汪一能在松潘铲烟，在安顺关附近被会匪及村寨民兵俘虏，受尽凌虐而死。1946年3月，黎光明刚上任靖化县长才两个月，便设宴伏杀当地掌握鸦片买卖的袍哥头子杜铁樵。以当时的局势来说，黎光明此举几乎是杀身成仁。袍哥武装党徒当晚便围攻县府，次日，县府被攻下，黎光明受害并遭到曝尸之辱。

     读到这些资料时，我想起毛老师的父亲杜杰曾对我说“吃万恶肉”的故事。他说，小时候曾听得大人说，那时松潘有个县长“汪万恶”，到处铲除没收村寨百姓种的鸦片。后来有一天，消息传到热务沟里，说是在安顺关那儿抓到了汪万恶，沟中老少都奔到外头看热闹。他说，汪万恶是个胖子，他死了后还有许多人去抢着挖“万恶肉”吃。近五年来，我多次打金川过。金川也就是黎光明死于其县长任上的靖化。我想起汪一能，想起黎光明及王元辉。我想起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电滞留成都的黎光明，催促他赶紧到岷江上游去做调查，并要他“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又放佛见到在成都的茶坊里，这一帮青年热切地谈论国事。谁料得到，最后他们多以生命来说明“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望着金川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我想，谁还记得黎光明？这儿的人又是怎么说他呢？

本着八卦精神，在对黎光明以及当时的西康进行强劲搜索后，我还找到一本同样有趣的书：任乃强的《西康图经》。

1921年，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任乃强从北京回到家乡南充，协助张澜搞地方自治，建立了四川第一所现代中学——南充中学。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任乃强出版了《四川史地》一书。由于该书是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四川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出版后影响颇大。当时，川康边防指挥部的胡子昂处长正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命，邀请专家考察康区，以备开发。见到此书后，他当即致函请同学任乃强入康考察，任欣然前往。

1929年初夏到1930年孟春，“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的任乃强辞去南充教职，首赴康藏地区进行考察，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他将其整理成文，分为7类，共300条，取名为《西康诡异录》，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登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两篇文字。这其中还藏着一段佳话：

在途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任乃强深感当地文化之魅力，停留达三个月之久。他发现康人有着“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在闻知当地甲日土司夺吉郎加有三位美且慧的女儿后，便请人做媒上门提亲。夺吉郎加将唯一待嫁的女儿罗珠青措许之。

婚礼按藏汉两种习俗举行，前7天在官寨按藏俗举行，后3天在县府按汉俗举行。婚礼期间除举行赛马、跳锅庄外，每天傍晚，人们都聚集在寨廊上，如痴如醉地听新娘的大姐却梅卓玛说唱草地的“蛮三国”，“时读散文，时而韵语讴唱，颇似内地的弹词”。在新娘的协助下，任乃强边听边记，并翻译成韵体汉文，才知“所载尽仙佛故事，与三国演义无涉。”返川后，他将记录下的这段“蛮三国”及其介绍文字刊登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成为最早以汉文译介《格萨尔》文字，也让这段汉藏联姻的佳话平添几分浪漫。

返川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任乃强陆续撰成《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出版，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初版）〈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曾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虽然任乃强的《西康图经》获得的学术地位和赞誉与黎光明尘封的手稿相比有天壤之别，不过，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生动有趣，既可以当学术著作看，也可以当做游记来读，仿若能回到那个年代的康巴。美中不足的是，我看到的是1932年初版的影印本，这次是身体在天堂，眼睛在地狱了。